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以著名汉学家的身份蜚声学界，然而中国人认识伯希和，却大都是因为他曾经在敦煌盗宝，是敦煌藏经洞的掠夺者，将敦煌最为珍贵的写本等历史文献带出了中国，并因此成为中国人心中难以抚平的伤痛。伯希和的藏经洞日记固然因其特殊的价值而广为人知，但他在庚子事变期间所留下的另一本北京日记却知者寥寥。这本北京日记虽然篇幅不长，却以亲历者的视角再现了庚子事变的真相，可谓认识庚子事变真实、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伯希和的藏经洞日记具有同等的价值。
　　对于庚子事变，我们所常见的历史教科书大都将其定性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称其是“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具有强烈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完全由民间自发的暴力运动”。这种笼统的定性虽然方便了历史叙事，却未免在细节方面失之于简略，因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部分事实的真相。作为庚子事变的亲历者，时年只有二十岁的伯希和完全是偶然涉足了历史的现场——1899年8月15日，伯希和被选为印度支那考古研究会的寄宿生，并得以在越南登陆小住，进而来到中国，为远东学院收集书籍和史料。伯希和于1900年3月底抵达北京，5月即赶上庚子事变，在使馆区遭遇围困，随即加入志愿者行列，积极参与守卫法国公使馆，营救被困的外国人及教徒的行动。在充当志愿者期间，伯希和用铅笔将自己的所见所闻随手记录在一些小纸片上，然后存放在他制服上衣的口袋里。因为时间仓促，伯希和只能以简略的笔法叙其扼要，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在恐怖、压抑的氛围中记录下大量有关庚子事变的“粗暴甚至是赤裸裸”的细节，这些细节不仅能够还原当时的事变经过，同时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伯希和作为“掠夺者”的另一面。
　　在《伯希和北京日记》中，我们既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庚子事变历史现场惊悚与疯狂的氛围，也能够真切地体验到伯希和本人紧张与焦虑的情绪。从事变开始时的风雨欲来、谣言四起，到事态逐渐失控，乃至义和团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伯希和一直以相对冷静的态度，记录着自己每一天的见闻——有时是对义和团冲击的直接描写：“他们手舞足蹈，做着他们的宗教仪式，小孩子排在头阵。”有时是对每天经历的通报，比如又有几个人被杀害，又有几个使馆被烧毁，有时是对事态进展的猜测，比如清政府的态度、联军的动向，等等。尽管伯希和的文字有点像流水账，但因为亲临其间，这些文字却在不经意间展露出许多具有现场感的微妙细节：中国人的不明就里，外国人从未搞清什么状况，以及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复杂关系，进入危殆时期各个列强之间的利害之争……如此种种，无不印证了伯希和的弟子韩百诗关于庚子事变乃是西方列强与中国发生的一场“荒谬的冲突”的论断。而伯希和本人所持的虽然是他者的视角，但通过他的日记，却能够清晰地看出西方列强的傲慢与骄横，同时也折射出清政府的颟顸与无能，以及义和团自身愚昧与残暴的特质。
　　正像周振鹤先生所表述的那样，读历史就像看戏剧，有时只能看到台前的表演，却看不到幕后的化妆；有时只注意主角的活动，却忽略了配角的表现。殊不知针对于历史的研究而言，台前之后的幕后史料，主角之外的配角表演，乃至经济与文化状况，私人之间的交往和信函日记……无不是可资利用的重要史料。单就庚子事变来说，伯希和虽然的确只是其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他的日记却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尽管伯希和无法站在俯瞰全景的高度，去发现存在于历史背后的无形之手，但他的日记毕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后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