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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探险记 (英)奥雷尔·斯坦因 著 巫新华 译
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考古的简明读本,探察中西多元文化交融的西域历史图景。
ISBN: 9787559842909

出版时间:2021-11-01

定  价:88.00

责  编:罗财勇
所属板块: 文学出版

图书分类: 文物考古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历史 考古
装帧: 精装

开本: 32

字数: 200 (千字)

页数: 312
图书简介

本书简明扼要地记述了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考古的主要过程和重要收获,复原了中西多元文化交融的西域历史图景。全书辅以大量珍稀考古实景图片、文物图片和遗址平面图,图文并茂,贯通了遗迹和历史的文明脉络,揭开了引人入胜的古迹神秘面纱,让考古报告变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

作者简介

奥雷尔?斯坦因(1862—1943),英国人,原籍匈牙利,20世纪上半叶享誉世界的考古探险家和东方学者。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三次到中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考古探险。根据其考古探险经过及成果,先后撰写出版了《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等。

巫新华,1963年生,博士,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新疆考古中心主任,现任新疆考古队队长,组织翻译外文新疆考古基本资料近2000万字。出版专著(译著)有:《吐鲁番唐代交通路线的考察与研究》《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等。

图书目录

第一章?鸟瞰西域 ?…………………………………………………… 1

第二章?西域往事 ?…………………………………………………… 14

第三章?翻越兴都库什山 ?………………………………………… 32

第四章?首次沙漠探险 ?…………………………………………… 57

第五章?发掘尼雅遗址 ?…………………………………………… 70

第六章?重返尼雅遗址 ?…………………………………………… 94

第七章?发掘米兰遗址 ?………………………………………… 107

第八章?古楼兰探险 ……………………………………………… 122

第九章?横渡罗布泊 ……………………………………………… 138

第十章?古代边境线 ……………………………………………… 157

第十一章?古长城遗址 ?………………………………………… 170

第十二章?千佛洞石窟寺 ?……………………………………… 187

第十三章?密室中的发现 ?……………………………………… 199

第十四章?南山探险 ……………………………………………… 211

第十五章?从额济纳河到天山 ?………………………………… 220

第十六章?吐鲁番古遗迹 ?……………………………………… 229

第十七章?从库鲁克塔格山到喀什 ?…………………………… 245

第十八章?从喀什到阿尔楚尔帕米尔 ?………………………… 257

第十九章?阿姆河上游行纪 ?…………………………………… 273

第二十章?从洛山到撒马尔罕 ?………………………………… 285

序言/前言/后记

前 言

《西域探险记》是奥雷尔·斯坦因在中国西部尤其是新疆地区三次考古探险的通俗著作《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的精编版。

20 世纪初,中国新疆考古探险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引起了国际探险界、收藏界以及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此背景下,英国籍考古探险家斯坦因先后四次进入中国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区进行考古探险,获得大量珍贵文物和考察资料。

1900年7月底,斯坦因到达新疆喀什英国领事馆,在领事马继业的帮助下顺利完成考古探险后勤组织工作。1900年9月11日至10月2日,斯坦因经莎车、皮山到达和田绿洲,重点勘测了昆仑山喀拉喀什河、玉龙喀什河河源地带山区。在斯坦因此后的考古探险中,地理勘测都是他的主要工作内容。1900年12月12日至1901年4 月 19 日,斯坦因探察并发掘了丹丹乌里克遗址、热瓦克遗址、喀拉墩遗址、尼雅遗址和安迪尔遗址,第一次考古探险成果丰硕,震惊世界。

1906年9月15日至1907年2月初,斯坦因探察和发掘了热瓦克遗址、哈达里克遗址、尼雅遗址、安迪尔遗址、楼兰遗址、米兰古城和米兰佛寺遗址。1907年2月21日至6月9日,斯坦因先后探察发掘了敦煌汉代长城遗址、莫高窟千佛洞遗址、酒泉古遗址、张掖古遗址、安西古遗址、哈密古遗址、吐鲁番古遗址、焉耆古遗址以及和田河麻扎塔格古遗址,并广泛进行地理勘测与测绘。

第二次考古探险,斯坦因共获得文物47箱 , 其中30箱是各种古代文字手稿。这些手稿刊布后,再次震惊世界。

1913 年 11 月下旬,斯坦因到达和田,先后探察发掘了尼雅遗址、米兰遗址和楼兰遗址。1914 年 10 月下旬,斯坦因到达吐鲁番盆地,开始发掘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哈拉和卓高昌古城等遗址。1915年8 月初,斯坦因在喀什整理其第三次考古探险所得文物,共装满了182个大箱子,文物数量之多,价值之珍贵,又一次震惊世界。

此后十年,斯坦因主要的工作是整理研究第二、第三次考古探险所得文献与其他文物资料。

1929 年,斯坦因开始筹划第四次考古探险。此时,由于中国社会各界对西方所谓的考古探险家劫掠我国西北地区古文物的强烈反对,斯坦因此次探险几无收获。

斯坦因考古探险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斯坦因在中国西部尤其是在新疆活动时间长,涉及地域广,考古与地理勘测规模大,目标指向性强。

第二,斯坦因的考古探险活动具备长期的东方学学习与学科准备,根据英国利益需要与当地官方进行全面深入的沟通、互动以及资源动员,并有细致周详的人员与后勤准备。

第三,斯坦因对中国新疆的认识和感受立足于西方价值观和英国利益观,探险过程中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目的,避免引起当地官方和百姓的怀疑,可以说,斯坦因的考古探险主观上仍然在为英国政治、军事渗透等方面服务。斯坦因所谓的考古探险,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性质考察,而是典型的文物盗窃和情报收集行为,斯坦因以考古考察为借口,开展一系列地理考察、绘制军事地图等活动便是证据。

斯坦因四次中国新疆考古探险是颇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其掠夺中国文物的行为破坏了我国古代历史文化遗址,损害了我国国家主权。

巫新华

于新疆工作旅途中

2021年8月

精彩预览

第二章 西域往事

在过去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由于东西方文明的交互影响,西域曾上演了无数的历史故事。

汉朝时,为了抵御匈奴人的袭扰,经过不懈努力,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终于收复了南山北麓地区。这个故事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大约在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希望能够与他们联手抗击匈奴人。此前,强劲的游牧部落组成大的部落联盟,不断南下,劫掠中国北部地区,已长达数百年。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约20年,大月氏人被匈奴人驱逐,离开南山北麓故土向西迁徙,最后在阿姆河畔建立了新的国家。

张骞出使西域,历尽了艰难困苦(一度为匈奴所虏,囚禁长达十年),最后到达大月氏。不过,大月氏人已经安于新的领地,不愿意返回故土,向匈奴人寻仇报复。张骞出使的目的宣告失败。然而,张骞这次出使却正式开辟了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直接交流往来的新纪元。

张骞出使在外13年,后来取道塔里木盆地返回汉朝。张骞出使时随行的有100多人,归来时仅剩下一个同伴。回到长安后,张骞对他到过的西域各国,以及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波斯、印度等都有详细的报告。汉朝人由此得知,在边陲的“蛮夷之外”,还有十分开化的民族。

张骞是中国了解外部世界的第一人。此后不久,汉武帝便认识到,与西域各民族交往,在通商贸易和政治军事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加上汉朝在这位英明睿智的君主治理下已经安定巩固,经营西域便成为国策。

推行这项政策的最直接目的是开通一条经过塔里木盆地到达阿姆河流域的大通道。西汉时期,从中国到西亚有人居住的地方,河西走廊的南山北麓是天然通道。然而,这里一直被匈奴人占据,致使东西方阻隔。汉朝人开通这条通道的努力便表现在抵抗匈奴人方面。汉武帝不断大规模派遣军队进攻匈奴。

他的努力很快得到回报。在取得几次大的胜利之后,匈奴人退回了沙漠以北地区。公元前121年,河西走廊摆脱了匈奴人的控制,西汉王朝设立酒泉郡管辖这一地区。

除了沿着这条大道向西域的军事推进,汉朝还派遣使节前往塔里木盆地内外诸国进行政治活动,最远的地方竟然到达巴克特里亚和波斯。这些使节携带汉朝出产的珍贵丝绸和其他物品,向西域诸国显示汉朝的国力和富庶。从此以后,丝绸便经由安息和叙利亚输送到地中海沿岸国家。而号称“丝绸人”的汉朝人的名声,很快响彻了希腊和罗马。汉朝的这种丝绸贸易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丝绸一直被作为中国独家生产的珍贵商品进行出口贸易。

汉朝向西发展的开拓者张骞被皇帝授予“大行”之职,于公元前115年第三次奉使归国后,大约一年便逝世了。自从张骞凿空以后,汉朝与西域的交往日渐频繁,“使者相望于道”,往往达数百人。

为了获得最大的贸易利益,就必须利用这条通道为汉朝的商品,特别是贵重的丝绸织品寻找到新的市场。汉武帝发起的经营西域的重大举措,除了政治目的,还与贸易等经济利益有关。但是,联合大月氏和天山以北的乌孙夹击匈奴,即使不是为了与西域交往,那么此后汉朝使节在西域遭遇的麻烦,也会迫使汉朝采取措施,对匈奴进行遏制。因为在刚开始经营西域的几年时间里,汉朝使节在塔里木盆地遭到了严重困扰,各国臣民和酋长常常拒绝供给汉朝使节给养,甚至直接攻击他们。更为糟糕的是,天山北部的匈奴势力并未破灭,匈奴的骑兵经常出现在楼兰等地,“遮击使西国者”。

鉴于这种局面,汉朝很快便作出了使用武力保护沿南山北麓交通路线的决策。进行这样的军事行动,汉朝不是没有准备的。早在第一次征服这条天然大通道之后,汉朝就已经开始沿线修筑屯戍设施,并把秦始皇防御匈奴修建的长城向西延伸修筑下去,以保障其大规模的西进政策。

历史上,为了谋求贸易利益和进行文化交流而动用政治力量和采取军事行动加以保障的事例比比皆是,屡见不鲜。汉朝从实行经营西域政策开始,便决定了他们对西域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塔里木盆地那些零散狭小的绿洲。但是,这些地方距离汉朝实在太远,后来大宛人不尊重汉朝使者的行为进一步恶化,直至演变为劫杀汉朝使者的重大事件。

为了维护汉朝声威,讨伐行动势在必行。公元前104年,汉朝派遣一支远征军讨伐大宛。然而,这次军事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远征军横越盐泽(即罗布泊),途中艰难万状,精疲力尽,减员严重,在未到达大宛之前,部队便已耗尽全部给养,到达大宛边境时,首次攻城便大败而归。为雪洗前辱,汉武帝倾全国之力再度远征大宛。公元前102年,李广利将军率领6万多人的军队,并辅之以庞大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西出敦煌,再次讨伐大宛。

这一次,汉朝凭借有效的组织能力战胜了远征所有困难。

李广利将军率领3万多将士直捣大宛国都城,以绝对优势迫使大宛国投降,取得完全胜利。汉朝的声威因此大振,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小国相率称臣于汉朝。自此,汉朝管理这条天然通道和塔里木盆地绿洲长达一个多世纪,一直到公元初年汉朝内18乱,西汉王朝终结时为止。

汉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之所以能够如此长久,与其说是由于武力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外交手段运用得当,以及优秀文明的巨大影响力。

从古代文献记载频频提及的“丝织品”,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汉朝的这些手工业产品正源源不断地向西方输出。自然,那时汉朝一定也带回不少外国的物产,其中以东伊朗的产品最为突出。关于西方物产的传入,在中国古代众多文献中都有记载。

塔里木盆地的考古发掘结果表明,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当地文明受中国、波斯和印度三种文化影响,而具有多文化融合的特征。可以说,西域交通开通之时,即是这种文化融合的初始阶段。从公元3世纪左右废弃的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居民使用的是一种印欧语系古代语言,说明他们很可能是同一个民族,说同一种语言。

在极度干旱的地区,因为严酷自然环境的局限,只有较大的人类团体依靠组织严密的灌溉体系才能生存。这些靠社会秩序、制度赖以生存的定居民族,特别善于吸收和传播来自远东以及西方的各种优秀文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塔里木盆地的地理位置及其特点,似乎也是上天专门为这种重大的历史作用而特意安排和准备的。昆仑山和天山之间的广大地区,虽然没有可以用作牧场的土地,但是大自然也给予特别的关照,使其不致成为大规模民族迁徙的通道和因而产生各种动乱的历史舞台。

…………

我所获得的与佛教有关的文物表明,当时佛教在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居民的精神生活中已经占有显著地位。在一座颓败的建筑遗址旁的垃圾堆中,我发掘出土了大量文书。从这些文书可以看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在尼雅遗址中,我共获得了数百件简牍文书,其内容大多是公文、契约、账簿等,它们都是用梵文和佉卢文字体书写。这两种字体,公元前后1世纪曾在印度西北部和阿富汗邻近地区广泛流行。

根据这些遗址,我们可以推想出绿洲居民当时的物质生活。果园中已经枯死1600年的果树,至今仍能让人清楚地辨识出来。此外,诸如篱笆、建筑材料等表明,当时的种植条件、作物和气候条件与现在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情形完全一致。

我们对塔里木盆地随后近三个世纪的历史不甚了解。其原因是,随着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逐渐衰落,有关西域的史料也随之阙如。

公元4世纪时,匈奴人开始大规模西迁。此后大约一个世纪,塔里木盆地及其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都处于匈奴分支势力的控制范围内,他们就是西亚等地所说的嚈哒人(白匈奴人)。

这片广阔的区域,无论处于谁的控制之下,对于已经深深植根于各绿洲沃土中的中国文明而言,似乎都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当然也没有能够阻止那些从伊朗东部和印度缓慢传播而来的佛教及其文化艺术。

到了公元6世纪中叶,游牧民族再次掀起沿天山向西迁徙的浪潮。这股浪潮时缓时急,最终止于突厥部落大团聚之时。

这样,以前所有被嚈哒人控制的区域,这时则全部归属于突厥各部众。这些突厥人,就是《史记》记载的西突厥人。他们在中国边陲经营甚久。直到公元589年,中国终于结束300余年的分裂局面重归统一。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国威声势重新得以张扬。唐朝初期,朝廷对西北采取严格的退守政策,但不久便改为采取大规模的西进政策,唐朝的声威大振,其影响力超过此前的历朝历代。西突厥在唐朝纵横捭阖外交政策的强大攻势下,分崩离析,势力被严重削弱,哈密、吐鲁番因此先后摆脱了西突厥的羁绊而归附唐朝。公元657年,西突厥灭亡。此后,阿尔泰山一直到兴都库什山以外的广大地区摆脱了西突厥的控制,归入唐朝。

唐朝从西突厥手中继承这片土地后,派驻安西四镇的军队不仅要保护塔里木盆地的绿洲,还要兼顾保护天山北部的大片地区。天山北部是游牧民族最好的草场所在地。那时,突厥人仍时常飘忽往来于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唐朝军队因此常常遭受侵扰。而此时吐蕃已经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军事集权王朝,成为唐朝更加严重的边患。

到了公元8世纪中叶,除了南面吐蕃人的军事威胁,阿拉伯人的势力也不断东扩,并征服了阿姆河盆地,唐朝的西部边陲又面临一种新的威胁。吐蕃人极力想与阿拉伯人联手,抵抗唐朝在西域的军事优势。他们突入印度河流域以后,横越现在的吉尔吉特河和现在亚辛的兴都库什山,进入阿姆河上游流域,从塔里木盆地的两翼向东扩张。吐蕃人和阿拉伯人的联合,严重威胁到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地位。为了消除这种威胁,公元747年,唐朝将军高仙芝率部横越帕米尔高原,长途奔袭冰雪皑皑的兴都库什山达尔阔特山口,一举击败了吐蕃人。这一军事壮举,最能够证明唐朝军队具有超群的能力,即善于利用严密组织来征服任何严酷的困难。

高仙芝的远征虽然大大提高了唐朝的军事威望,但是由于突厥人的背叛,两年后(公元750年前后),在塔什干城附近与阿拉伯人的一次激战中遭到了失败。此后,吐蕃人自南向北进攻,占领了敦煌和南山山脉的一段领地,截断了塔里木盆地与唐朝的所有交通联系。然而,坚守塔里木盆地的唐朝驻军孤军奋战,继续维持唐朝在那里的统治达40年之久。

唐朝的统治退出之后,在将近400年间的时间里,塔里木盆地陷入最为混乱的时期。我们知道,吐蕃人统治塔里木盆地不到100年。在这之后,塔里木盆地西部的疏勒以及其他沙漠绿洲统归于突厥酋长管辖,伊斯兰教得以乘机传入。公元1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伊斯兰教的发展,佛教及其文化艺术在这一地区逐渐衰落并最终消亡。

然而,在塔里木盆地东北部和天山东部的吐鲁番盆地一带,佛教仍然存在并得到继续传播。此外,由于回鹘酋长的保护,摩尼教和景教在那里也与佛教一同得到发展。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当地回鹘酋长的远见卓识,也在于突厥人对于先进文明的强大融合能力。如今,维吾尔语能够通行塔里木盆地各处,原因便在于此。不过,塔里木盆地大多数居民至今仍然保持着阿尔卑斯种型的特征。这种特征在帕米尔高原山区居民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欧也有一些民族具有突厥人特征,但其血统中的混杂成分极其微弱。

在公元10世纪到12世纪的政治形势下,人们很难相信塔里木盆地还跟以前一样,仍然是西亚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唐代衰微,宋代继起,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政策虽非极端的退守,但最多也只能算是消极的抵抗。

公元13世纪初期的20多年间,在成吉思汗的统领下,蒙古势力迅速兴起,亚洲的政治形势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到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在甘肃驾崩时,从黑海到黄河一带的所有地域都归于蒙古大汗的直接统治之下了。成吉思汗驾崩以后,其继任者继续征战了30余年,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洲大陆。于是,中国和近东以及欧洲的贸易通道又一次重新开启。

这一时期,天山南北各商道畅通了大约一个世纪以上。那时,欧洲前往中国的使臣、商人以及旅行家络绎不绝。史料对于他们长途跋涉的经历都有记载,并流传至今。

忽必烈驾崩后不到100年,元朝内乱频仍,王朝因而倾覆,明朝代之而起。为了防止蒙古人重新入关,明朝在甘肃西北一带采取退守政策,禁止贸易往来,安于现状,欣然自足。

海上交通路线的开辟始于中国,经过阿拉伯人的大力发展,到了葡萄牙人第一次远航到达印度之时,海上交通已经变得十分重要。因此,古代中亚大道对于西方贸易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到17世纪末,天山北部蒙古部族的准噶尔人兴起,迫使新兴气盛的清朝再次进入亚洲腹地。大约在1755年,清朝乾隆皇帝发兵大举讨伐准噶尔部,塔里木盆地及其北部的准噶尔部又一次直接归入中央王朝的治理之下。一如汉唐故事,原本纯粹的防御政策,实行的结果却使中央王朝的势力扩展至广大的中亚地区,以及帕米尔和阿尔泰一带。

直到今日,中国虽然日渐衰落,19世纪末西北东干人也曾一度叛乱,然而,中国对这些地方的治理依然如故。其原因就在于,历史上中国的西部边陲第一次与俄国等列强相邻,而这些强国能够强有力地辖制边民和禁止游牧民族随意迁徙。俄国人这一时期占领了肥沃的伊犁河谷,为中国1877年收复新疆的举动提供了便利。这一时期最初的10年间,塔里木盆地陷入无政府状态,而后又遭受阿古柏的蹂躏。不过这些都未影响这一地区的大局。

天山同昆仑山之间的沙漠绿洲,现在已经不再是贸易大道的必经之地。那片土地上那些勇敢坚忍地贩运货物的骆驼,仍然与张骞、马可?波罗的时代一样,是主要的运输工具,至今还没有汽车和火车来替代它们。曾经在中亚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它的历史影响力仍然足以维持那片土地的和平。

第十二章?千佛洞石窟寺

在第一次探险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我一直在筹划第二次探险,并决心将探险范围扩大到中国西北部的甘肃省。

我的好友罗克奇教授曾经向我说过敦煌千佛洞,1879年他曾随赛陈尼伯爵的探险队到过那里,因而更加强烈地刺激了我渴望进行第二次探险考察的心愿。

1907年3月,我到达敦煌绿洲。几天之内我就疏通了各种关节,第一次踏进了那片宝地,探访了千佛洞石窟寺。就在那一刻,我怀着无比激动和兴奋的心情,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夙愿即将实现了。

千佛洞石窟寺位于敦煌东南部一条荒凉山谷的谷口,开凿在陡峭的悬崖峭壁上,距离敦煌绿洲大约12英里。山谷中有一条小溪从南山山脉中流下,横穿山谷中的沙丘,不过现在仅流至石窟寺前面便已干涸。小溪流出的山崖石壁上,分布着很多洞穴。这些洞穴规模不大,但很幽暗,洞内全无壁画,很像欧洲上古隐士隐居的迪拜斯洞穴。我认为,这些洞穴很可能就是供僧人们居住的地方。

自山崖向上,可以看见数百个大大小小的石窟,它们错落有致,犹如蜂房一般分布在深暗色的崖壁上。石窟寺从崖壁底部向上直到悬崖顶端,一行行密集排列绵延伸展的长度竟然有0.5英里以上。这些让我惊叹不已的石窟墙壁上都绘有壁画,甚至连洞窟外面也绘有壁画。而那个内部塑有大佛像的洞窟,更是老远便可一眼看见;洞窟内的巨大佛像雕塑高约90英尺,为了给大佛像以适当的空间,人们沿着山崖又修凿了许多屋子。屋子层叠而上,每个房间都有通向大佛像所在石窟的通道和采光口。

所有的石窟寺原来都凿有穹形的门,由于有些石窟寺外墙壁和内里涂有白石灰粉的内墙倒塌,洞窟便完全显露了出来。

因而许多石窟无论原来有无石门框,后来都修筑了木门廊,不过它们也都已经残破不堪。向上层石窟攀爬了一段,发现连接各石窟之间的木栈道阶梯也已几乎完全破损腐朽,以至于山崖上许多石窟无法上去。不过由于穹门和木门廊都已经损坏殆尽,很容易便能够看见上层石窟内部的布置与装饰,它们在形式上与山崖下部那些石窟看上去并无太大区别。

石窟寺所在山前方地面以及底层石窟进口处,数百年来堆积了很高的流沙,不过并不影响向上攀爬进入。很快我就弄清了这些石窟通常的平面形制以及一般构造方面的布置情况,它们全部都比较一致。从长方形穹门进入石窟内部,要经过一条高而较宽的通道,这条通道同时也是采光通风口。各石窟内部大都是单单一座矩形前厅,以方形为多,于崖壁凿空砂岩而成,顶部呈圆锥形。

前厅内部通常有一座矩形平台,台上雕塑有用缯彩装饰的塑像。台中央一般端坐一尊趺坐佛像,两旁随侍几个菩萨。各石窟菩萨像的数量并不完全一致,但一般都采用双侧对称的方式排列。千百年来,石窟内的塑像因雕塑用材因素和自然侵蚀,甚至遭受偶像破坏者恶意损坏以及善男信女重修和重塑的毁坏,毁损程度之严重,令人痛心疾首。

无论千佛洞石窟寺经受的破坏如何严重,现在保存下来的丰富的古代文物实物足以证明,由古希腊式佛教美术艺术发展而来的雕塑技术,以及经此地传播到远东的中亚佛教都曾经在敦煌存在和传播了很长的时期。

许多石窟内的雕塑造像的头脸和手臂,有些甚至连同上身,都已经毁于无知的破坏者之手,近来又遭受信徒的修缮。

现代修缮的粗制滥造令人无法忍受,不过倒反衬出保存下来的那些古代塑像残部的美轮美奂。具体而言,比如衣褶布置安排之匀称,塑像颜色调和之精当,即是具体实例。大多数佛像都曾贴金或镏金,现在仍然依稀可辨,雕塑技法成熟高超。此外,印度西北边省梵延依山凿石修筑的大型佛像,以及和田各处佛教塑像表现出来的著名佛教美术形态,在这里都有具体的体现。

大型石窟寺以及许多小石窟寺石灰粉墙壁上的古代壁画,虽然都是佛教内容,但是其美术价值之珍贵,令人叹为观止。

……

第十六章 吐鲁番古遗迹

离开额济纳河后,我把探险队分成几个小队,直到1914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才在哈喇和卓绿洲重新会合。哈喇和卓绿洲位于吐鲁番盆地中央,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选择吐鲁番作为我的冬季探险目的地和主要考古发掘地,有考古学和地理学方面的原因。就地形而言,吐鲁番盆地在很密集的地理范围内,各种极度干旱地区的自然现象都集中在了一起,塔里木盆地所有的一切特点,这里都有所表现。除此以外,吐鲁番地表径流的终点盐湖,是全世界陆地中位于海平面以下最低的一个下陷地层。

吐鲁番盆地的北面是天山山脉大量积雪的博格达山,南面是滴水全无的库鲁克塔格山,而吐鲁番盆地就夹在两条山脉中间。沿着库鲁克塔格山麓,是一条巨大的地质断层槽。断层下陷最深的地方,在海平面1000英尺以下,成为吐鲁番盆地最奇异的特点。盐湖沼泽大部分都已干涸,与罗布泊相比较,干涸湖床的规模有如小巫见大巫。向北是荒凉的高山坡地,斜坡上广阔无垠的古冰川河谷逶迤而下,与和田东部的昆仑山地区极为相似。山麓部分由于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地质地层变位,隆起了一连串荒凉的丘陵,并向盆地下部延伸,由此构造出了地质断层槽。这些丘陵,因为都是裸露的红色砂岩层和砾石岩层,中国人称之为“火焰山”。

吐鲁番盆地的绿洲灌溉用水并不是从天山流至绿洲边缘的雪水,而是通过坎儿井引导从山上潜流下来的地下水。吐鲁番盆地气候干燥,并且因为槽谷过低,一年多半时间极其炎热。

而由于炎热的气候以及泉水和坎儿井的灌溉,吐鲁番盆地绿洲可以实现一年两熟。在这种气候适宜的环境条件下施以灌溉和管理,再加上土地肥沃,当地谷类以及水果、棉花等出产丰富,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现在所见到的吐鲁番,商业发达,贸易兴盛。从历史记载和保留至今的历史遗迹看,过去这里也很富庶。这不仅是因为那有限的一点土地适宜垦殖,还应归功于当地与天山北部各地交通往来便利,便于贸易。天山北部因为气候比较湿润,分布有广阔的优质牧场,那里出产的牲畜、羊毛之类的农牧产品,正是吐鲁番所缺乏的。而博格达山东西方向的山谷通道又终年可以通行,交易往来,十分方便。大自然的这一眷顾,造就了吐鲁番盆地的繁荣。

吐鲁番盆地和迪化及古城之间互相依赖的情形,从这些地方的古代政治史中也都可以反映出来。汉唐时期,无论是北方的匈奴人、突厥人还是中国内地人来统辖这些地方,那时的车师前国和车师后国的政治命运同现在一样,也都是密不可分的。公元8世纪末,唐朝在中亚的势力趋于衰落以后,这些地区的情形还是一样。公元790年,车师后国的都城北庭都护府被吐蕃和葛逻禄联军攻破,不同势力对这些地区的争夺也就此告终。

到了公元9世纪中叶,回鹘人在中国西北边陲突破了吐蕃人的势力,统有东天山的大半地区,于是吐鲁番及其以北广大地区成为回鹘可汗的牙帐所在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数百年。在中亚原先是游牧民族的回鹘人,来到这里后,更热心于享受自己的传统生活,同时也能够灵活适应新的变化。一方面,一到夏季,回鹘可汗便把他们的牙帐迁移到天山北坡,享受传统的生活方式,并长久地这样保持下去。另一方面,则向居住在吐鲁番绿洲的人们吸取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力量,用以加强自己的势力,享受拥有属地的快乐。

回鹘人统治吐鲁番盆地,一直到公元13世纪初蒙古人征服此地时为止,但是从文化方面来看,就在此后也没有发生什么较大的变化。据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王延德出使高昌回鹘时所作的记录,那时的吐鲁番仍很兴盛,佛寺众多,还有许多从波斯来的摩尼教僧侣。王延德也看到回鹘可汗仍不忘游牧旧习,每年都要到天山北坡去居住一些时候。蒙古人统治的时间,回鹘酋长虽然已改宗伊斯兰教,但是一直到公元1420年苏里唐?沙鲁克出使中国经过此地时,佛教依然昌盛。

吐鲁番的佛教信仰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回鹘统治时期又没有遭受过激烈的变乱,因此伊斯兰时期以前的文化遗存,如宗教、文学、美术之类,四五百年来还能够比较完好地留存至今。同时,因为吐鲁番盆地特别适宜灌溉,历史上,在很长的时期里耕地面积也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动。在塔里木盆地的尼雅或楼兰,有许多废弃的遗址或无人居住的处所,为我们还原古代人们日常生活真实情景提供了依据。与那里不同的是,吐鲁番盆地几乎所有重要的古代遗迹都未曾被完全毁坏,或者说未曾被人们完全废弃。在这里,所有伊斯兰时期以前的遗迹等,实际上都在绿洲或绿洲附近。也就是说,它们离人类的生活区域并不遥远,甚或就在城市和乡村附近。

因为吐鲁番盆地非常容易寻找和到达,所以一直到19世纪末,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俄国旅行家都曾关注过这里。在俄国旅行家的影响下,后来德国和日本的探险队也都先后来到这里,并做过大规模的考古学活动。在这些探险队中,尤以1907年著名的德国学者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两位教授所得各类文物最为丰富。不过,1907年我来到此地并做短期停留时,发现吐鲁番的古代遗址并未完全发掘干净。

因此,我当即决定,用一个冬季的时间,以吐鲁番为主要目的地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学和地理学考察。拉尔?辛格的职业精神使他永远期望新的工作,于是我派他去测量那片大部未被勘测的库鲁克塔格沙漠区域。另外一位测量员,我则安排他在吐鲁番盆地进行地理测量工作。而我和另外两位印度助手当即就开始考古学方面的工作。此后三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一直忙于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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