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许多大学的梦寐追求。回顾20世纪，虽然海峡两岸少数院校被列入世界知名高校行列，但迄今并没有一所高校能够脱颖而出引领某种世界教育潮流。放眼东方世界，包括日本、印度、韩国等也没有显示出现代东方教育的内在特色。在教育与国际接轨，学习西方先进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同时，东方教育由于缺乏自我更新而正在被同化，渐渐失去了自身的魅力和文化特色。在这种背景下，东方大学是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一流大学的，因为她们没有扎牢东方的“根”和形成有东方特色的新范式。

　　托斯顿·胡森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大学的课程通常都是依照欧洲人的模式依样画葫芦。大学教育的这种‘欧洲中心式’的体制一直阻碍了上述国家的大学发挥自身的创造性，阻碍了他们寻找自己的文化根源。”当然，我国高校看起来不像上述国家那样严重，但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内地受苏联模式左右，台湾省受欧美模式影响，再加之“大一统”僵化管理方式，学校自主权很少，“发挥自身创造性、寻根求源”不免束之高阁。近些年，变革之风吹遍海峡两岸校园，教改取得了长足进步。不过冷静观之，却使人有“零敲碎打，浅见实用，相互模仿，趋于雷同”之虞，没有战略纵深和各校自我特点，更不用说蕴涵东方特色的新范式建设了。

　　教育改革实践“相互模仿，趋于雷同”，深层原因在于教育学理论千篇一律，缺乏时代特点和个性学派。据统计，从1949年到1990年底，大陆出版《教育学》著作128种，其中绝大部分是1978年以后问世的，近10年中差不多平均每隔一个月就有一种教育学新著问世。从数字上看，无疑是可喜的，内容上也不乏有精耕细耘之作；但从学科体系上看，却多数大同小异，如出一辙。教育学理论雷同单调，学派朦胧不清，严重阻碍了教育改革深入发展。在实际操作中也很少听说某位教师在教改中运用某一教育学理论作指导。教育学理论与教改实践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互不搭界，各行其是。

　　要深化教育改革，首先要改革理论和实践互不搭界的状态。这里有两方面问题需要解决。一方面，教育学理论要打破僵化模式，寻求新突破。目前的教育学理论四平八稳，以不变应万变，其原因很多，其中和大多数研究囿于单学科、长期在封闭的传统教育学概念内转圈有很重要的关系。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指出：“交叉科学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是交叉科学时代。”教育学作为交叉科学时代一门重要学科，她的发展不能无视现代跨学科大趋势，孤立搞单门独户的学科建设。必须冲破井蛙式单学科思路，放眼科技、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用跨学科大视野探索教育学新思想、新理论、新学派。这一探索，既要反映时代特征，又要反映东方（中国）特点，因而必然要追溯到中国哲学与文化本质和源头。众所周知，自五四运动以来80年，已出现过几次中西文化大论战，各种观点五花八门，最终是中西难以融合，无法统一。加之中国传统文化未能实现创造性转化，缺乏时代精神和气息，渐渐成了过时角色，在今日教育学理论中很少见到其踪迹。由此可见，要立足东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变革。这乍看起来像是风马牛不相及，实际教育改革越深入，二者内在联系越紧密。这里应当强调，不是为和西方对抗而抬出东方古董，而是在对东方精神遗产经历了肯定－否定－再肯定的反思批判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转化出新的东方精神，与现代西方精神互补共创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