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法律文化是一个由诸多司法实践活动和关于如何确保规范秩序的儒家经义阐释构成的体系，是一个由符号、语词和广泛达成共识的态度所构成的体系，进而又形成了一套普遍的法律假定和法律信仰，而这些法律假定和信仰又充溢着令人痴迷的符号和文化意蕴。

　　《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所收录的九篇论文，“综合考察（了）明清司法过程反映的权力与文化之复杂互动”，显示出较强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日本法学家岸本美绪从各论文中提炼出“支撑司法的核心价值观”、“社会经济与司法之间的互动关系”、“话语（discourse）、修辞（rhetoric）、形象（image）”与“西方法律体系与中国法律史学”等四大核心，丰富了学界对中国历史社会变迁的整体认识。

　　比如，在《冒捐冒考诉讼与清代地方社会》一文中，岸本美绪以雍正朝“除贱籍”、扩大“奴婢”外延等两大改革所促动的身份分流为时代的宏大背景，通过对嘉庆七年金乡县冒考案的史实分析，揭示了身份地位与经济势力不相匹配的“绅士阶层”和“新兴势力”之间，围绕“捐考”资格的争讼，以及“绅士阶层”内部的分裂斗争。

　　美绪女士认为，“冒捐冒考”是当时地方社会内部竞争激烈化的一种表征。一方面，良贱之间的界限，无论是事实上还是制度上没有明确的界限，即使最高统治者有力求“统一”的想法，而为使普遍性法律更具可操作性，或者更易于推行，也往往不得不以“服役性强弱”这种内涵“多元”的标准为判断标准，以“因地制宜”地对“良贱”予以“多元化”判定。另一方面，“冒捐冒考”诉讼和“捐考”资格关系到大清朝封建身份制度的特质。“资源”有限，官缺紧俏，使得各方势力竞争“白热化”，法律“漏洞”被无限放大。争讼及裁判者的结果必然倾向“一元”，“忠君”大概是最安全的裁判了。

　　史料丰富，内容翔实，这是《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的最大特点。在《地毯上的图案：试论清代法律文化中的“习惯”与“契约”》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巩涛梳理了州县官及幕友手册、讼师秘本、刑部法律专家著述（包括各类案卷）等清代三种法律文献对“契约”的理解。在其看来，“习惯”“契约”“财产权”都不是清代法律专家所用的术语。由此，他又得出这些词汇只是“历史学者用来描写传统中国相关的社会实践及其所涉及的关系”的结论。

　　在《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中，邱澎生以重庆的航运业发展为背景，分别介绍了货运和客运以及长短程运输中各类纠纷的处理方式。在调停与审理各类船运纠纷的过程中，重庆地方官员既要从“帮规”与“国法”中选择合用的法律核心价值观，而“帮规”与“国法”相互作用的事实又客观上构成了清代前期重庆地方司法实务的重要内容。一句话，“法”“理”“情”的抉择时刻考验着官员们的施政智慧。

　　“历史展示出现在与过去的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现在采取并保持着主动。”正如法国最重要的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言，我们从历史中走来，我们生活在历史的天空下,我们在前人的双肩上打磨今天，引导着未来。从内涵看，《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所收编的论著，涉足法律、历史两大学科，既揭显了明清时代法律现象背后权力与文化的复杂互动，也丰富了学界对中国历史社会变迁的认识，使得传统法律史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并进、百花齐放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