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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考“指挥棒”下旋转 | |
| 唐元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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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7月7日到9日,被许多中国家庭视为“有可能决定命运的三天”:这是高考的日子,它意味着考生一生的“贵贱”有可能从此确定!
曾经有作家把7月这一中国高考的月份(虽然现在部分城市与地区开始在春季增加一次考试,但主考日期仍未变化)说成是“黑色”的。只有硝烟弥漫的战争才可能使晴朗的天空变成黑色,可见高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何等沉重! 7月,成为许多中国人必须经历的一场战争,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又岂是考试的这三天?“火药味”甚至弥漫在整个高中阶段。每年都有近千万人参加高考,加上他们的家长就是近一个亿的人数。除此之外,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在高考的指挥棒下旋转着,即便是他们离高考的日子还有好几年的时光! 一位高中生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近一年来最常见的生活内容:早晨5点半起床背英语单词;7点半到校上课,听各科老师分析历年试卷,讲解疑难题目,介绍考场经验;四节课后,中午在学校里吃午饭,饭后紧接着在教室里自修、做作业,几乎没有时间小憩或是跟同学聊一聊天;下午从1:15开始又是四节课,接着听老师讲题目,谈经验,直到5点钟放学;晚上光是当天的作业就要做2到3个小时,然后是“自选动作”:复习、看书、做额外的题目,不到11点“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 事实上,大多数考生都过着与上面所述差不多的学习生活。 中国的高考制度自1977年恢复以来,为高等院校选拔了大批人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然而,大规模的选拔性统一考试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也给中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考生和全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面对高考,考生和他们的家长们以及老师、学校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重知识、轻能力”的考试内容将中小学教育引向了“应试教育”的轨道,中国学生经常被指责为“高分低能”。因此,高考改革势在必行。 虽然高考牵涉到方方面面,是一个太沉重的轮子,但它是可以推动的,尽管非常艰难。 作家“高考”不及格 曾经当过文化部部长、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著名作家王蒙,其文学作品多次被选进中学的语文课本,他曾几次用高考语文试题考过自己,结果却是:成绩很不理想,其中最好的一次才60分,剩下的则是不及格。 是作家不合格,还是考卷有问题?许多人都在反思。 一位专家无不尖刻地说,中国的高考语文试题,特别是作文试题,可以说恢复高考20多年来,绝对打不了及格分! 一位中学校长也批评说,本来高考试题应该是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长期关注与研究中国教育的作家何建明指出,现行的高考制度已经进入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他认为“考死知识”是过去20多年中国高考中一直存在的最严重的顽症,这种考试模式会泯灭中国人固有的聪明与智慧的天性,“一颗颗脑袋除了比别人会装知识外,却总是缺少创造力与生命力”。 1999年,中国高考开始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要求,加快改革招生考试和评价制度,改变“一次考试定终身”的状况。中国教育部的有关官员一再表示,他们将按照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原则,积极推进高考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具有多种选择的、更加科学和公正的高等学校招生选拔制度。 据了解,中国高考改革主要涉及考试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并积极探索一年春夏两次考试的方案,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扩招。 在历经1983、1987、1998和1999年四次高考改革重要举措后,中国教育界终于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推行“3+X”考试科目设置方案。 “3”是指语文、数学、外语为每个考生必考科目,英语逐步增加听力测试、数学不再分文理科;“X”是指各大学根据本校层次和特点,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六个科目或综合科目中自行决定一门或几门考试科目;考生则根据自己所报考的志愿,参加大学(专业)所确定的科目进行考试。综合科目是指建立在中学文化科目基础上的综合能力测试。根据目前状况,综合科目主要是文科(或理科)综合和文理综合两种形式。它不是物理、化学、政治、历史等科目按一定比例的“拼盘”,而是一种考查学生理解、掌握和运用中学所学知识的能力测试。今年,“3+X”科目设置改革已经扩大到18个省市区,明年,这项改革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尽管有专家对“3+X”模式提出了质疑,但是,人们越来越感觉到,那种报考文史类专业的考生须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报考理工类专业的人须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的做法,不利于学生的全面成长和人才的培养。 高考内容的改革也是以突出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考查为目标的。教育部高考改革实施工作小组组长、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瞿振元指出,高考内容改革,特别体现在命题上,其目标是转变以“知识立意”为主的思路,树立以“能力立意”为主的命题思想,试图转变传统的封闭的学科观念,在考查各学科能力的同时,注意考查跨学科的综合能力。 有专家也指出,受年龄和所学知识的限制,高中生分析相关联的复杂事物的能力是有限的。因而他们主张,在综合考试中主要的是各学科内的综合,其次才是跨学科的综合。 迄今为止,中国高考内容改革已经积累了一些新的经验,比如,在试卷长度的设计上,适当缩短长度,留给考生更多的思考时间;在问题的设计上,增加了应用性试题的分量,留给考生发挥创造力的空间。 许多教师反映,近几年高考内容的改革带动了中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比以往更注重能力和素质的培养。许多中学开始以能力测试为主导,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多个方面加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南京72岁的考生汪侠创下全国高考年龄最大考生的纪录。 祖孙有可能成为同学 不久前,南京一位72岁的老人刚刚与孙子辈的考生一同走进考场。这一新鲜事也是高考改革导致的成果之一。 “年龄在25周岁以下、未婚”,这是以往中国考生报考大学的必备条件,但从今年起,考生再也不必为此而发愁了:从今年开始,不管考生多大岁数,婚配与否,只要具有高中文凭或同等学历证明,就可报名参加高考,这意味着祖孙几代人有可能成为同年级的同学。 中国高校以前由于发展滞后,对学生的接纳能力十分有限,但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的加快,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收费上学等政策的实施,都使放宽报考条件成为了可能,可以逐步使更多的人进入大学深造。 专家更是感到,取消上大学的限制好处很多。他们认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但总体素质不高,而大学取消年龄限制会使更多人有了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 专家们还说,知识经济改变了传统的学习和工作时间的划分。在过去,人们习惯性地以为学习是年轻人的事,在社会上就该只考虑工作,这就造成一种知识断层的现象,但今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用人单位也许会更注重知识与资历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更多家庭会形成一种以学习为中心的氛围。 对于放宽考生报考条件所带来的相应的学籍、学历管理问题,瞿振元说很快教育部会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出台有关政策,例如学分制、弹性学制等,届时将会向社会公布。 高考取消年龄与婚否的政策一出台,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应。有考生家长表示担忧,他们认为让成年人报名参加高考,一是会影响甚至挤占应届生的录取名额,二是将来入校后会给大学带来不良影响。对此,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龚放教授指出,取消高考的年龄和婚否限制其实是发展高等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必由之路。他举例说,美国等国家早在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这样做了,现在美国高校在校生中1/3的学生年龄在25岁以上。他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将带来几方面的好处:首先是打破了时空界限,真正将高等教育纳入了终身教育体系;其次是成年人考生与应届生一起入大学读书有利于人才成长。 不过,也有专家承认,成年人参加高考会对将来高校录取人才的标准造成新的冲击,比如,如果成年人的考分与应届生一样多,那学校根据择优录取的标准更可能会录取成年人,毕竟他们的社会经验、能力方面都比应届生强些。 心理疾病影响着孩子们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无法普及。虽然去年有关部门宣布了10年后将使高校入学率由目前的9%左右提高到15%,但在今后的10年间,中国1亿5000多万青年学生中仍将有85%的人不能步入大学。上大学的竞争依然激烈,孩子们的压力可想而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王极盛教授对北京市30多所中学、500多个教学班的2万多名中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他得出的结论是:有32%的学生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其中28%是轻度的心理问题,3.9%是中等程度的心理问题,0.1%为重度心理问题。 杭州市进行的一次调查也表明,在去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中,16.8%的学生反映考试期间头晕,25.38%的学生高考准备期间有严重的心理障碍。另据报道, 目前38%的上海考生和27%的成都考生都有不同程度的考试焦虑症状。 根据有关部门统计,由于心理问题,影响考试甚至影响继续就学的学生人数正在增加,但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对心理问题甚至心理疾病的重视远远不如对考试结果的重视。 专家们认为,造成考生焦虑的压力,来自于社会、家长、学校和自己。“压力是需要这些人来分担的,而这种分担越早越有效果”。 已经有十多年从业经验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医生唐登华指出,心理治疗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心理医生。他特别强调,不要把心理问题当成洪水猛兽和一个很忌讳的话题。王极盛教授也认为,大部分考生的焦虑情绪是可以自行调整过来的。 考生被抢 应该说,与考生和他们家长相比,学校的压力也非常之大。它的价值与前途和相应得到的好处依然与高考息息相关。尽管很多教师和家长并不赞同完全以高考成绩来评价中学的教学质量,但几乎所有的“名牌”中学都是因大学录取率高而赢得威信和树立起自己形象的。 何建明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些校长偷偷地告诉他,“如果高中招来的都是笨学生,那么学校再有名气、老师再有本事,也不可能把大学录取率提上去”。他们意味深长地说,只有聪明人才能干出省事而又不费力的聪明事。 何建明后来才知道,校长们的所谓“聪明事”,就是在学生还远未进入高考阶段,便已经选好了高考苗子——想尽一切办法把成绩优秀的好学生招进自己的学校。 在北京,大家都知道“第四中学”是一所名校,大批从这儿考出去的学生几乎不是进北大就是进清华。对此,何建明认为,因为它每年可以从全北京招收最好的孩子入学,其每年录取学生的最低分数线比普通中学常常高出几十分。 生源竞争不仅仅是在中学,其白热化程度在大学也毫不逊色,生源质量的高低同样是直接影响学校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近年来,许多高校使出了诸如加大新生的奖学金额度、允诺其它优厚条件等等招数。 据报道,在一片水涨船高的招生宣传热浪中,由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方兆本、缪柏其等著名统计学专家领衔完成的一项《关于本科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研究》,运用最新的统计学研究方法,在大量数据和事实基础上展开的研究结果却表明,“高考成绩越高、入学后成绩就越好”的观点只是长期以来人们在生源质量认识方面的一个误区。他们认为,当高考成绩超过一定分数段之后,它不再是影响新生入学后主干课程成绩的主要因素;高考成绩达到一定水平的学生在入学后的努力程度和学习态度是决定他们大学成绩的主要因素。由此专家们对众多高校提出善意告诫:招生工作的重点不应放在对“尖子生”的争夺上,而是应结合各校实际情况冷静分析研究,务求实效,确保招生的整体水平。 有关教育专家指出,方兆本等人定量研究成果的推广,将有利于高考高分考生在入学之后的健康成长,避免其受到过多不恰当的关注,也有利于教育者以一颗平常心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 来源:北京周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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