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一部人类趣味史》

    （美） 库尔特·斯坦恩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假如我们有幸回到中世纪，准确地说是1215年后的欧洲，我们肯定会为这样的一幕倍感惊讶：理发师居然与外科医生归属同一行业——自罗马天主教在拉特兰会议裁定“任何从事外科手术的牧师不得担任都会的高级职位”后，原本由教会承担了400年的外科和理发工作，不得不“转移给地方上那些帮人们刮胡子的理发师”，因后者更容易掌握手术刀和剪刀的技巧。

    不知是否因为理发与项上人头的联系过于紧密，历史上人们对于理发师这一职业极其看重也特别慎重。即便理发师后来与外科医生实现专业分野，当一名理发师也并不比外科医生的要求低。在中世纪，理发师要“经过7年的学习”，经过公会全体委员的严格考核后才可上岗。如果说中世纪太远，那么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近百年来一直引领世界潮流的美国。1935年前，在美国要想当一名理发师，进修前“要完成至少八个级别的常规学校教育”，进修期间“要在规定期限里完成1250个学时的学习”。现在看来，这样做或许有点小题大做，但在当时，更多人相信此乃“头”等重要。

    正常人的头发有10万根左右。在人体的所有构造中，只有头发的地位特别与众不同。头发具有功能意义，像所有毛发一样，可以有效保护下面的头皮乃至大脑；头发具有装饰意义，所以人们要经常剪发，而女士们做头发不仅要耗费大笔金钱，还需要很长时间，但她们仍旧乐此不疲；头发具有象征意义，什么样的发型往往象征什么样的身份，清朝时被上升至统治象征的高度，三国时曹操则留下了割发代首的典故。

    作为一位致力于头发研究超过30年的科学家，库尔特·斯坦恩从历史、艺术、文化、社会、工业、科学等角度，勾勒了毛发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扮演的种种角色：从头发起源的生物演变、令人困扰的毛发疾病，到毛发在人类社交过程中蕴含的政治、社会信息；从理发的历史到制造、使用假发的种种幕后故事，再到以获取毛发（皮）为动机，驱动贪婪的商人开辟新航路、改变世界历史。

    表面看，头发似与其他毛发并无二致，但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头发终成为人体表面最大的毛发聚集地。自打人类进入文明史以来，头发便被人们极为看重，发型也是一变再变。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世俗审美标准，总体上趋向于喜欢浓密的毛发。所以，罗马的凯撒大帝“一直试图掩盖令他备受困扰的锃亮脑门儿”，而即便到了20世纪，富可敌国的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在50岁时失去所有毛发后也一筹莫展。虽然“他用一个相当蹩脚的假发来掩饰自己的光头”，但无法遮住的滑稽是，他的“两鬓、眉弓和眼睑还是光秃秃的”。

    凯撒和洛克菲勒的苦恼并不孤独。在18世纪的欧洲，由于非常渴望浓密的头发，戴假发几乎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时尚。罗马的贵妇们更是离谱，她们“为了确保自己有充足的金黄色假发发源，甚至蓄养金发的奴隶”。在浓密发型审美观的反面，为达到羞辱目的，早期的非洲贩奴者就给奴隶理了光头，而1945年德国投降后，那些曾与德军过从甚密的法国女性也被人们理了光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极尽羞辱。即便是今天，中外罪犯也有一个共同的标志，那就是闪亮的光头。

    当然也有人敢于挑战传统审美歧视。在1997年华盛顿夫人国际选美皇后大赛上，过关斩将最终夺魁的卡丽·比克利，在霓虹灯前毅然扯掉一头秀美的假发，勇敢地露出了斑秃的真相。虽然今天生活中也能见到光头，但人们对于光头到底是以一种面对先锋的心态，还是习以为常的普遍性似仍旧值得推敲。其实，审美也不仅仅是审美的问题，在强大的商业助推作用下，洗发露、护发素、假发……围绕浓密头发的商业链条大大助长了传统审美，几乎没有商业行为是为追求帮人卸掉满头秀发。

    审美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中国近代发型的变化，本身带有浓郁的“拿来主义”因素。当大辫子成为传统落后的最大标志物时，剪发的象征意义显然远远大于实质意义。所以，那些死守传统者宁愿丢掉性命也不肯剪掉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虽然数百年前，他们的先辈们曾因不愿蓄发而被砍落无数人头。

    头发不单单是一种审美载体。在作家、诗人和说书人眼中，头发造型是人物性格的重要表征；在侦探眼中，哪怕一根头发都可能是破案的蛛丝马迹；在情人眼中，一缕头发可以成为爱人在身边的替代品或者说是相思物；而在军队中，头发长短则可以折射军纪的严明与松弛。

    头发被赋予了如此广泛丰富的意义，显然早就游离于其本来的生物属性。头发的变迁史有时确实源自功能变化，如华盛顿觉得长发作战不便，所以才有了短发。如同身材矮小的路易十四穿上高跟鞋引领潮流至今，欧洲宫廷历史上长期对浓密头发的极尽追捧，客观上也完成了传统头发审美观的“筑底”。

    这里也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斯坦恩发现，历史上人们发型反复变化，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复历史的发型，比如今天有许多人喜欢留长发，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更深隐喻颇值回味。

    头发，从来不仅仅是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