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1 月 12 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定名与相知——扬之水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举行。发布会上，扬之水携两本新书《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和《〈李煦四季行乐图〉丛考》出席，与青年作家张定浩、北京大学历史系史睿就名物研究及“定名与相知”展开对谈。发布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雷主持。郑雷说：“她的文字是有温度的、是有情怀的。包括她的语言，是一种非常节制的表达，但节制之中也还有诗意。”
定名与相知
《定名与相知》《〈李煦四季行乐图〉丛考》新书分享会
嘉宾：史睿、张定浩、郑雷、扬之水
名和物在博物馆的相遇
史睿：名物学里面最重要的是名和物的相遇。对于现代人来说，回不到古代历史的场景中，但名和物可以在博物馆里相遇，相遇之后是不是能够把它联系起来，这是扬之水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启发。
名物学或者我们在扬之水老师一系列著作中看到的“新名物学”，是个重要的学术方向，无论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法国的总体史、新文化史，还是艾柯的相关研究都讲到词汇、讲到物，这是一个对传统历史学非常大的转折，就是以前，我们研究历史是讲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宏大叙事，但这里完全没有具体的普通人和日常生活。普通人和日常生活的历史是历史的主体，或者是更丰富、更完整的历史。
我看过一些博物馆，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我陪着扬之水老师一同在博物馆里学习，我们经常在博物馆碰到认识扬之水老师的粉丝，他们觉得能够跟扬之水老师一起看展览是一件美事，能够跟她谈话，听她讲这些器物。但我追随扬之水老师这些年看博物馆，实际并不是这样的，扬之水老师拿着相机在静静地做记录，逐渐拍每一件文物，而且在每件文物前面停留的时间远远超过一般观众停留的时间。
有一类东西可以记录这个历程，就是扬之水老师家里各种型号的相机，她对文物的拍摄要求非常高，要有足够快的快门，足够大的光圈，要非常清晰地记录下来。她觉得有些地方不容易去，去过一次，以后可以反复利用。第一次遇到它，不知道它的哪个方向能够用在自己的研究中，所以她尽可能全面地记录、清晰地记录。
我追随扬之水老师观展的另外一种形式，是我读过她的书、她的文章，她曾经写过在某博物馆看到的文物，我在她之后到了同一地点，看到她的文章里提到的那些文物时，第一印象会想到她的文章和著作、她的研究方向和观点。比如我在敦煌莫高窟看到窟室，看了《曾有西风半点香》里面关于帷帐的这几篇，发现窟顶的装饰图案是把整个窟室变成一个帷帐，这个序列是从北朝核心石窟，一直到敦煌的唐代石窟，后来变成装饰纹样等等一系列的完整的发展。而且这里面除了石窟的窟形和图案的组合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文物，一直到营造法式的佛像，都是可以关联起来的。在扬之水老师书中提到的文物或图景面前，会想起这些东西。
扬之水像是中国文化的修补匠
张定浩：《定名与相知》这本书的名字非常好，很高兴看到这个名字成为一本书的名字，因为“定名与相知”一直是扬之水自我一个核心的东西。从做批评的角度来讲，每个作家、每个写作者对自己的认识都是最清楚的，所谓“定名与相知”也是扬之水对自己的认识，我对她的批评和认识都是来自她自己的文字。
欧洲人类学家斯特劳斯做过一个精彩的科学家和修补匠的比喻，他区分了两种类型学者，一种是科学家，从概念和结构出发。还有一种是修补匠，用手头的零件做他能做的事情，对手头的东西掌握得特别熟悉，做的所有东西都是他自己清楚的，从细小的地方开始。我觉得扬之水很多时候就是中国文化的修补匠，她把很多的虚线慢慢填实，把文明当中遗漏的东西慢慢填实，一点一点地努力。这是一个非常浩瀚的学问，也可以说是绝学，人的一生都很难做完，但像精卫填海一样，特别值得钦佩。
所谓的读图时代，她的书跟一般的图文书不一样，需要双重阅读，第一遍看找对应的说明文字，因为那些图必然会吸引你，尤其是设计得特别漂亮的、精细的图。但读完第一遍，第二遍可以抛开图，直接进入文字，这是文字的力量。在影像时代，我觉得它既是一本图文的，同时又是一本反图文的，它在所有精美的图文面前宣告文字的力量，文字是不可克服的，当这些图版一点点被淹没掉、文物一点点褪色，但文字会被不停地擦亮，这点也是特别动人的地方。
还有一点，她对每件物品都平等相待，在她眼里对物件有基本的判断，它的精美和平庸之外，都是来自于日用、来自于人。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平常人家，都有人的感情在里面，在人的感情面前，每个字都应该平等，每件物品都应该平等，这是写作者基本的姿态，但很难做到的是对每个词平等相待、对谈论的每件事情都平等，心里不存在任何势利偏见。其实读书人是势利的，比一般人更加严重，心里有高低贵贱的区分，这个东西在写作中一点点被消化掉也特别困难。
郑雷：扬之水先生这些年从事名物研究，每天都在博物馆里，而且是四季不间断地出入各种博物馆，她的生活非常纯粹、非常单纯，已经单纯到就像一个童话。我想起一个童话故事，大家都熟悉的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从前有一个皇帝，他为了穿得漂亮，把所有钱都花在服装上，他既不关心他的军队，也不爱看戏，也不爱乘马车去游公园，除非是为了炫耀他的新装。他每个小时要换一套衣服。人们一提到这个皇帝时就会说“皇帝在更衣室里”。
我们稍微置换一下，这就是扬之水先生，她为了从事名物研究，一年四季不断地都出入在博物馆，把钱都花在考察的旅费上。她既不关心饮食，也不在乎穿着打扮，也不爱去旅游，除非是为了看博物馆。她一年四季基本都在博物馆里，我们不用问她在哪，“先生在博物馆里”。
我们为什么愿意来读她的书？因为我们读她的书，首先不是在读文物的发掘报告，不是读文物鉴定书。她的文字是有温度的、是有情怀的。包括她的语言，是一种非常节制的表达，但节制之中也还有诗意。
扬之水先生不但从名物、从古代社会生活史中汲取了很多内容，而且她的语言也已经是古今皆通。她说她是打捞历史，我想起她原来要出一本书，本来想起名字叫“旧时月色”，后来看到董桥先有了，她就改了别的名字。从这个名字可以想象到她是什么情怀，说她是打捞历史，如果我们用文学点儿的说法，她说打捞月色，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是这样一种研究。
我们要做的是让文物活起来
扬之水：说到这本书，现在参观博物馆已经成为潮流，我已经不止一次在报纸标题上看到“看展去”，这其实是我原来想写的一本书，但这个标题已经被用了。而且有的说现在看展览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也是我说过的话，而且写在这个书的前言里。它已经成为了潮流，但我从来不喜欢赶潮流，所以在这我得坦率地说，我是走在这个潮流前面的。因为 二十年前，我在问学的时候，老师的许多授课就是在博物馆里。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孙機谈文物》，封面是孙先生对着佛像讲演，用这个封面时把我略去了，实际是给我讲，周围围了一圈观众。
在博物馆时，老师告诉我做学问的方式，就是做某个专题前先要做长编，这个长编的内容包括内容和图像，长编做得好，文献的质量就有了保证。但那时的博物馆跟今天太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物品底下就是一个说明牌，甚至没有人经常去的地方上面落了一层土，显得死气沉沉的，好像多少年没有光顾。还有一点是不允许拍照，这就很麻烦，当我看到一个有用的可以作为长编的图，我得站在那把它画下来。日记里有很多画的图，我拿着一个本当场画图，这个很费时间，图画得还不准确，现在允许拍照了。
在展览思路上，比如说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前几年就办了“秦汉——罗马文明展”，南京博物院办了“法老·王：古埃及文明和中国汉代文明的故事”展，这种对比展，还有“帝国盛世：沙俄与大清的黄金时代”文物特展。《中国文物报》每期都有相当篇幅讨论博物馆的展览、策划和设计，也是去年创刊的《博物院》每期重点关注的问题，最近一期的专题是“人类学视野下的博物馆收藏、展示与诠释”。现在各地博物馆都在动脑筋策划吸引人的展览，要让文物活起来。实际上“让文物活起来”也是我和老师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希望能够把器物放到它的生存背景中去，这样能够便于理解。
博物馆是文物的聚英，把考古报告变成立体的便于聚焦，但展品往往脱离当日环境，虽然展板会提供很多背景资料，而且有讲解员的解读。讲解员解读得生动活泼，为让你接受，有时加点噱头，但未必准确，或者根据他的理解有所发挥，这些都要通过我们自己消化、理解和辨认，所以依然需要我们的深入思考，因此读完之后仍然需要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