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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说 暗夜中的眼睛——一名日本间谍的摄影情报档案1924—1938 杨红林 编著
当行踪诡秘的外国观光客用镜头肆意聚焦我们的城乡民情、地理交通、军政情报、资源物产时……
ISBN: 9787559816733

出版时间:2019-05-01

定  价:68.00

责  编:柏欲江 杨广恩
所属板块: 文学出版

图书分类: 史料典籍

读者对象: 大众读者,历史爱好者

上架建议: 文化 历史
装帧: 精装

开本: 16

字数: 297 (千字)

页数: 360
图书简介

《暗夜中的眼睛——一名日本间谍的摄影情报档案1924—1938》一书,讲述了一名日本间谍岛崎役治借民间摄影师之名,从1924年到1938年在中国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民情和民族问题的情报刺探与搜集的间谍活动。

日本间谍可谓无孔不入,他们刺探和搜集的情报非常细致、精确,以致将那个时期中国各个方面的状况一览无遗地暴露在众人面前,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和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做了详细的信息铺垫。书中出自日本间谍及各类“观光客”对中国政治、军事、民情和民心的分析,可以看到那时中国由于人穷国弱、民国政府无能腐败而处处被列强鄙视和欺侮的事实。这既刺痛着我们的心,也真实反映了那时中国的现状,这对于今天的我们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镜鉴意义。

作者简介

杨红林,笔名南庄,1973年生,历史学硕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及老照片研究。

发表过《义和团时期西方影像背后的“中国观”》等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有《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经典影像背后的晚清社会》《经典影像背后的民国社会》《叶赫那拉家女人的私家相册》《半世繁华——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1915:中国表情》等著作。

图书目录

绪论:近代日本间谍在华摄影活动 /001

第一章 城镇扫描 /019

一、“满蒙生命线”/020

二、向华北渗透 /038

三、江南风物 /058

四、觊觎西南 /073

第二章 地理交通 /081

一、山川概貌 /082

二、盗测中国 /096

三、铁路命脉 /118

第三章 军政情报 /127

一、所谓“排日”/128

二、中国军情 /148

三、暗访东北义勇军 /160

第四章 资源物产 /171

一、经济调查 /172

二、矿产 /185

三、富饶的土地 /196

第五章 民情大观 /213

一、扭曲的中国观 /214

二、蒙地风情 /234

三、异域猎奇 /248

第六章 消失的风景 /265

一、风景名胜 /266

二、古迹历史调查 /286

第七章 罪行的供状 /313

一、侵略“战迹”/319

二、战死者纪念建筑 /324

三、殖民“业绩”/334

参考文献 /341

后记 /345

序言/前言/后记

影像的占领(代序)

民国十七年(1928)1月,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了一本名为《日本论》的薄薄的小册子,书的作者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该书的第一章,早年曾留学日本的戴季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同胞明确指出了“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他开宗明义地感慨道:

中国到日本去留学的人,也就不少了。的确的数目,虽然不晓得,大概至少总应该有十万人。这十万留学生,他们对于“日本”这个题目,有什么样的研究?除了三十年前黄公度(黄遵宪,清末著名外交家——笔者注)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国志》刊行而外,我没有看见有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我自己对于日本,也没有作过什么系统的研究,没有较为成器的著作。……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令人唏嘘的是,距离戴季陶著述《日本论》整整80年后,中国与日本两个国家间互相打量时的态度,居然惊人地原封不动:日本不遗余力地刺探有关中国的情报,而后者的态度却截然相反。2500年前,我们的先祖就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格言,可惜的是后人却漠然置之,反倒被虎视眈眈的外人奉为圭臬。或许,这也正是近代以来我们在同对方的较量中屡屡失败的原因之一罢。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所讲述的主角以及他们所拍摄的数以千计的照片或许会再度刺痛我们的神经。

众所周知,所谓间谍,既可专指被情报机构秘密派遣到敌对方从事以窃密为主的各种非法谍报活动的特工人员,又可泛指在敌对方采取各种手段搜集情报或进行侦查活动的人员。提起日本近代侵华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间谍,人们通常首先会联想到宗方小太郎、荒尾精、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川岛芳子、南云造子等名字。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长达100多年的侵华过程中,除了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专业间谍外,日本还拥有一支庞大的“业余”间谍队伍。这些人员打着民间机构的旗号,以商人、学者、旅行者乃至妓女等身份为掩护,充当为本国政府搜集情报的志愿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提供了支持。而本书的主角,正是这支庞大的“业余”间谍队伍中的一员。

2009年,当笔者面对着四十余本名为《亚细亚大观》《亚东印画辑》《满蒙印画辑》的老相册时,立即被里面3000多张老照片所呈现的那个时代和那个世界震惊了。而透过那一张张发黄的照片,我们又仿佛看到一些风尘仆仆的身影,他们如幽灵般常年潜行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他们如观光客般将照相机对准山川、河流,对准铁路、港口,对准森林、矿山……一切都似乎在不经意间完成。或许,当年这些“观光客”的身边也曾有好奇的围观者,只是神情麻木的国人哪里会知道,自己正如标本一样进入别人的实验室!

毋庸置疑,尽管这些照片的摄影者只能算是为政府效忠的“业余”间谍,但仅就职业素养而言,他们绝对是合格的。关于这一点,《亚细亚大观》的发行者在1926年8月公开标榜道:

我亚细亚大观社不揣冒昧,为迎合时代之要求,做出一己之贡献起见,创立本社,已有三年。为方便世上有识之士获得相关的知识,我社对中国内地的风俗状况进行了诸般介绍。一直以来,我社唯其所志,担当本分,奋斗不已,勇往直前。这期间,读者诸君对我社给予了诸多的谅解,并对我社寄予了极高的期待。与此同时,也对我社的工作给予了相当的支持和好评。社运蒸蒸日上,日日兴隆。社员们对此感动不已,诸位的支持和肯定。如今,又有一大喜事,让我社铭记在心,感激不已,并引以为豪,时时激励着我们继续奋发向上。我谨在此向与我怀有同感的读者诸君,敬告此事。这一光荣和喜悦,应该永远得到铭记。

我社在本年六月谨将编纂的照片集呈上九重云深的禁中。蒙陛下与摄政宫殿下的睿览,实在是荣幸光荣之至。不仅如此,还蒙宫内省下旨,嗣后每集都需编纂两部,呈献宫中。对于我社来说,这是何等的光荣之事啊。此无上之名誉,未曾想望之殊荣,诚令我社不胜惶恐。这等恩宠,我社必将永远铭刻在心,以期报效。

如读者诸君所明鉴,我社的照片,一向秉承我社的宗旨,本着诚意和责任进行拍摄,制作和发表。为此,我社的社员们忍耐诸般艰难困苦,不惜远涉艰险远僻之地,度乌烟瘴气之境,冒兵火劫乱之险。实地探访踏足各个地区,不欺人,不自欺。只求为读者诸君奉上精益求精的作品,此外再无旁骛。既往已蒙读者诸君的支持和鼓励,便已不再奢求其他。而今又蒙此一无上恩典,我社便只能兢兢业业,奋发向上。誓不负陛下及读者诸君众望。当本刊发行此期纪念号之际,特此记录所想所感,聊以自勉。

回顾历史,我们必须承认,在收集对手情报方面,日本无疑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民族。正如英国学者理查德·迪肯在其名作《日谍秘史》中指出的,日本民族对于情报的概念,比别的民族和国家都要更广泛,更有想象力,他们为了本民族的利益获取情报的欲望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更为强烈,并认为为国家收集情报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是一种对国家的责任和无限忠诚的表现。

我们不难发现,自近代以来,日本的在华谍报活动一直非常活跃。自从确立将对外侵略的基本国策之后,日本为了掌握中国的地形、气候、物产、军备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资料,在不断派遣各类专业间谍的同时,还积极发动国民自觉扮演“业余”间谍的角色为国家服务。从1872年正式向中国派出间谍池上四郎潜赴东北搜集情报起,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成千上万的各类日本间谍在中国的土地上如幽灵般活跃,将无数的情报汇聚到一起,成为日本军事侵略致胜的一大法宝。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侵华战争,几乎每一个历史节点都能看到日本间谍活跃的身影。从外交官到职业军人,从关东军到“满铁”调查部,从汉口乐善堂到东亚同文书院,几乎每一个间谍组织都曾对日本的对外侵略产生过影响。而更可怕的是,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还有无数的日本人以平民身份积极为政府在中国刺探情报。这支庞大的“业余”间谍队伍,尽管成分复杂,有作家、学者、记者、教师、摄影师、商人、旅行者、留学生、流浪武士、僧侣乃至妓女,但其刺探情报的自觉性和热情却丝毫没有区别。例如著名的汉口乐善堂创立者荒尾精,1886年来华时就是平民身份。在随后几十年间,这位表面上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的商店老板,竟不动声色地编织了一张几乎覆盖中国全境的间谍网。而他在上海创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打着商业调查的旗号分赴中国各地广泛搜集情报,其历时3年编纂而成的《清国通商综览》一书,共二千三百余页,内容包括政治、经济、金融、商贸、教育、产业、交通运输、地理、气候、风俗习惯等,每一项的记述都具体而翔实,从而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侵略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情报。正因如此,当1927年9月荒尾精身染鼠疫而死后,日本国内顿时一片哀叹之声,黑龙会的首脑头山满甚至将其誉为“每五百年才降世的一大伟人”。

与荒尾精的日清贸易研究所相比,另一家打着学术研究机构旗号的日本民间间谍组织——东亚同文书院在中国搜集情报的行动更加疯狂。从1901—1945年长达四十余年间,东亚同文书院先后组织五千余名学员参与对中国的“大旅行”,线路多达700条,所涉足的地区几乎囊括了除西藏以外中国所有省区。为了搜集情报,他们不避艰险,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几乎是靠徒步完成实地考察。正如东亚同文会干事长小川平吉后来曾标榜的:“举凡山川、城邑、人情、风俗,乃至物资丰凶,交通便隘等,纤细而无大漏之地,则北逾黄河,西度阴山,南攀秦蜀峨眉之峰,踏访滇粤苗瑶之野,栉风沐雨,勇往直前,足迹遍及各省。其报告书稿积达二十万页之多。”而东亚同文书院后来编纂出版的《支那省别全志》和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规模庞大,资料丰富,堪称由外国人完成的史无前例的中国志书。

作为本书的主角,《亚细亚大观》等期刊上海量照片的拍摄者岛崎役治等人,无疑也属于形形色色的日本“业余”间谍之列。如果仅仅作为摄影师而言,他们拍摄的照片实在谈不上有多少艺术性,有些甚至明显是仓促之下的抢拍。而就照片的内容而言,除了一些名胜古迹还算符合旅游者的身份之外,那些森林矿山、铁路港口、街道城墙……实在无法掩盖他们的真实目的。而每张照片的文字说明,更是充分暴露出他们的侵略野心。

可以想见,当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时,这些图文并茂的情报大全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再到全面抗战,当侵略者一路势如破竹,而中国军队却节节败退时,除了军力、国力等方面的原因,情报的落后显然也是一大决定性因素。

遗憾的是,当年尽管也有部分国人对于日本的意图有所警惕,但总的看来,对于以民间身份来华搜集情报的日本人,中国的政府官员基本上是不予干涉甚至热情提供便利的。据笔者对民国政府公报的粗略统计,仅在1925、1926两年,外交部及各省政府就先后二十余次向下级机构发出要求保护日本人在所属区域游历考察的训令!只是到“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战争阴云的紧逼下,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通过《亚细亚大观》刊登的照片内容也可以明显看出,关于中国内地省份的照片,基本上都是在1931年前拍摄的,而在此之后,岛崎役治等人的活动范围几乎就限于伪“满洲国”范围内了。

时空穿梭,我们也必须看到,当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尽,和平的天空有时却依然会笼罩着阴云,因此依然需要时刻警惕。一项美国人的调查就发现:“日本官方每年根据各种需要派出专门从事情报收集的间谍约有近万人次,各大企业、公司和9大商社派驻海外的1000个办事处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收集经济与技术情报”。

行文至此,使人不禁联想起一则流传已久的“段子”:20世纪60年代,当中国发现大庆油田的消息传出后,一些西方国家纷纷准备投标为中国提供采油设备,但却因信息闭塞而无从下手。1966年7月,日本三菱重工财团的情报分析人员无意中看到日文版《中国画报》封面上的一张照片:“铁人”王进喜头戴大狗皮帽,身穿厚棉袄,顶着鹅毛大雪,手握钻机刹把,眺望远方,在他背景远处错落地矗立着星星点点的高大井架。而3个月后,《人民中国》又刊登了对王进喜事迹的介绍。通过对照片及事迹介绍进行全面分析,日本人最终判断出了大庆油田的具体位置、生产规模,从而迅速设计出适合中方需求的采油设备,最终一举中标。

我们姑且不论这则“段子”的真实性如何,但它或许能给国人特别的启示。实际上,时至今日,仍不时传出日本间谍在华活动的消息。就在2015年国庆节前夕,中国外交部证实:有日本间谍因在辽宁和浙江从事窃取情报活动被逮捕,有关情况中方已向日方进行了通报。尽管当时日本方面公开否认政府派遣间谍,但联系到过往的历史,我们丝毫没有理由轻松面对此类事件。而对于中国人而言,其实所应该做的还很多很多。从某种意义上讲,90年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所呼吁的或许依然具有时代意义:

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他们的性格怎么样?他们的思想怎么样?他们风俗习惯怎么样?他们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在哪里?他们生活根据在哪里?都要切实做好研究的功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拿句旧话来说,“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无论是怎样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晓得他不可。何况在学术上、思想上、种族上,日本这一个民族,在远东地方,除了中国而外,要算是一个顶大的民族。他的历史,关系着中国、印度、波斯、马来,以及朝鲜、“满洲”、蒙古。近代三百多年来,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重要。我们单就学问本身上说,也有从各种方面作专门研究的价值和必要,决不可淡然置之的。

杨红林

2017年10月于北京

编辑推荐

本书透过一名日本间谍从1924年到1938年在中国所从事的情报刺探与搜集活动,使我们看到那时中国由于人穷国弱、民国政府无能腐败而处处被列强鄙视和欺侮的令人痛心的事实。而事实上,日本某些势力对于中国经济、军事等的窥探从未停止过。本书对于当今国人牢记历史教训,提高对日本某些右翼势力的行为的防范意识,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镜鉴意义。

背景复杂的摄影师,行踪诡秘的观光客,悄无声息地组成了近代日本“踏查中国”暗夜中的窥伺者、别动队……

当行踪诡秘的外国观光客用镜头肆意聚焦我们的城乡民情、地理交通、军政情报、资源物产时……

一份天皇御览的日本刊物,一家“满铁”资助的无名会社,十八年潜伏生涯,三千张偷拍照片,二十余省实地探查,上百座城市立体扫描,亿兆国民被深入剖析,警钟长鸣的历史鞭策。

精彩预览

二、向华北渗透

20世纪初期,一名来自日本的旅行者曾这样评价他眼中的北京城:“支那的都市必以城墙绕之,城市宛如城郭,北京的城郭是城郭中之大者。……可谓壮观无比,然试攀城墙,崇文门西百步之遥有德国炮台,正阳门东150步处有美国炮台,此乃义和团事件之变时筑造者,宫城完全朝向帝国的炮门,其命运系于其上。由此可知,谈支那之独立为期尚远。”显然,尽管日本国民曾经对中华帝国那些辉煌的都市有过羡慕与崇敬,但在近代以来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早已是另一番景象了。当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潮日益盛行,侵略者正虎视眈眈地随时准备发动武力进攻时,即便是面对举世闻名的古都北京,也早已失去昔日的光辉了。

在大肆鼓吹侵占“满蒙”的同时,日本还很早就将目光瞄向华北,并且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就处心积虑地对该地区进行渗透。华北地区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北京、天津及内蒙古一部,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自民国初年以来,日本利用其在中国的影响,频频在华北推出一系列政策和谋略,试图将该地区变成仅次于“满蒙”的在华权益之地。

日本在华北地区的侵略,最集中地体现在对山东的野心上。远在清朝末年,当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在山东获取巨大利益后,羽翼渐丰的日本就对一海之隔的这片土地极度垂涎,并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加紧向青岛等地渗透。据统计,到1913年时,日本在青岛港的贸易总额已仅次于德国。鉴于山东地区经济的发展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国内的政客、军人和外交官等也纷纷频频来这里“游历”和“考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为了趁机攫取利益,竟以对德宣战为由,于同年8月大举出兵山东,侵占青岛及胶济铁路。1915年,日本政府又向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企图把山东完全变为其势力范围。而在战争结束后,日本又不顾国际法和中国的抗议,操纵巴黎和会,强行“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直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在列强的干涉下,日本才被迫交出山东主权。尽管如此,日本对于山东的野心始终没有消除。1928年,当国民革命军进行二次北伐,向奉系军阀张宗昌发起进攻时,日本军队竟以保护侨民为由公然挑起武装冲突,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

或许正是出于及时了解“济南惨案”后山东各地的情况,1929年,当中日两国的外交谈判刚刚结束后,岛崎役治就不惜冒着危险亲身前往山东拍摄,其间他还撰写了《寻访古齐遗迹》《泰安概要》等多篇摄影报道。

《寻访古齐遗迹》

从青州出发,三十分钟之后,到达淄店站。

在到达第一站的时,我们遇到一位日语特别流利的巡警。我们向他询问管仲之墓的所在地,巡警踮起脚尖,告诉我们,他的墓在南方有寺庙坐落的牛山山麓上。我雇了一个脚夫,想请他当向导。然而不论谁听了之后都以匪患兴盛为由拒绝了我。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一个愿意的人,于是我们就出发了。

向着驿站的西南,走过四五条铁路,就来到了一个村落。从这里到牛山山麓,仅仅只有十条铁路左右的距离了。那里有一个枯草遮蔽的小山,就是目的地管仲之墓的所在地了。那里有两块石碑,其中一块已经倒塌了。这样子看起来,确实是有些年月了。墓丘的右边有一颗柏树,无精打采,落寞而立。

……

如今面对荒废无人的墓丘,我不禁深深感叹中国世相变迁之快。为此地拍照之后,我们开始攀登之前的牛山。这里仅仅生长着几颗柏树,砖石所造的寺庙没有一座不遭到破坏的,如今已是不能住人的荒地了。从山顶眺望,美丽的淄博平原尽收眼底,这座山真是可惜了。

……

我们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前进,之后进入了一片柳树和杨树的林子,从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到县城的城门了。城门有些与众不同,城楼很高,上面并列着数不清的枪口。进入城内之后,巡警向我索要入城的相关证件,并坚持如若没有证件则不能让我进城。没办法,我最终只得把自己的名片交给巡警,并说明自己是知县的好朋友,希望他放我进城。于是他拿着名片进城去了,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最终放我进城。

……

1929年二月九日晚上九点半,我到达了博山站。因为是末班车,所以乘客很少,日本人则只有我一个。

因为行李太多,只得付二十文钱,请列车的侍者帮忙。他按照我的要求帮我将行李拿到了指定的地方,之后我又雇了一个中国脚夫帮忙。

我背着行李,前往出站口。刀枪沐浴在黯淡的灯光下,我国的警卫兵正站在这里。

向士兵询问了旅馆的所在之处后,我便前往寻找旅馆。到了之后一看,这地方已经关门,里面隐约透出电灯的光。踌躇之间,我还是敲了敲门,里面的中国人出来开了门。

他将我引进屋里,一边说着“我还以为没有客人了……”之类的客套话,屋里冷极了,就让他把炉子点了。不久,他就来告诉我洗澡水已经烧好了。我急忙跳进了热水中,一洗白日的疲惫。洗完后,又吃了晚饭。吃完时夜已深了。

第二天早晨七点就起床了,想雇一个脚夫,然而此时中国正是正月,也没有脚夫可雇。不得已,只得请旅馆的中国人带我去领事馆了。

领事馆的分馆主任佐佐木先生爽快地迎接了我的到来,并就我这次的摄影工作与我进行了交谈。我拜托他为我找一个向导,然而时值正月,各个方面都打去了电话询问,还是连一个人都找不到。最后全靠佐佐木先生的好意,终于勉强要求了一位在领事馆工作的正要回家的中国人,作为我的陪同向导。

出了领事馆,便来到了城内的西园子街。果然是时值正月,街上的店铺无一不大门紧锁,回归沉静。但余喜庆的红纸和漂亮的春联。走过一个人也没有的街道,穿过南门,便是沙沟河。这里是劳工苦力们的游乐场,今日也是一副寂寥光景。

我们穿过了六道门,才到了南关。孝妇河左岸有一条石板路,其左侧便是美丽的河水在流淌,而城墙则延伸至高高的山顶。从这里继续向前走,有一些颇为风雅的建筑。墙上有白字写着“博爱医院”。一座石桥从这里架设至对岸,构造极其巧妙。前方被柏树包裹着的寺院也有一种引人驻足的雅致。继续向南走,再稍向右拐一点,便是灵泉庙了。

我们走进壮丽的楼门,由石头雕刻而成的玉垣所围绕的灵泉池里满溢着青绿色的池水,北边的水口则涌出滚滚的清水。这便是孝妇河的源流所在。……

清晨,离开旅馆。沿着孝妇河前行。走了约一里半的之后,便来到了陶器的产地山留。正好,当天是博山警备队进行村庄袭击实地演习的一天。进得村里,所到之处都是烧制陶器的窑。沿着小路左拐右拐地前进,不久就穿过村子来到了采炭场。从这里开始又走过了的好些村庄。在轻型铁路的左侧,有一座装饰有石人石兽的墓地。如今,仅有石人的头还留在地上了。究竟是不是明代王让之墓呢,着实无法判断。即便如此,也是珍贵罕有之物,于是我便为其拍摄了照片。继续前行,不久就到了八徒子矿坑。这里有轻铁停车场。之后便来到了八徒子街,沿着河,直通城里。从这里之后便是一条直路,然后又继续走坡路。此地在博山三里开外,因陶瓷器工场与炭矿而发达兴盛。

参观完此地之后,博山的摄影之行也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泰安概要

泰安城,从地理上来看,不过是泰山的一个附属物而已。因其地处泰山的山麓,故得名泰安。自古以来,蒙泰山之余泽,存在,发展,繁荣。现如今,泰安已经获得了无法压倒的城市地位了。

泰安的地理位置,接近山东省的中央部位。其东北部,有泰山神圣的山峰。西则有洋河流经,是名副其实的山水明媚之境。在一大片煞风景的大陆景观之中,这里算是相当出色的风景名胜之地。

县城位于津浦铁路泰安站东南不到二英里处,是附近仅有的物资集散地。这座城镇依靠泰山朝圣者们的香火钱维持生活。去年夏天,国民革命军北上,再加上突然发生的“济南事件”,导致山东政府向泰安迁移。此事已轰动世界。政府的迁移也给予了此地足够的活力,泰安作为泰安政府的所在地,像故事里一样获得了急速的发展。一时间,人口达到了二十五万,再加上集散物资的迅速增加,泰安遂成为两倍于以往的大都市。

随着“济南事件”的圆满解决,省政府又再次迁至济南。就今日看来,泰安的声名与具体情况都已不胜往日。今后,泰安的位置虽然无法凌驾于济南之上,然而泰安正如其名,其位置也将安泰稳固。因为其后永远矗立着神圣的泰山。

只要泰山存在,中国民众对于这座圣山的信仰就会生生不息以致无限。因此,背靠泰山的泰安,也将获得无限的存续。

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的侵略渗透只是其对整个华北野心的一个缩影。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随着北洋军阀的统治结束,为了抵制南京国民政府对华北的统一,日本私下里进行了一系列谋略活动。例如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便大肆活动,积极拉拢阎锡山以及段祺瑞、吴佩孚等势力,企图制造华北政治混乱。中原大战结束后,日本又展开了所谓的“石友三工作”,试图利用石友三、韩复榘、阎锡山等反对张学良。这类活动一直延续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但均大多数均以失败而告终。到1935年,在完全占领了东北之后,日本又将侵略的矛头直指华北,遂策动了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造成华北局势骤然紧张,中华民族面临最危机的关头,中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

在政治军事上步步紧逼之际,日本还通过非法移民、经济调查等手段向华北地区渗透。“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将视线投向了拥有丰富资源和巨大消费市场的华北地区,于是在实施向“满蒙”移民计划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华北的移民力度。特别是1935年汉奸殷汝耕在日军唆使成立伪“冀东政权”后,仅仅1年的时间内,日本在华北的移民就增加了1倍多,达到21362人。以至于当时愤怒的国人讽刺道,在由天津至北平的火车上,日本人“通常占了大半,宽袍大袖,顾盼自雄,履声答答,刺入耳鼓。膳车中备有‘东洋素烧’,报贩手中有日文平津日日新闻,不时还有穿黄制服红帽边的宪警巡查,过丰台车站还可看到高悬的太阳旗”!与此同时,日本形形色色的情报人员还四处活动,积极刺探和搜集社会经济情报。

这一时期,除了“满铁”等官方机构在华北进行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调查外,许多日本移民也以游历为名,前往华北各地调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等,为本国对华北的侵略提供情报。据统计,仅 1937 年 1 月至 4 月间,就至少有 33 批日本人分别以商人、实业家、会社员、学生等身份由天津赴河北等地“游历”。日本人的情报活动,当时也引起了国民政府的警惕。例如1934 年 5 月,国民政府就密令北平市公安局,称“日本近于天津设立国际秘密服务部……以考察测量华北西北地理,包含黄河内蒙新疆等处,令其切实查察”。1934 年 8 月,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现:“日关东军在津日租界秋山街宏济里内,设特务机关,派山木为机关长后,其初步计划,派浪人协同汉奸,携带照相机、测量器等,以游历为名,对于重要地区,如城市飞机场要塞等,作秘密精详之测度”。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奉行妥协的对日外交,因此对于这类间谍行径很难采取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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