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现代性

　　公正成为了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尽管由于制度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因此相对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来说，高考制度已经漏洞多多，尤其受到权力和金钱的侵袭和腐蚀，同时，尽管存在着严重的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与不公正；然而，高考制度由于具有较好的制度性，所以，高考制度表现了较强的免疫力，称得上是公正的孤岛。当农村那些贫穷的孩子能够通过高考的通道而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的时候；实际上，它不仅只解决了那些农村孩子具体的出路问题，而且对于当前社会严重的不公正具有巨大的精神治疗的作用，它使得弱势群体不是沉沦于绝望的深渊，而是怀有希望、梦想和进取的动力。如果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不过是一种讽刺，如果说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是沉落者们不满的药剂的话，那么，高考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说法则多少具有相对的真实性。

　　文革时期，为了达到某种理想，创新制度，废除了高考，采取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因此造成了严重的不正之风和对于公正的扭曲。许多人曾经说，1977年恢复高考重新恢复了中国人对于公平的信心。

　　文革结束以后，“反对平均主义”越来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反对平均主义”径直通往了反对平等和主张不平等的意识形态。所谓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这种最大可能地避免了外力操纵和扭曲的竞争是一种真正“完全的竞争”。如果让一家乡镇企业和一家跨国公司去竞争，这种竞争并没有多少实质的平等可言，在竞争中失败的乡镇企业也并不心服口服。然而，让一个贫困的农村孩子和条件优越得多的城市孩子参加高考竞争，农村孩子不仅从来没有抱怨过这种竞争的不公正性，而且往往通过刻苦勤奋胜出了比他们条件优越得多的城市孩子。通过高考，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大学也为“特困生”敞开了宽阔的大门。如果从整体的社会效益而不是从极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观点来看，公正的制度产生的是最大的效率。现代文明是一种以平等为取向的文明，但是同时也是充分尊重差异性的文明。差异性和不平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主张平等并不是要扼杀个人的才能，而是保障每个人获得充分发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今天反思科举制度，并不是要反对客观的选择人才的制度，而是应该建立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

　　反素质的“素质教育”

　　上个世纪末以来，“素质教育”成为了很容易误导人的时髦概念，“应试教育”则成为了贬低传统教育方式的名词，就像许多人仅仅只用“封建主义”四个字就把中国传统否定掉一样，有些人仅仅用“应试教育”四个字就想把传统的教育方法否定掉，有的人以为取消了考试就是素质教育了，有的人以为素质教育意味着吹拉弹唱。于是，就像人民公社宣布吃饭不要钱一样，中小学教育的基本管理手段被宣判为过时之物，就像大跃进大炼钢铁一样，中国的独生子女们都普遍学起了钢琴。钢琴考级和参加奥赛成为了一条新辟的高考捷径，因为钢琴考级和奥赛成绩最后都折合成了分数，原来的业余爱好纳入了应试教育的狭窄轨道，导致了基础教育的进一步异化。社会越来越数量化，越来越使用单一狭隘的标准，越来越鼓励工厂化的产品，越来越忽视和失去质的维度。所以，所谓“素质教育”并没有打破“应试教育”，拓宽教育的道路，丰富教育的内涵，而是使教育的概念日益狭隘。

　　素质教育不仅重视知识传承，而且重视创造性思维。同时，相对于重视专业训练来说，素质教育是个人才能的全面发展。中国的中学教育具有相对成功的经验，重视对于学生基本知识的传授；但是，相对而言，对学生的创造性激励不足。这是与中国漫长的家长制传统和专制思想传统有关的。但是，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重视基本知识的传授并没有什么矛盾。

　　素质教育不是孤立的教育问题，而是依赖于社会环境，是一个与社会基础密切相关的水涨船高的事情。因此，它与、社会的人才选择机制、标准和倾向密切相关。在一个还处于劳动密集型、廉价劳动力低端产业为主的国家，对于创造性人才的需要就不是那么迫切，实现向素质教育的教育目标转向也不太可能。

　　反教育的“教育产业化”

　　近年来倡导的教育产业化把教育视为消费，违背了现代教育的原则，伤害了教育的基本精神。教育是关乎一个民族的长远利益的百年大计。如果将企业尤其是商业的原则应用于教育，不仅是对于教育精神的严重背离，而且是一个民族自掘坟墓的行为。教育和企业的目的和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企业可以破产，然而一个民族是不能破产的。一个企业可以追逐眼前的利益，但是一个民族不能以追求目前的利益为己任。使一个民族能够存在下去的是多种因素，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民族的认同，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而不是短暂的经济利益。

　　中国的所谓“内需不足”本来就是产生贫富差异的直接后果，而通过教育产业化来“拉动内需”只能是南辕北辙，只会进一步加剧社会阶层的分化。教育产业化不仅只带来暂时的社会问题，而且将导致中国未来的社会结构产生病理性的变化。教育产业化使当前不公正的社会分层进一步加剧并且稳固化，抑制了社会分层的流动，使广大下层丧失了进入精英阶层的可能通道，使社会的资源分配越来不公正地越集中到精英阶层，这个阶层越来越成为一个固定的垄断结构，社会上层和下层犹天壤之别，上层社会听不到下层社会的声音，下层社会永远失去了上进的出路，因此阻隔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交流和流动，这不仅对下层社会是不利的，而且对于整个民族的长远利益来说也都是不利的，它扼杀了社会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