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老北大学生。在抗日战争最艰辛的那一年，父亲怀揣祖父耕牛的钱，从广西农家走进了当时中国最神圣的学术圣殿──西南联大。父亲一生坎坷，北大的牌子换来“右派”的帽子。但父亲始终视北大为自己的终身骄傲，始终为儿女中没人能进北大而终身遗憾。

　　 其实，父亲的“北大情节”是传给了我的。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北大理所当然是我的第一志愿……

　　 海外学习生活了十几年，想起父亲就想起北大。最近，北大发出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宣言，北大改革方案在中国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我为北大骄傲。

　　 北大改革方案三易其稿。在这场争论中，应该选拔什么样的教师，怎样选拔一流教师，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要把北大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拥有一流的师资，这个立论绝对正确。

　　 然而，在辗转难眠之夜，我不断地想到：如果北大的教师聘任制改革成功，我们拥有了一流的师资，但没有一流的学生，这个创办一流大学的梦想能实现吗？

　　 这场改革难能可贵，但也有一个逻辑缺陷──办成一流的大学，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学生？

　　 有人会反驳道：正因为北大拥有一流的学生，但只拥有二流师资，才必须改革教师聘任制度，让一流的学生拥有一流的师资……

　　 什么是一流学生？

　　 毋庸置疑，北大招收的学生是全国各地高考的佼佼者，绝对一流的考生，但一流考生等于一流学生吗？

　　 有人可能又会争辩道：中国的高考应该算是世界上难度最高的考试之一，高考的出类拔萃者，难道还不应该算是第一流的学生吗？

　　我认为，一流考生中有一流学生，但一流考生绝对不等于一流学生。同理，不是一流考生，并不一定就不是一流学生。我知道，我的观点可能会在北大引起强烈反弹……但北大的精神恰恰是提倡撞击思想的火花。

　　 最近，中国的最高决策层提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

　　 日本地小物“薄”，在二战中几近摧毁。它有的只是“人”，其繁荣靠的就是“人才资源”。

　　 中国地大物博，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当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人才资源”时，中国就能真正腾飞了。

　　 然而，高考成了制约“人才资源”发展的瓶颈：瓶口外——高考选拔人才的方式引导着全国的中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甚至低幼教育，连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去“残酷”地培养一流考生。瓶口内——按照陈旧而落后的评价体系去扩大招生、培养学生，反而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考生”，而不是“高素质的学生”。

　　 要命的是，高考不仅误导了基础教育，而且在研究生教育中也出现了“高考后遗症”。据说，一些高校用对付高考的办法来培养研究生：入学不久就让学生分科——只学报考研究生所考的科目，指派老师研究考题，列出答题重点，让学生死记硬背……培养一流的考生，我们只能在已知世界的现成答案中俳佪，将难以培养勇于创新、善于探索未知世界的诺贝尔奖得主。高考影响了国人的素质甚至民族的兴衰。不改革评价体系，“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只能是一句空话。不改革高考，不改革评价体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只能是一个理想。中国的教育决策层已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才有了上海的高考改革试点，才有了今年22所大学的5％自主招生，才有了……

　　 哈佛大学每年都把许多“高考状元”甚至多达2/3的各个高中的“武林第一高手”（学校成绩第一名者）拒之门外。例如，1996年哈佛就对165个“高考状元”说“No!”。哈佛是不是失去理智？非也，哈佛是在冷静地选拔一流学生，而不是一流考生。

　　 我的《素质教育在美国》出版后，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成为2000年度的非文艺类第一畅销书。许多读者跟我说：素质教育太好啦！可惜高考卡在那里，不敢搞呀……携教育部第49道“减负令”的声势，《“玩”的教育在美国》出版了。许多读者跟我说：把“玩”提到素质教育的摇篮的高度，说得太好啦！可惜高考卡在那里，不敢玩呀……《生存教育在美国》出版后，许多读者跟我说：哼哼也好，唧唧也罢，高考卡在那里，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在应该教育中生存，至于将来能不能适应社会，无法考虑呀……

　　 自古华山一条道，高考改革到了“华山论剑”的阶段。

　　 美国学生经历的统考多如牛毛，美国同样有“高考”，为什么美国搞的不是应试教育？哈佛、普林斯顿等世界名校是怎样选拔一流学生的？我们是要“废除”高考，不是要“取消”高考？不以高考的考分为选拔学生的惟一标准，怎么保证公平，会不会出现走后门的现象？美国的高校招生制度有没有糟粕……

　　 带着这种种疑虑，经过多年对中美“高考”的观察、思考、分析、比较，终于完成了书稿《“高考”在美国──旅美教育学专家眼里的中美“高考”》。掐指一算，我的父亲黄著易先生已离开他眷恋的儿女整整十年……在他弥留之际，我正在做关于中美教育比较的博士论文，家人曾问他要不要通知远在美国的我，父亲的眼角慢慢流下两行泪水，轻轻地摇了摇头。怕家人不明白他的意思，又艰难地举起一根手指，闭着眼睛，坚决地摆了摆……父亲留下了他的遗憾，也留下了他的希望。

　　 书稿很快就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首肯。更让我感到鼓舞的是两家出版社决定联合推出这本书，这份魄和眼光，让我看到中国高考改革的明天──困难和希望同在。

　　 培养一流的考生，还是造就一流的学生？

　　 历尽艰辛的中华民族，是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