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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说宋 宋仁宗:共治时代 吴钩 著
宋史学者、CCTV“2018中国好书”得主 吴钩 重磅新作 绝不仅仅是一部帝王的传记,更是一份王朝治理的经典样本。
ISBN: 9787559826725

出版时间:2020-04-01

定  价:108.00

责  编:梁桂芳 安静 田晨
所属板块: 社科学术出版

图书分类: 中国史

读者对象: 普通大众

上架建议: 中国历史
装帧: 精装

开本: 32

字数: 412 (千字)

页数: 584
图书简介

宋仁宗究竟是平庸之主还是后世帝王效仿的对象?这个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本书以时间为线索,详细讲述了宋仁宗的一生,既包含他作为个体所经历的喜怒哀乐,更着力刻画他作为皇帝要面临的重重考验。

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开国国策指导之下,宋仁宗以其对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温和包容的性格,与其治下宰辅大臣逐渐构筑出一套相对良性的王朝运作机制。在这一机制之下,皇帝并不独揽大权,而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们平定叛乱,开展改革,次第推出选拔人才、改善民生、完善法制等诸多举措。故而,在仁宗统治中后期,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获得长足发展,整个时代呈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因而被冠名“嘉祐之治”,这段时期的治理方式也被后世士人认为是治国之楷模。

从表面看,宋仁宗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皇帝,行事时总是处处受宰辅大臣掣肘。然而,也正是他的万事不自由,正是宰辅大臣的据理力争,才换来这个时代的空前繁荣。

作者简介

宋史研究者,知名历史作家。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张“重新发现宋朝”“重新阐释传统”,著有《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等作品。其中,重点介绍宋朝社会生活的《风雅宋》一书出版之后好评如潮,拿下了含CCTV“2018年中国好书”在内的众多大奖。

图书目录

楔子

第一章“狸猫换太子”

第一节 小皇子出生

第二节 赵祯的三位母亲

第三节 “狸猫换太子”传说

第四节 天禧四年的政争

第五节 皇太子的童年

第二章 乾兴风雨

第一节 真宗上仙

第二节 丁谓弄权

第三节 权臣倒台

第四节 别了,真宗皇帝

第三章 垂帘听政

第一节 太后用人

第二节 曹利用之死

第三节 太后的野心与理性

第四节 少年天子

第四章 仁宗亲政

第一节 太后宾天

第二节 仁宗认母

第三节 反刘太后之政

第四节 废黜郭皇后

第五章 皇帝的烦恼

第一节 仁宗病了

第二节 亲政的挫折

第三节 景祐议乐

第四节 朋党之议

第五节 吕夷简罢相

第六章 边境风云(上)

第一节 元昊叛宋

第二节 战前动员

第三节 首场大战

第四节 攻与守

第五节 胜与负

第七章 边境风云(下)

第一节 辽国来使

第二节 富弼使辽

第三节 连环离间计

第四节 宋夏议和(一)

第五节 宋夏议和(二)

第八章 庆历新政(上)

第一节 吕夷简致仕

第二节 开天章阁

第三节 公用钱案

第四节 争水洛城事

第九章 庆历新政(下)

第一节 新鲜的“朋党论”

第二节 进奏院案

第三节 众贤离朝

第四节 阿张嫁资案

第十章 流年不利

第一节 皇帝的娱乐

第二节 贝州兵变

第三节 宫门惊变

第四节 重开天章阁

第五节 黄河决口

第十一章 欲采花不自由

第一节 册立贵妃

第二节 台谏的抗议(一)

第三节 台谏的抗议(二)

第四节 礼官的抗议

第五节 温成之殇

第十二章 又是多事之秋

第一节 广南有变

第二节 狄青平广南

第三节 宰相被弹劾

第四节 仁宋不豫

第五节 六塔河决口

第十三章 嘉祐之治(上)

第一节 初议立嗣

第二节 嘉祐二年贡举

第三节 嘉祐六年制举

第四节 众贤在朝

第十四章 嘉祐之治(下)

第一节 嘉祐嘉政

第二节 东南茶通商

第三节 解盐通商

第四节 垂拱而治

第十五章 最后的岁月

第一节 伤心的父亲

第二节 再议立嗣

第三节 仁宗上仙

第四节 英宗继位之初

尾声

序言/前言/后记

楔子

中国历朝帝王之中,宋朝第四任君主——宋仁宗赵祯,可谓是一位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却极低的皇帝。

今天的中国人游长城,必会想起秦始皇;游大运河,必会想起隋炀帝;读到“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会想起汉武帝;论及“郑和下西洋”的盛况,会想起明成祖永乐帝。说起古代的治世,人们脑海中出现的也是汉文帝、汉景帝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明皇的“开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很少有人会联想到宋仁宗以及他的时代。

而当人们提及皇帝中的艺术家、艺术家中的皇帝时,想说的也必定是宋徽宗赵佶,而不太可能是宋仁宗赵祯。宋徽宗确实是位天才艺术家,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宋人著《画继》,评徽宗画艺:“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独于翎毛,尤为注意。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众史莫能也。”明人编《书史会要》,评徽宗书法:“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连金国皇帝金章宗都是宋徽宗书画艺术的狂热追随者,据说金章宗“嗜好书札,悉效宣和(徽宗年号),字画尤为逼真”。即使在今天,仍有大量文艺青年将宋徽宗奉为艺术上的偶像。

但许多人未必知道,宋仁宗赵祯也是一位颇有才情的艺术家。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在春宫,闲时画马为戏”;其书法造诣更是不输宋徽宗:“万几之暇,惟亲翰墨,而飞白尤神妙(飞白体,指中国书法的一种笔法)。凡飞白以点画象物,而点最难工。”他还通晓音乐:“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

然而,不管在彼时的文艺圈内,还是在长时段的艺术史上,宋仁宗的存在感都非常低,以至宋人认为“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官家”是宋人对君主的称呼,宋人习惯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称皇帝为“官家”。与宋仁宗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宋徽宗,修史者评“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独不能为君耳”。

甚至民间文人编造故事,也不喜欢拿宋仁宗当主角。宋太祖有“千里送京娘”的传说,宋徽宗有“私会李师师”的演义,明朝正德皇帝有“游龙戏凤”的风流韵事,宋仁宗却连一个可供坊间文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也没有。虽然宋仁宗与张贵妃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但知名度远不如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长恨歌”,不见有诗人写诗吟咏,也不见民间文人编排成动人的戏剧;即使在广为传播的“狸猫换太子”戏文中,那个可怜的太子就是宋仁宗,但他扮演的却是“打酱油”的角色,真正的主角是包拯,戏文成就的也是“包青天”的美名。

实际上,自元明以降,以仁宗时代为历史背景的民间文艺作品倒是挺多的,比如包公故事、杨家将故事、呼家将故事、狄青故事。就连讲述徽宗朝故事的《水浒传》,也是从仁宗朝写起:“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1但在这些故事演义中,宋仁宗总是充当“背景板”,出演“路人甲”,从未唱主角。

宋仁宗在民间文艺作品中的存在感低,是可以理解的。他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正德皇帝那样的鲜明个性、乾隆下江南那样的戏剧性经历。他是一个庸常的君主,居于深宫,生活平淡如水,当然没有一个民间文人愿意将他平庸的人生演绎成人间传奇。

然而,正是这位庸常的君主在位期间,中国涌现了非常之多的杰出人物:

文学界,明朝人评选“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为北宋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全都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唐诗宋词为中国古典诗歌中并峙之两大高峰,后人习惯将宋词分为豪放词、婉约词两大流派,执豪放词之牛耳者,苏轼苏大学士也,执婉约词之牛耳者,为柳永柳七官人:“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1不管是苏学士,还是柳郎中,都是仁宗时代的一流诗人。

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形成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象数学诸流派,而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全是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

政治界,不但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诸人是仁宗朝的中坚,而且,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邓绾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旧党中人,也是在仁宗时代的政坛中崭露头角的。

科学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均出现在仁宗时代(用来制作热兵器的火药配方首见于仁宗朝的《武经总要》,指南针与活字印刷技术,首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宋代最聪明的两位科学家——苏颂与沈括(苏颂发明了世界最早的自动天文钟“水运仪象台”,沈括则是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无不涉猎的天才),都成长于仁宗时代。

有宋史研究者列出了一份更长的仁宗朝杰出人才名单:“政治上被称为名臣的就有吕夷简、范仲淹、鲁宗道、薛奎、蔡齐、陈尧佐、韩亿、杜衍、庞籍、吴育、王尧臣、包拯、范祥、孔道辅、余靖、胡宿、田况、王素、韩琦、富弼、文彦博、种世衡、狄青、王德用等;活跃在神宗、哲宗乃至徽宗朝前期的赵槩、吴奎、张方平、唐介、赵抃、吕诲、范镇、曾公亮、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韩维、韩忠彦、傅尧俞、彭汝砺、范纯仁、范纯礼、刘挚、王岩叟等一大批人才,实际上也都是仁宗一朝养育而成的。文学艺术上有张先、柳永、晏殊、宋庠、宋祁、尹洙、梅尧臣、苏舜钦、苏洵、欧阳修(以上文学,苏轼、黄庭坚兼擅书法)、蔡襄(书法)、燕文贵、武宗元、许道宁、赵昌、易元吉、文同、郭熙、王诜(以上绘画)等。思想学术上有孙奭、刘敞(以上经学)、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以上哲学)、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吕大临(以上理学)、宋敏求、范祖禹、刘恕、刘攽(以上史学)等。科学技术上有王惟一、钱乙、燕肃、毕昇、沈括、贾宪、苏颂等。”1全都是名动一时、青史留名的一流人物。

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难怪苏轼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明代李贽也感叹说,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众多民间演义故事取材于宋仁宗朝,大概也是因为那个时代人才济济。

一个庸常君主御宇的时代,为什么会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杰出人物?

北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廿九日,五十四岁的赵祯走完了他庸碌的一生,逝世于东京(今河南开封)大内福宁殿。北宋著名的大学者邵伯温当时才七岁,与父亲邵雍居住在西京洛阳。多年之后,邵伯温仍记得清清楚楚:当仁宗皇帝龙驭上宾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大家都悲从中来,沉痛悼念先帝。邵伯温的舅父王元修自京师过洛阳,告诉邵雍:“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邵氏的友人周长孺赴四川剑州普安县就任,行走于乱山之间,但见“汲水妇人亦戴白纸行哭”。大宋的臣民发自内心地缅怀一位君主,为他的离世感到悲伤。王安石说仁宗皇帝“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并非夸大之词。

当宋朝派出的使臣前往辽国告哀之时,发现辽国人也在哀悼宋朝的皇帝,“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辽国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得悉仁宗驾崩,抓着宋朝使者的手号恸:“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宋人笔记说,耶律洪基尚为契丹皇太子时,曾随出使宋朝的使者,在东京见过宋仁宗,“仁宗召入禁中,俾见皇后,待以厚礼。临归,抚之曰:‘吾与汝一家也,异日惟盟好是念,唯生灵是爱。’”因此,耶律洪基对宋仁宗非常感念。耶律洪基还下诏,将宋仁宗昔日赏赐的御衣下葬,造了一座衣冠冢,“严事之,如其祖宗陵墓云”。

许多年之后,元祐年间,距仁宗逝世已有三十年,耶律洪基对这位宋朝君主“追慕犹不忘”,对使辽的宋朝大臣说:“寡人年少时,事大国之礼或未至,蒙仁宗加意优容,念无以为报。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说着,又动容哭泣。

宋人感叹地说:“呜呼,帝上宾既久,都人与虏主追慕犹不忘,此前代所无也。”

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深情地悼念、纪念、怀念一位庸常的君主?

宋仁宗安葬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永昭陵。南宋初,金人曾立刘豫为傀儡皇帝,管辖中原,刘豫却干起盗墓的勾当,“置河南淘沙官,发掘诸陵。上代陵寝,民间冢墓,无得免者”,位于巩县的北宋诸皇陵悉被盗掘、毁坏,“惟昭陵如故”,盗墓贼居然没对仁宗的陵墓下手。

不知何时,也不知是哪一位宋人,经过永昭陵,看着眼前物是人非,触景生情,在壁间题下一首深切怀念仁宗时代的绝句。此诗有数个版本,差异只是个别用词,或云:“农桑安业岁丰登,将帅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归梦想,春风和泪过昭陵。”或云:“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东风吹泪过昭陵。”或云:“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过,春风吹泪洒昭陵。”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当宋人回忆起仁宗时代,就感觉那是梦一样的美好而易醒。诗中,“农桑不扰岁常登”讲仁宗朝风调雨顺;“边将无功吏不能”讲其时四海升平,以致将士、官吏没有立功逞能的机会。严格来说,这是一种被时间与情感修饰过的集体记忆,不是百分之百的历史真实面貌,因为仁宗时代发生过严重的涝灾,西北、广南均爆发过战争,不过就总体而言,在多数宋人的印象中,仁宗朝确实算得上“民安俗阜,天下称治”,“四十二年如梦觉”是宋人回忆起仁宗时代的真实感受。

著名的婉约派词人柳永写过许多首描绘仁宗朝如梦繁华的词作,其中有一首《望海潮》,对宋时杭州之“承平气象,形容曲尽”: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相传此词流播至后来的金国,金主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而后仁宗时代的宋人听柳永歌词,则有一种梦回仁宗盛世、追忆如梦繁华的感觉。仁宗朝史官、谏官范镇回忆说:“仁庙四十二年太平,吾身为史官二十年,不能赞述,而耆卿(柳永,字耆卿)能尽形容之。”

仁宗嘉祐年间尚是少年的黄裳也有类似的记忆:“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熹(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

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

一个庸常的君主为什么能够给后人留下“四十二年如梦”的集体回忆?

有意思的是,赵祯在位之时,士大夫对于仁宗之政其实谈不上十分满意,比如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即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表达了他对时局的深切忧虑:“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赵祯本人也没少受士大夫批评,如嘉祐六年(1061),苏辙参加制举考试,在回答御试策问时,便毫不客气地对皇帝提出措辞强烈的批评:“窃闻之道路,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

毫无疑问,没有一名仁宗朝的士大夫会认为赵祯是一位完美的君主。然而,在赵祯逝世之后,宋朝士大夫却将宋仁宗塑造成君主的典范,推崇有加:北宋末陈师锡认为,“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南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也引范祖禹奏议说:“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最深,宜专法仁宗。盖汉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赵祯时代也被誉为“盛治”,是治世的楷模:“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这话是邵伯温对赵祯时代的评价,却几乎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

北宋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陈师锡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南宋卫泾说:“……故嘉祐之治,振古无及,社稷长远,终必赖之由此道也。”宋孝宗也说:“庆历、嘉祐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天圣、景祐、庆历、嘉祐均为赵祯年号。

一个显然并不完美的君主及其时代,为什么得到了宋代士大夫众口一词的称赞?

赵祯庙号“仁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庙号为“仁宗”的君主,所以宋朝名臣王珪撰写仁宗挽词,特别说“庙号独称仁”。朱熹的老师刘子翚认为:“仁宗之仁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承恩,咳唾为泽,薫酣沉浸四十余年,所以维民者尽矣。”元人修《宋史·仁宗本纪》,给出一段评赞:“《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一个“仁”字,是史家对赵祯的盖棺定论,也是儒家对一位君主的最高评价。

明代士大夫邹智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评价宋仁宗:“宋之英主,无出仁宗。”另一位明朝士大夫朱国祯纵论千古帝王,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在他心目中,千百年间,帝王无数,只有汉文帝、宋仁宗与明孝宗才配得上“贤主”之誉,至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不足道。

明代最出色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给年幼的万历皇帝编撰《帝鉴图说》,择上自三代圣王、下迄两宋君主“善为可法”者,集成“圣哲芳规”八十一则,其中来自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的“善为可法”事迹最多,也就是说,在张居正看来,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无疑是最值得后世君主效仿的圣君。明末大学者王夫之对宋王朝的整体评价并不高,但他却不能不承认:“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一名存在感很低的宋朝君主,为什么在改朝换代之后仍然一再获得后人的赞颂?

历史上的宋仁宗赵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位怎样的君主?

这些问题,让我对这位既庸常又仁圣的宋朝君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吸引着我去接近他,尝试探访他的精神世界与历史世界。

给宋仁宗赵祯写一部传记,我筹划已久。赵祯既是人子、人父、人夫,同时又是一国之君主。我想讲述作为人子、人父、人夫的赵祯,希望能够写出他的性格与命运,他的尊贵身份与无趣生活,他的少年老成与暮年孤单,他的善良与懦弱,他的仁慈与宽厚,他的爱与哀愁,他的进取与退缩,他的坚持与妥协,他的任性与克制,他面对宿命的无可奈何。

但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赵祯并不是一个个性张扬、经历丰富的人,他的一生太平淡了,生于宫禁之内,成长于宫禁之内,老死于宫禁之内,如果不是出于礼仪所需,他甚至不能踏出宫城。任何一位书写仁宗传记的作者,恐怕都无法如同给同一朝代的宋太祖、宋太宗与宋徽宗、宋高宗立传时那样津津有味地描述皇帝的个人经历。宋人的笔记中倒是收录了不少仁宗轶事,可以一窥赵祯的性情,遗憾的是,笔记的记录多有讹误。

我更想讲述作为一国之君的宋仁宗。从本质上讲,君主是一种制度,所以,我用了比较多的篇幅记述发生在仁宗朝、能反映制度运行的事件。仁宗未必是这些事件的主角,但这些事件构成了作为君主的宋仁宗必须面对的制度环境。

正因为君主是一种制度,仁宗往往被当成这一制度中的一个符号、一种象征——至少对宋朝的士大夫来说,他们显然更希望君主成为制度的符号,因而,君主不应该表现出过于明显的个性,不应该流露出个人的爱憎。换言之,作为君主的仁宗与作为个人的赵祯,这两种角色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我们发现,当发生角色冲突时,仁宗常常选择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偏好。仁宗之所以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本书完稿时,临近2020年——公元2020年,恰逢仁宗诞辰1010周年。谨以此书,作为宋仁宗诞生1010周年的纪念。

媒体评论

编辑推荐

1、由王凯、江疏影主演,正午阳光出品的电视剧《清平乐》同步热播,而本书讲述的则是一个真实的宋仁宗,他的日常生活、政治生涯与情感秘密。

2、作者吴钩是著名宋史学者,著有畅销书《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等,其代表作《风雅宋》在2019年被央视评选为“2018年度中国好书”。本书乃是他所写的第一部人物传记,有别于其他“吴钩说宋”之纵览、概说宋朝的历史作品。

3、吴钩认为,宋仁宗开创了一个真正的君臣共治时代,真正做到皇帝与士大夫臣工各司其职,共治天下。宋朝为何取得如此高的文化、科技成就?作者认为就在于宋朝有一套较为先进的政治运作机制。在这套机制之下,皇帝负责任命政府主要的执政大臣,由执政大臣主导帝国大小事务,并设置独立的台谏系统严密监督政府人员。这套体制具有明显的分权制衡的特点,有点像英国君主立宪制的雏形,既保证了宋朝可以选举出最优秀的宰辅人才,同时又能保证臣工真的做到各司其职。而这套中古时代较为先进的政治体制的真正缔造者,乃是宋朝第四位君主宋仁宗。从这点看,他的功劳不比开国的太祖、太宗小。

4、关于宋仁宗最完整而客观的传记,还原一位被严重低估的皇帝的真实人生。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名帝相比,宋仁宗的一生太平庸无奇了,但他偏偏是他的治下,拥有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都无法拥有的那么多超级任务,例如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韩琦、吕夷简等,堪称“巨星制造机”。而这些他和这些能臣巨擘开创的时代,也是中国古典时代最繁华、美好的时代。为什么他身上有这么大的矛盾性?作者通过分析解读众多第一手史料,还原了宋仁宗作为儿子、丈夫、父亲和君主四重角色的所作所为,既有他作为平凡人所拥有的七情六欲,所经历的喜怒哀乐,也描述了他作为宋朝的守成之君所要面临的重重考验,刻画出生而为帝王者所要经历的无奈、克制与权衡。

5、本书是一份盛世王朝治理的经典样本。作者通过回顾宋仁宗的一生,致力于回答“什么样的皇帝才是称职的皇帝”“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家普遍忽略的平庸之主,却缔造了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这两个重要的问题。

精彩预览

第十三章 嘉祐之治(上)

第一节 初议立嗣

至和三年,亦即嘉祐元年,宋仁宗已经四十七岁了。其父宋真宗在四十三岁时有了皇子赵受益(即现在的仁宗皇帝),而仁宗如今年近半百,却未有子嗣,尽管后宫妃嫔曾先后诞育三位皇子,但均不幸夭折。长子赵昉生于景祐四年五月,当日便夭亡,后追封褒王;次子赵昕生于宝元二年,亦早夭,追封豫王;第三子生于庆历元年,三岁时封鄂王、武昌节度使、同平章事,赐名曦,是当然的皇储,可惜封王的制书未及宣布,小赵曦也病夭了。

在君主制时代,皇嗣系国本。储君之位空悬,即意味着国本不稳。事实上,仁宗朝后期,先后闹出两起假冒皇子案,很难说伪皇子的出现与仁宗缺乏继承人的背景没有关系,至少说明皇帝没有子嗣的事实已经在朝野间引发了某种不安分的骚动。

第一起假冒皇子案发生在皇祐二年春夏之际。一个叫冷青的年轻男子在京城闹市“自称皇子,言其母常得幸掖廷,有娠而出”,继而生下冷青。冷青的自述耸人听闻,自然引得“都市聚观”。时权知开封府的钱明逸立即派人将冷青逮入开封府,冷青一见到端坐在公庭上的钱明逸,厉声叱喝:“明逸安得不起!”钱明逸给他这么一喝,真的站起身来。

一番审讯下来,钱明逸审得大体情况:冷青之母王氏昔日为宫女,只因内廷失火,被遣放出来,嫁给医家冷绪,之后便生下冷青。冷青成年后,曾“漂泊庐山”,时常跟人说,他实为皇子。当地一名法号叫全大道的僧人便带着他进京,意欲让他赴阙公开身世。若按宋人笔记的记述,冷青还向钱明逸出示了一件可证明身世的物证:仁宗送给他母亲王氏的“绣抱肚”。

审到最后,钱明逸也不确定冷青是不是真为流落民间的皇子,只好作出一个含糊其词的判决:冷青精神失常,胡言乱语,“送汝州编管”。这不是终审结果,因为这个案子事关重大,已经在开封府和朝堂掀起波澜,开封府推官韩绛不同意钱明逸的判决,认为冷青“留外惑众,非所宜”,朝廷集议后,提议将冷青流放江南。

但翰林学士赵槩认为这么处置极为不妥,“青言不妄,不当流;若诈,不当不诛”。

仁宗也不记得当年是否临幸过一名姓王的宫女,便委任赵槩与知谏院包拯“追青穷治”,查个水落石出。案子审到四月,终于查清楚:冷青之母曾为宫女不假,但嫁后,先诞下一女,之后才生下冷青。显然,冷青不可能是仁宗的骨血。

最终,冷青与僧人全大道被诛,权知开封府钱明逸被贬知蔡州。

第二起假冒皇子案发生在至和元年(1054)夏天。马军副都指挥使张茂实一日在上朝途中,被一个叫繁用的开封市民拦住。繁用告诉他:太尉您实为真宗皇帝之子,当今圣上之兄。

张茂实大吃一惊,将繁用带到开封府讯问。张茂实的身世确实不寻常,他的母亲朱氏是真宗次子赵祐(九岁时不幸夭亡)的乳母,时朱氏亲生子尚在襁褓中,真宗把他托付给内侍张景宗:“此儿貌厚,汝养视之。”张景宗遂收养了朱氏子,视为己出,取名茂实。张茂实长大后,“累历军职,至马军副都指挥使”。而那个开封市民繁用,因其父曾是张景宗家仆人,幼时常听父亲说起:“茂实生于宫中,或言先帝之子,于上属为兄。”繁用希图得到张茂实的恩赏,这才在街衢上“扣茂实马首,言茂实乃真宗子”。

开封府裁定繁用妄言,将他打了一顿板子,然后编管歙州(今安徽歙县)。但这件事已流布京城,“众庶然”,言事官奏请朝廷召回繁用,审问清楚。仁宗遂下诏在嘉庆院设立诏狱,审讯此案。经推勘,审案法官认为:“用素病心,一时妄言,茂实不上闻,擅流配之,请案其罪。”最后,繁用被发配窦州(今广东信宜)牢城;张茂实罢兵权,领节度使之衔出知潞州。

两起伪皇子案激起的波澜尽管慢慢平复下来,但仁宗未有继承人的问题却得不到解决,没有儿子,这是仁宗的心头之痛。嘉祐年间,仁宗一日跟御史中丞张昇说:“卿孤寒,凡言照管。”孤寒,就是孤独的意思。张昇为御史中丞,不怕得罪人,被同僚认为是没有朋友的人,所以仁宗才说他孤寒。但张昇听了仁宗的话,反驳说:“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仁宗问:“何也?”张昇说:“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友,陛下惟中宫(指曹皇后)二人而已,岂非孤寒?”这一句话,正击中仁宗内心的痛处。但仁宗却不能迁怒于张昇,只是回到内廷还闷闷不乐。曹皇后问他为何不快,仁宗将张昇的话告诉了曹皇后,曹皇后挥泪,仁宗亦泪水“随睫”。

这个小故事记录在宋人笔记中。如果它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忍不住想问:为什么张昇要这么不留情面地回敬仁宗?也许他的用意就是故意刺激仁宗,让仁宗下定立嗣的决心。朝中大臣越来越意识到,请皇帝从皇族中遴选一人立为皇嗣,已经是不可拖延的事情了。至和末、嘉祐初,仁宗一病不起,辍朝多日,立嗣的问题更是变得特别迫切。

嘉祐元年五月,知谏院范镇上疏请建皇嗣:“今祖宗后裔蕃衍盛大,信厚笃实,伏惟陛下拔其尤贤者,优其礼数,试之以政,与图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异时诞育皇嗣,复遣还邸,则真宗皇帝时故事是也。”范镇所说的“真宗故事”,是指真宗皇帝在皇子赵祐夭折后,选侄儿赵允让入宫抚养,作为皇嗣的候选人,其后赵祯出世,才将赵允让送还藩邸。

范镇是抱着赴死之心奏请立嗣的。他的奏疏初呈上时,宰相文彦博委托提点开封府界诸县公事蔡挺问他所言何事。范镇如实相告。蔡挺问:“言如是事,何不与执政谋?”范镇说:“镇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谋之执政,或以为不可,亦岂得中辍也。”

御史赵抃与范镇一贯不和,但在立嗣问题上二人却是立场一致。他也上疏,请仁宗“择用宗室贤善子弟,或教育宫闱,或封建任使”,“况陛下春秋富盛,福寿延洪,一旦皇子庆诞,少阳位正,储贰事体,何损权宜”。

这年五月初,天际出现两颗大流星,之后大雨不止,京师发大水,“冲折都门”,导致“社稷坛壝辄坏”;不久,“河东、河北、京东西、陕西、湖北、两川州郡亦俱奏水灾”。在宋人的观念中,这是灾异,“灾变之起,必有所以,消伏灾变,亦宜有术”,因而,范镇请仁宗“问大臣灾变所起之因,及所以消伏之术。仍诏两制、台阁常参官极言得失,陛下躬亲裁择,以塞天变。庶几招徕善祥,以福天下”。仁宗果真于六月下诏求言时政阙失:“乃者淫雨降灾,大水为沴,两河之间决溢为患,皆朕不德,天意所谴。其令中外实封,言时政阙失,毋有所讳。”

于是,范镇再次上书:

伏见天下以水灾奏者,日有十数,都城大水,天雨不止,此所谓水不润下也。《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陛下恭事天地神祇,肃祗祖宗,山川之祠,罔不秩举,至于号令,必顺天时,非逆天时也,非废祭祀也,非不祷祠也。然而上天出此变者,晓谕陛下以简宗庙也。

宗庙以承为重,故古先帝王即位之始,必有副贰,以重宗庙也。陛下即位以来虚副贰之位三十五年矣。臣近奏择宗子贤者优其礼数,试之以政,系天下人心,俟有圣嗣,复遣还邸。及今两月余而不决,政所谓简宗庙也,此天变所以发也。伏惟陛下深念宗庙之重,必有副贰,以臣前一章降付执政大臣速为裁定,以塞天变。

翰林学士欧阳修亦上疏:

臣伏睹近降诏书,以雨水为灾,许中外臣僚上封言事,有以见陛下畏天爱人、恐惧修省之意也。……自古人君必有储副,所以承宗祀之重,而不可阙者也。陛下临御三十余年,而储副未立,此久阙之典也。近闻臣僚多以此事为言,大臣亦尝进议陛下,圣意久而未决,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体者,因以为异事,遂生嫌疑之论,此不思之甚也。……《五行传》言:“简宗庙则水为灾。”陛下严奉祭祀,可谓至矣,惟未立储贰。《易》曰:“主器莫若长子。”殆此之警戒乎?

知制诰吴奎也进言:

王者以社稷为本,宗庙为重。社稷必有奉,宗庙必有主。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续未之立,今之灾沴,乃天地祖宗开发圣意,不然,何以陛下无大过,朝廷无甚失,辄降如此之灾异乎?在礼,大宗无嗣,则择支子之贤者。……若以昭穆言之,则太祖、太宗之曾孙,以近亲言之,则太宗之曾孙,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系四海之心者也。况陛下春秋犹盛,俟有皇子,则退所为后者,颇优其礼数,使不与他宗室等,亦何为而不可!

七月,一颗“色白,长丈余”的彗星划过夜空。八月初一,出现日食。按古人观念,这些都是上天给人间君主的警告。集贤校理司马光在八月初一当天上疏,强烈要求仁宗“早择宗室之贤,使摄居储副之位,内以辅卫圣躬,外以镇安百姓”。

同日,范镇再上书,言辞更为激切:“陛下即位三十五年,以纳谏为德,以畏天为心,至于小小论议,未尝不虚怀开纳。今及宗庙社稷之计,反拒谏而不用,违天而不戒乎?臣职当言,不敢爱死,默默以负陛下。陛下以臣言为然,乞以臣前所上章与大臣速定大议;以臣言为不然,乞加臣万死之罪。何者,陛下素有纳谏之美,因臣奏疏,使陛下有拒谏之名。臣更不敢复奉朝请,谨阖门以待万死之罪。”向皇帝提出辞职。

但是,范镇等人的奏疏入内,都如石沉大海,仁宗未作出反应。八月初五,范镇又致书中书:“今彗之变当急,而朝廷尚欲缓之,此镇宁死于朝廷之刑也。伏愿诸公携镇之书言于上前,速定大计,如其不然,即赐镇之死,放镇归田,解镇之职而置之散外,皆诸公之赐也。”但宰执大臣却婉言规劝他少安毋躁。

范镇简直气死了,又于八月初六上书仁宗:“臣前六奏宗庙社稷之大计,四奏进入,两奏奉圣旨送中书。陛下不以臣章留中,而令送中书者,是欲使中书大臣奉行也。臣两至中书,而中书递相设辞以拒臣。以此观之,是陛下欲为宗庙社稷计,而大臣不欲为也。为大臣而不欲为宗庙社稷计,非所以为大臣也。”

范镇对执政团队颇有微词。但他其实误解了宰执,早在仁宗不豫之时,因皇帝“不能视朝,中外忧恐”,宰执都谏劝仁宗及时立嗣,仁宗亦点头答应了。首相文彦博与参知政事王尧臣都属意汝南郡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并起草好了请立赵宗实的奏稿,只是奏稿尚未进呈,仁宗病情已好转,事才中辍。

这一内情,宰相不方便说出来,因而范镇是不知道的。八月初八,范镇再次上疏:“今陛下未有皇嗣,天下人心无有所系,故天初见流星,继以大水,告陛下以简宗庙之罚。陛下君臣不知觉悟,故天又出彗以告陛下,而陛下君臣宴然复如前时,此臣当言之责,所以恐惧而待罪也。”

按范镇的说法,上苍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警告,为什么陛下还执迷不悟?既然如此,我唯有辞职。

仁宗见范镇请辞待罪,干脆给他升职,任命他为侍御史知杂事,即御史台的副长官。范镇固辞不受:“陛下以臣言为非,即当加臣万死之罪,以臣言为是,岂可不先宗庙社稷计而遽为臣转官迁职也?”

八月十四日,那颗长一丈余的白色彗星消失了,范镇又跟仁宗说:“臣近以都城大水及彗星谪见,为变非常,故乞速定大计,以答天谴。阖门待罪,祈以死请。臣人微言轻,固不足以动圣听,然所陈者,乃天之戒。陛下纵不用臣之言,可不畏天之戒乎!彗星尚在,朝廷不知警惧,彗星既灭,则不复有所告戒。后虽欲言,亦无以为辞,此臣所以恐惧而必以死请也。今除臣侍御史知杂事,则臣之言责益重于前,所有告敕,未敢祗受。”坚决不接受侍御史知杂事之任命。

之后,范镇又接连进言,前后“上章凡十九次”,请仁宗立嗣;而仁宗则七降圣旨,中书亦三发札子,催促范镇赴御史台供职,范镇都拒绝了,“待罪几百日,须发为白”。

十一月,范镇入对,泣请仁宗将他的疏章“付中书、枢密大臣同共参详,有异议者,乞令与臣廷辩,谓臣不然,即乞明加臣罪,不加臣罪,即乞解臣言责。臣之至情,尽在于此”。

仁宗看着刚满五十岁的范镇一头白发,也很心酸,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俟三二年。”承认范镇说的都有道理,但请给他两三年时间。

范镇看着泪流满面的皇帝,突然也理解了仁宗的悲苦,不再决绝地提立嗣之事。但台谏官之职,他是坚决不接受了,仁宗只好转任他为集贤殿修撰。

进入嘉祐二年(1057)之后,随着仁宗身体逐渐康复,奏请皇帝建储的声音也慢慢平静下来,偶尔方有所闻,如二月,前宰相杜衍去世,临终前留下遗疏说:“无以久安而忽边防,无以既富而轻财用,宜早建储副,以安人心。”

六月,仁宗长女福康公主晋封兖国公主。八月,公主出降,嫁国舅李用和之子李玮。这本是一桩大喜事,但翰林学士欧阳修却向仁宗说了一番闹心话:“今者伏见兖国公主近已出降,……陛下向虽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爱,上慰圣颜。今既出降,渐疏左右,则陛下万几之暇,处深宫之中,谁可与语言,谁可承颜色!臣愚以谓宜因此时,出自圣意,于宗室之中,选材贤可喜者,录以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问安侍膳,亦足以慰悦圣情。”

不过,仁宗并没有依言立嗣。显然,仁宗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后宫妃嫔能够诞下他的亲生子嗣。

第二节 嘉二年贡举

嘉祐二年正月,万物生发的初春时节,仁宗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为权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馆阁校勘梅尧臣为点检试卷官,主持当年的科举礼部试(省试)。

这是值得写入中国千年科举历史的一届考试,从这届考试开始,流行于仁宗朝历年科场的“太学体”文风终于被欧阳修淘汰掉。

“太学体”是庆历四年朝廷创建太学之后风行一时的科场词赋、策论文体,其特点宋人多有总结:“务为险怪之语”,“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讲人话,犹如时下某些学者以艰涩、怪谲文风写出来的所谓“学术论文”。

“太学体”的兴起与国子监直讲石介的倡导有密切关系,石介看不惯仁宗朝初期流行的华丽文体,在太学讲课时,便有意识引导太学生写文章时使用冷峻、佶屈的文辞,“因其所好尚,而遂成风”。

欧阳修崇尚平实、说人话的古文,很不喜欢“太学体”,所以,借着担任嘉祐二年贡举主考官的机会,对“太学体”文风“痛加裁抑”5,评卷时候,但凡用“太学体”写的词赋、策论,都给予极低的评分,将擅长写“太学体”文章的考生“黜之几尽”。

到了放榜时,人们发现“时所推誉,皆不在选”,那些“太学体”文章写得得心应手、大家都以为必高中无疑的太学生,几乎都落榜。

落榜的太学生非常愤怒,等欧阳修上朝时,将他围堵在路上,“群聚诋斥之”,开道的街司逻吏都无法制止。不知哪一位考生还写了一篇《祭欧阳修文》,投入欧阳修家中,由于是匿名文章,官府也无从追究责任。

在落榜诸生中,有一个叫刘几的太学生,深得石介“太学体”之真传,写文章好为“怪崄之语”,平日测试,都得第一名,众学生“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修听说过刘几的名字,对他的文风很不以为然。这次评卷,他看到一名考生的论文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欧阳修说:“此必刘几也。”提起朱笔,在卷面上大笔一抹,大批“纰缪”。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宋朝的科举考试已实行“封弥制”与“誊录制”。誊录,指考生交上来的答卷全部由专门的书吏用红笔抄录成副本,然后将副本送考官进行评卷;封弥,指送给考官评分的答卷,卷首上的考生姓名、年甲、乡贯等个人信息都密封,代之以字号。这样,考官在评卷时,并不知道哪一份答卷出自哪一位考生之手,不容易徇私。欧阳修讨厌刘几的文风,但他也不能确定哪一份答卷是刘几的,只能根据文章的风格、水平作出取舍。

那一次欧阳修没有看走眼,拆封放榜时,那篇被他大批“纰缪”的“太学体”论文,果真是刘几的文章,刘几自然名落孙山。

不过,刘几也是一个才子,自嘉祐二年落榜后,更名刘辉,改攻古文,自是文风大变。嘉祐四年,刘辉再参加贡举礼部试,顺利中榜,进入殿试,殿试考官还是欧阳修。欧阳修阅卷时,看到一位进士的《尧舜性仁赋》,义理、辞章俱佳,忍不住击节叹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发现这位进士原来叫刘辉。有认识刘辉的人告诉欧阳修:“此刘几也,易名矣。”欧阳修“愕然久之”。

后世一些学者相信,那首给欧阳修惹来官司之祸的艳词《望江南》正是刘辉所作,故意托欧阳修之名,意在败坏欧阳修名声,以报复欧阳修。但也有人提出异议:“世传辉既黜于欧阳公,怨愤造谤,为猥亵之词。今观杨杰志辉墓,称其祖母死,虽有诸叔,援古谊以适孙解官承重,又尝买田数百亩,以聚其族而饷给之。盖笃厚之士也。肯以一试之淹,而为此薄之事哉?”

刘辉品行很好,曾乞解官为祖母服孝,购良田赡养贫困族人,这么一个厚道的人会诬陷欧阳修吗?不管刘辉是不是对欧阳修心存芥蒂,也不管嘉祐二年落榜的考生是不是服气,风靡一时的“太学体”经欧阳修力挫,不再独领风骚,诸生文风自此大变。

在嘉祐二年礼部试策论答卷中,有一篇文风与“太学体”大异其趣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引起了点检试卷官梅尧臣的注意。梅尧臣负责第一轮阅卷,对考生答卷作出初步的筛选,然后将入围的答卷交给其他考官作第二轮阅卷。梅尧臣十分赞赏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便把文章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

《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点,如果翻译成现代话语,大约就是“论疑罪从无”。文中提到一个典故:“《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文章的辞章、立意都让欧阳修拍案叫绝,只是欧阳修对文中“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说法,却不知出自何典,问梅尧臣:“此出何书?”梅尧臣说:“何须出处!”

欧阳修以为自己一时想不起出处而已,有意将这篇文章列为第一等。不过,欧阳修又有点怀疑此文可能出自门人曾巩之手,若将门人文章评为第一,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欧阳修考虑再三,将那篇论文列为第二名。

乃至拆封放榜,欧阳修才知道《刑赏忠厚之至论》的作者并不是曾巩,而是一位来自四川眉州的年轻举子,叫作苏轼,虚龄二十二岁。欧阳修对梅尧臣说:“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放榜之后,高中的考生照例要入谢主考官。入谢时,欧阳修便问苏轼,“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苏轼说:“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

欧阳修回去翻阅《三国志·孔融传》,却一无所得。他日,又问苏轼。苏轼说:“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对苏轼的杜撰典故及解释,欧阳修叹服:“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苏轼参加的嘉祐二年进士科礼部试,一共考四场:第一场试诗赋,第二场试论,第三场试策,第四场试经义。试诗赋即考生根据给定的题目与韵脚现场创作若干首诗赋;试论类似于命题作文,按题目写一篇短论;试策,即出题者就时务提出若干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试经义则是出题者从儒家经书中截取一句话,请考生阐述其蕴含的义理。

苏轼在第一场考试中,所作诗赋被评为不合格,第二场试论得第二(《刑赏忠厚之至论》即应试的短论),第三场试策成绩未详,第四场试经义得第一。综合四场成绩,顺利登科,获得进入殿试的资格。如果不是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欧阳修与梅尧臣的赏识,苏轼很可能会在嘉祐二年落第。如果落第,他的人生命运又将改写。

与苏轼一起出线的进士科考生一共有三百七十三人,他们随后又参加了殿试。嘉祐二年三月初五,仁宗御崇政殿,亲试礼部奏名进士。所谓“天子亲试”,其实也是象征性的,因为具体评卷的人还是充任考官的士大夫。

三月十一日,殿试唱名放榜,共有三百八十八名进士及第,比礼部试登科进士多了十五人,这十五人是特奏名进士。特奏名,指屡次参加礼部试不中的考生,另造册上奏,特许附试,属于照顾性质。也是从这一届科举开始,宋朝确立了“殿试不落黜”的原则,即凡获得参加殿试资格的进士,原则上都不予落黜,都赐予出身。殿试仅仅是评定名次而已。

嘉祐二年的进士科状元叫章衡,名气不大,但同榜进士中却诞生了多位未来的政治—文化精英,如:苏轼、苏辙兄弟,与苏家兄弟同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文武双全的王韶,理学家张载、吕大钧,未来熙丰变法的骨干吕惠卿、邓绾、张璪、林希、曾布、蒋之奇,保守派名臣朱光庭、梁焘,等等。熙丰变法的另一员骨干章惇,是状元章衡之叔,也参加了嘉祐二年进士科考试,但因名次在侄儿章衡之下,深以为耻,放弃殿试成绩,“委敕而出”,两年后,即嘉祐四年,再参加礼部试,高中甲科。可以说,嘉祐二年贡举,群星闪耀,照亮北宋半个世纪的星空。

中国自隋唐始实行科举取士,至清末废除科举制,历时一千余年,论取士之盛,没有一届科举考试可与嘉祐二年贡举相比拟。

嘉祐二年贡举之所以能遴选出这么多杰出的才俊,除了知贡举欧阳修有伯乐之功,也应归功于范仲淹昔日推行的庆历新政。新政中的一项举措为“精贡举”,含教育振兴与改革、科举考试改革两个部分,其中的科举考试改革在庆历五年叫停:“礼部贡院进士所试诗赋,诸科所对经义,并如旧制考校”,但教育振兴计划却坚持了下来,朝廷在国子监设太学,又在地方州县遍设官学,史称“庆历兴学”。从庆历兴学至嘉祐二年,已有十余年时间,苏轼、苏辙、曾巩、王韶、张载等嘉祐二年进士,正是在这十余年间接受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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