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女性、脱口秀……这届年轻人关心的热点问题，一千年前的宋代人也在找答案
互联网舆论浪潮一波接一波，热点不断消逝又诞生，在无数生活的碎片里，这届年轻人都在关心哪些问题呢？脱离家庭和学校的庇护，年轻人们首先要寻找称心的安身之所，房源少、租金高、雷区多，租房问题永远是青年们的痛点；性别问题无疑是这两年的热点，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年轻人们愈来愈关心女性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应得的权利；从《脱口秀大会》到《吐槽大会》，杨笠等脱口秀演员们用言说娱乐大众的同时也试图呈现某些社会现象，热衷“吐槽”的年轻人们乐于用幽默解构辛辣的社会问题；从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再到文化生活，年轻人们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困惑，而这些困惑似乎并不是此时此地独有的，在畅销历史作家、央视“中国好书”得主吴钩老师的重磅新作《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还原的历史图景中，我们发现，一千年以前两宋时期的人们原来也在和我们关切同样的问题，并且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试图做出自己的解答！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长69.73%。由此可见，人口流动的趋向愈来愈明显，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维度的广阔发展空间吸引着一波又一波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庞大的数字之下，埋藏着一个关系到每个异乡人生存的具体问题：寸土寸金的城市里，房源紧张、房价高涨，如何才能妥善解决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呢？对于初入社会、尚未获得高收入的年轻人而言，租房往往是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房源供不应求、房价居高不下、中介良莠不齐，几乎每个在外独闯的年轻人都有一段租房血泪史。穿梭到一千年的北宋都城东京，彼时的年轻人们也在为住房问题头秃！据史学家估算，宋代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然超过了不少今天的国际大都市，以至于房价一路攀升：“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勋戚世家，居无隙地。”高昂的房价连许多官员也望而却步，更别提普通的打工仔了。与今天一线城市的境况相似，购房难催生出数量庞大的租房需求，由此繁荣了房屋租赁市场。宋代京城满大街都是叫作“庄宅牙人”的房地产中介，有许多放盘招租的房屋。但是，巨大的需求量让房屋租金与日俱增，一些收入微薄的外来人口无力承担。于是，宋朝政府向市场投放了大批公共租赁房，并成立一个叫“店宅务”的机构来管理公屋。公租房不仅租金低廉，而且租户还可以享受宋政府提供的一些优恤，比如：—宋政府会不定期宣布减免房租，通常是在遇上灾害天气的时候。—租住公屋的贫困户，还可以享受节日放免房租的优恤。— 封市民租住店宅务公屋，房租从签约生效的第六日起算，前五日免租金，作为给住户搬家、收拾物件的期限。—若是公屋需要拆迁，租户还可以获得若干“搬家钱”，补偿标准是同批拆迁私屋业主的一半。尽管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公租房政策仍有其局限性，只能帮助一小部分城市中低收入者解决租房问题，但政府的这一颇具现代性的尝试为城市租房问题打开了新思路。时至今日，各国都仍在探索更健全、更完备、更人性化的公共租赁房制度，发挥国家公共职能以帮助年轻人们找到理想的住所，身处异乡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年轻人们都在盼着有一天可以不再为租房发愁，真正实现杜甫诗歌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梦想！近几年，伴随着女性主义思潮在国内的传播和发展，性别问题在公共舆论空间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也在文学、影视和艺术作品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呈现。从职场上遭遇的性别不公到婚姻关系破裂后的财产分配问题，当代年轻人尤其是处于弱势的年轻女性关心个体在家庭、职场、社会等各个场域中的权利问题，其中，作为生存之根基的财产权无疑是不容忽视的关键之一。在大众的固有印象中，古代中国女性不会有天然的财产权。然而，事实上，两宋时期的女性已经拥有法定的财产继承权！在宋朝律法关于分家析产原则中，明文规定了“获得一份奁产是在室女的法定权利”，一部分宋朝女性已自觉地认识到，继承父产是她们应得的权利，并敢于在财产继承权受到侵犯时上法庭争取自己应得的部分。“在法 ：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据南宋的几份判词可知，在一部分地区，尽管女性拥有法定财产继承权，但是，父母双亡后女儿所能继承的份额仅为儿子的一半，只有当家中仅有孤女时，女性才能获得全额遗产。除财产继承权之外，宋代女性还拥有财产的自由支配权，吴钩老师总结道：宋朝女性的奁产在取得之后，便不容亲族兄弟侵占 ；成婚之后，即便是奁产的赋予人——娘家父母也无权追回；夫家的其他成员（包括丈夫的父亲）也不可染指。
由此可见，早在宋代，女性的财产权就已经得到法律和观念上一定程度上的重视，拥有一定限度的财产继承权和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权，可以说，在封建社会中，宋朝女性的财产权最受保障。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从本质上看，女性的财产权依然依附于父姓制度之下——不仅无法独立获得经济收入，财产只能从父姓家庭或夫性家庭中取得，而且在有限的可得的财产中，亦存在严重的性别分配不公。当下，随着全球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女性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权益都得到了更有效的保障，但是，根深蒂固的父权观念依然在阻碍平等权利的实现。电影《我的姐姐》中，父母以及周遭的亲戚长辈都会天然地认为，姐姐应该把房产继承权让渡给拥有男性身份的弟弟，而这类观念在东亚重男轻女的传统语境中并不鲜见。由此可见，即使是在女性权益得到更多重视的当下，年轻女性依然要为挣脱父权枷锁而付出巨大努力，年轻人们争取性别平等道阻且长。“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隐为谏诤。”
互联网大大促进了信息流动的效率，也让曾经因时空距离被遮蔽的许多问题得以显现。从“内卷”到“鸡娃”，现代社会的压力在公众舆论的加持下成指数型增长，因此，吐槽也逐渐成为当代年轻人的“刚需”，由此催生出《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等吐槽向的综艺节目。然而，为缓解问题带来的焦虑而创造的“吐槽”也在渐渐融入问题本身，成为问题的一种映现方式。从单纯的娱乐功能到深刻的社会价值，年轻人们正在探索如何让轻盈的言说言之有物。不妨参考两宋时期表演滑稽戏的优伶们是如何在逗乐与讽谏中取得微妙的平衡。与杂糅了音乐、舞蹈、戏剧等元素的元杂剧不同，宋代的滑稽戏更接近于当下的相声、小品、脱口秀，“务在滑稽”——不需要生动的故事和人物，演员的言谈举止能逗乐观众即可。但是，和今天的脱口秀一样，演员们并不满足于“开玩笑”，他们会将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写尽念白里，藉幽默的话语解构严肃问题，用逗乐的方式讽刺时人时事，即所谓“优谏”。据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 ：杂剧“本是鉴戒，又隐于谏诤，故从便跣露，谓之‘无过虫’耳。若欲驾前承应，亦无责罚。”不管是身居高位的宰相，还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官，不论是文学词臣，还是台谏官，只要有可讽刺之处，宋朝杂剧伶人都敢拿来开涮。尽管宋代的讽政环境是相对宽松的，但现实中不乏伶人因嘲讽官长而受责罚的例子，轻则被“笞杖”“下狱”，重则被“驱逐出境”“发配”，他们也不得不时刻保持敏感度，注意冒犯的尺度。古代表演滑稽戏的优伶和当下表演脱口秀的演员一样，既要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又要避免流于肤浅，在辛辣的言说反映社会问题、融入个人思考。从经济民生到文化思想再到娱乐生活，这届年轻人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一千年前宋朝的社会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