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举制度的现代性

　　 对高考的质疑和非议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社会舆论。高考成为了众矢之敌，人们纷纷痛下针砭，甚至炮轰高考成为了一种“注意力经济”。然而，高考真的是罪孽深重吗？

　　 高考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1000多年传统的科举制度的现代延续和发展。科举制度现代以来备受诟病，衰落过程中的满清王朝与处于扩张高峰的西方现代文明的接触产生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许多人在对中国积弱积贫状况的批评中也指向了科举制度。“彻底否定”的偏执的思维方式成为了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的方便之门和习惯路径。科举制度在现代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自然有其高度的合理性。科举制度可以说是中国在制度上的伟大发明之一。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最成功的制度建设，而且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制度贡献。

　　 不重视制度建设，对于制度缺乏必要的尊重和敬意是中国现代最显著的问题之一。没有任何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客观合理的制度却是一个社会长期稳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框架和依据。对于制度的破坏在文革中达到了高潮（在另一方面也许是制度创新的高潮），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文革时期制度破坏的严重后果使人们认意识到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文革结束以后，提出了法制建设和和法治的主张。但是，不少人却机械和简单地把“法治”和“人治”对立起来，结果造成的是对于立法的崇拜，却并不是真正的制度效应。

　　 事实上，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是一种传承悠久的优良制度。科举考试绵延了1000多年，成为了一种重要、严格和相对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封建君主对于科举考试高度重视，并且亲自要举行殿试，把它看作是关系到天下国家安危的大事。由于严格的制度设计和长期积累改进，科举制度具有很强的免疫力和防腐蚀力。科举腐败会受到严厉惩罚，而科举腐败的现象往往也只有到王朝末年才会发生。因此，科举制度长期维持着一个社会公正的信心，也广泛吸附网罗了社会英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古代，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考试，依靠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的地位，进入精英阶层，介入国家政治和国家管理。与此同时，政权的基础也因此十分广泛而坚实。

　　 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不仅成功地为国家官僚制度选拔了人才，而且体现了一种社会理想，正如梁启超所言，科举制度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平民性质和平等的精神。建立在科举考试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官僚制度完全不同于西方世袭的贵族制度，它是一种相对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这样一种基于才能的精英官僚制度被西方的启蒙思想家理所当然地视为理想的政治和社会形态。中国的科举制度对于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科举制度也是西方平等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科举制度的确立，使得中国不是依据身份和阶级，而是依据个人才能选拔人才，使中国成为了一个平民化的社会。通过科举考试的管道，统治精英能够有效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才，保证了社会分层充分的流动性，保证了上下层社会的不断交流和流动。

　　 文革时期，为了达到某种理想，创新制度，废除了高考，采取推荐上大学的办法；然而，即使在那个相对正直清廉的时代，也仍然因此造成了严重的不正之风和对于公正的扭曲。1976年“四人帮”被捕和1977年恢复高考成为标志着文革结束的重大事件。许多人曾经说，1977年恢复高考重新恢复了中国人对于公平的信心。

　　 公正成为了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尽管由于制度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因此相对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来说，高考制度已经漏洞多多，尤其受到权力和金钱的侵袭和腐蚀，同时，尽管存在着严重的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与不公正；然而，高考制度由于具有较好的制度性，所以，高考制度表现了较强的免疫力，称得上是公正的孤岛。也因此，在今天，高考几乎成为了唯一维持着普通人对于公平竞争和社会公正信念的最后防线。当农村那些贫穷的孩子能够通过高考的通道而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的时候；实际上，它不仅只解决了那些农村孩子具体的出路问题，而且对于当前社会严重的不公正具有巨大的精神治疗的作用，它使得弱势群体不是沉沦于绝望的深渊，而是怀有希望、梦想和进取的动力。如果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不过是一种讽刺，如果说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是沉落者们不满的药剂的话；那么，高考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说法则多少具有相对的真实性。

　　 文革结束以后，“反对平均主义”越来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反对平均主义”径直通往了反对平等和主张不平等的意识形态。所谓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而科举考试和高考，是一种严格地保证了机会平等的制度，高考成为了中国最充分地竞争的领域。这种最大可能地避免了外力操纵和扭曲的竞争是一种真正“完全的竞争”。如果让一家乡镇压企业和一家跨国公司去竞争，这种竞争并没有多少实质的平等可言，在竞争中失败的乡镇企业也并不心服口服。然而，让一个贫困的农村孩子和条件优越得多的城市孩子参加高考竞争，农村孩子不仅从来没有抱怨过这种竞争的不公正性，而且往往通过刻苦勤奋胜出了比他们条件优越得多的城市孩子。通过高考，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大学也为“特困生”敞开了宽阔的大门。如果从整体的社会效益而不是从极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观点来看，公正的制度产生的是最大的效率。在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过程中，公平和效率这两个并不矛盾的口号，却被某些人绝对对立起来混淆视听、操纵舆论。现代文明是一种以平等为取向的文明，但是同时也是充分尊重差异性的文明。差异性和不平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主张平等并不是要扼杀个人的才能，而是保障每个人获得充分发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今天反思科举制度，并不是要反对客观的选择人才的制度，而是应该是否定官本位制度，建立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

二、反素质的“素质教育”

　　 上个世纪末以来，“素质教育”成为了很容易误导人的时髦概念，“应试教育”则成为了贬低传统教育方式的名词，就像许多人仅仅只用“封建主义”四个字就把中国传统否定掉一样，有些人仅仅用“应试教育”四个字就想把传统的教育方法否定掉，有的人以为取消了考试就是素质教育了，有的人以为素质教育意味着吹拉弹唱。于是，就像人民公社宣布吃饭不要钱一样，中小学教育的基本管理手段被宣判为过时之物，就像大跃进大炼钢铁一样，中国的独生子女们都普遍学起了钢琴。钢琴考级和参加奥赛成为了一条新辟的高考捷径，因为钢琴考级和奥赛成绩最后都折合成了分数，原来的业余爱好纳入了应试教育的狭窄轨道，导致了基础教育的进一步异化。社会越来越数量化，越来越使用单一狭隘的标准，越来越鼓励工厂化的产品，越来越忽视和失去质的维度。所以，所谓“素质教育”并没有打破“应试教育”，拓宽教育的道路，丰富教育的内涵，而是使教育的概念日益狭隘。所以，鼓吹“素质教育”的结果不是提高了人们的素质，而是相反使素质发生了严重的倒退和下降。根据2001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连年下滑：国民素质从1998年的的第24位下降到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下降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下降至第31位。

　　 素质教育不仅重视知识传承，而且重视创造性思维。同时，相对于重视专业训练来说，素质教育是个人才能的全面发展。中国的中学教育具有相对成功的经验，重视对于学生基本知识的传授；但是，相对而言，对学生的创造性激励不足。这是与中国漫长的家长制传统和专制思想传统有关的。但是，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重视基本知识的传授并没有什么矛盾。

　　 素质教育不是孤立的教育问题，而是依赖于社会环境，是一个与社会基础密切相关的水涨船高的事情。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才的产生需要一个鼓励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的思想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本身具有对于创造性思维的需求。如果一个社会总是排斥和惩罚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大量地产生创造性人才。因此，它与、社会的人才选择机制、标准和倾向密切相关。在一个将劳动密集型产品、廉价劳动力低端产品、以量取胜当成了国家产业战略政策的国家，不可能真正重视人才，更不可能有对于创造性人才的需要，也不可能实现向素质教育的教育目标转向。

　　 在中国这个急功近利、把政绩和指标当成追求目标的社会，素质教育自然地被理解成为了与竞技体育、速成人才一样的产品。素质教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结果，应当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梅纽因曾经告诫中国音乐界说：你们“最大”的危险就是想要像培养体育明星一样很快培养出音乐大师来。

三、反教育的“教育产业化”

　　美国教育学家贺拉斯·曼说：“教育是实现人类平等的伟大工具，它的作用比任何其他发明都要大得多。”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贫穷往往剥夺一个人正常的发展机会，剥夺一个人受教育的权利是对一个人最严重、最根本的剥夺。为了实现社会的平等和公正，最基本的是要保证每一个人受教育的权利，不能使一个人受教育的权利因为贫穷而被剥夺。因此，现代文明的重要特点就是通过普及教育使每一个人潜在的能力都有机会获得发展。

　　 教育不仅关系到个人权利和社会平等与公正，而且也关系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一个基本的要素就是教育。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里说，即使日本毁灭了，但是只要日本的国民还在，就可以从废墟上迅速重建。日本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国民教育优先，将教育作为立国的重要依据。

　　 上个世纪末，“教育产业化”已经成为了明确的政策。然而，教育产业化把教育视为消费，完全违背了现代教育的原则，伤害了教育的基本精神。教育是关乎一个民族的长远利益的百年大计。如果将企业尤其是商业的原则应用于教育，不仅是对于教育精神的严重背离，而且是一个民族自掘坟墓的行为。教育和企业的目的和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企业可以破产，然而一个民族是不能破产的。一个企业可以追逐眼前的利益，但是一个民族不能以追求目前的利益为己任。使一个民族能够存在下去的是多种因素，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民族的认同，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而不是短暂的经济利益。

　　 中国的教育产业化和90年代末的教育大跃进是由一些走火入魔、竭泽而渔的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他们把教育当成一种提高经济增长指标的手段，把教育收费和扩招当成了一种弄钱的招术，用他们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为了“刺激内需”，说白了，就是一种讹诈和挤牙膏的政策，是一种饮鸠目渴的行为。

　　 中国的所谓“内需不足”本来就是贫富分化的直接后果，而通过教育产业化来“拉动内需”只能是南辕北辙，只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教育产业化不仅只带来暂时的社会问题，而且将导致中国未来的社会阶级结构产生病理性的变化。教育产业化使当前不公正的社会分层进一步加剧并且稳固化，抑制了社会分层的流动，使广大下层丧失了进入精英阶层的可能通道，使社会的资源分配越来不公正地越集中到社会上层，社会上层越来越成为一个固定的垄断结构，社会上层和下层犹天壤之别，上层社会听不到下层社会的声音，下层社会永远失去了上进的出路，权贵和金钱完成了对于社会的全面的控制，因此阻隔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交流和流动，这不仅对下层社会是不利的，而且对于整个民族的长远利益来说也都是不利的，它扼杀了社会的活力和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