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对话的理由

　　当前学术界的对话欲很强。弱者希望引起强者的重视，其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自己做的事情与强者联系起来。当前中国学术界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欲大致就属这种情况。

　　 能与强者联系起来是很好的事情。这种联系若可以引起强者的注意，就尤其地好。中国社会科学在建国后中断数十年，与西方社会科学隔得太久，现在去联系，大多联不起来，引起强势的西方社会科学重视的中国学者很少。有些人竟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刊物上发表了论文。能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学者自然是引起强者重视的学者。这些可以引起强者重视的学者本身也就成为强者。在弱势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群体中，这些强者身高二丈，令人仰慕。这些强者还为中国社会科学争了光。也就为中国人争了光。

　　 这些为中国人争光的强者的确不容易。社会科学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特征，要想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刊物发表论文，不仅要在论文的样式与规范上符合西方社会科学刊物的要求，而且要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主流观点靠近，即是说，不仅形式是西方的，而且内容和态度也是西方的。只有那些十分技术性的论文，比如数量经济学的模型，因其细小琐碎，不必在意识形态方面表态。

　　 这就尤其难为了那些希望通过总体和宏大研究，不是作为工匠而是作为大师来进行研究者的研究。若有中国学者竟可以在非技术性研究领域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刊物上发表论文，这样的研究者就更加不容易。有很多中国学者或华人学者可以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刊物发表非技术性的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就大有希望了。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的大有希望，并不等于中国的大有希望。

　　 因为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社会科学获得西方认可的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科学能否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问题。

　　 以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为目的并的确获得了西方社会科学认可的中国社会科学，并不一定就能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

　　 在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中建立起来的有时竟然获得西方社会科学承认的中国学者的研究，其问题来自西方，其关切的焦点来自西方。这些研究的材料也许来自中国，但中国材料被分割了，中国材料本身不仅是破碎的，而且是手段性的，这种研究对于西方社会科学背后的意识形态关切也许有用，但对于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这个中国有13亿多人口--却大多无用。

　　 对中国无用并不等于这种研究无用。社会科学研究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结晶，对人类文明有用的研究当然有用。

　　 问题是，这种于人类文明有用的研究不应独占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还需要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用，这种有用必须以中国本身作为研究的目的和终极目标，要解决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问答十分中国化的话题。这些中国化的研究是小气了，进入不了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刊物，西方也不大会认为这种研究是社会科学，也就难以成为人类文明的结晶。不过，这类研究因其对中国有用而具有意义。

　　 在存在经济政治强势的情况下，西方文化包括社会科学的强势便制造出西方社会科学的垄断地位，似乎西方主流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就是科学的论文，这种论文的作者就是真正的社会科学家，而以中国本身为目的的研究反而不是学问，是不"科学"的学问。不仅西方人这样认为，中国人自己也这样认为。这就带来这样一个后果：中国研究本身被边缘化，以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反而被不断置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边缘位置，而那些将中国作为手段来研究西方预设的社会科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中国人多，在西方留学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多，中国人又聪明，近几年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西方主流刊物上发表论文，这些可以在西方主流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学者越多，就越是构造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

　　 假若这个主流不具有侵略性，可以为其他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留下空间，这个主流只是将自己保留在社会科学的一般讨论之中，这个主流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危险性也就不会太大，但目前这个越来越成为主流的来自西方承认的中国社会科学，也随着自己的强势而愈来愈越出自己的领域，向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提出问题。这种提出问题的态度是明确的，结论是决断的，论证是国际通用的，都是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看一看当前那些可以在西方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中国（华人）

　　 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的发言吧！他们是一群真理在握的人，因为他们拥有西方社会科学这一强者的武器。

　　 不过，王明的马列主义没有打过毛泽东的马列主义，因为王明的马列主义不了解中国的实践。现在掌握着强者武器的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来对中国经济进行诊断的人，往往是些只了解一点西方社会科学，有时甚至只是西方社会科学一个极小的技术性问题的人，他们根本不懂得中国山沟里的实际，因为他们压根就瞧不起中国山沟里的实际，他们也认为不必要去了解那些实际。他们不仅真理在握，而且只有他们这些聪明人才能够将真理掌握。有一次参加一个会议，一个在美国教书的中国人赌气说，你们中国真是太不象话了，我们这些海外爱国人士提的政策建议，你们为什么总不采纳？他们这些海外人士希望将农村土地私有化，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我不知道农民土地可以买卖之后，9亿农民怎么办。

　　 人贵有自知之明。在西方社会科学里混得一席之地的确不容易，但千万不要以为在西方社会科学这一强者中混到一席之地，就一定掌握了比以研究中国现代化为目的的人以及实践者高明的普遍真理。有这样的普遍真理吗？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不是指那些用中国材料到西方强者那里混得一碗饭吃的人，而是那些始终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人。在后者那里，西方社会科学只是手段，是它山之石，这些人干嘛要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

　　 香港社会科学是殖民地时代的产物，这种社会科学与香港没有关系。中国大陆不是香港，中国的社会科学必须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实证研究的层面

　　 中国农村研究近年来有越来越多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尝试，不同的人对这种尝试抱有不同的目的。有人希望通过接轨来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有人认为接轨有助于中国农村研究的推进从而有益于农村建设，有人认为接轨是为了修正乃至创新社会科学的主流理论。与以上目的的不同相关，有人认为社会科学需要本土化，有人认为社会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不存在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有人看中了中国庞大农村所蕴有的丰富研究资源，有人研究农村是为了改造农村和中国社会，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学术支撑等等。

　　 以上目的和看法都有自己的道理。问题是，这些做农村研究的人看起来都在研究农村，实际上是有很大区别的。构成这种区别的是他们农村研究层面的不同。

　　 一般来说，可以将当前的农村研究（研究农村的学者们的研究，或以农村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基础理论研究。这种研究是试图以包括中国农村材料在内的实证资料和理论思考，思考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问题，修正和发展社会科学的一般假设，发展社会科学基础理论。这种以基础理论研究为目的的农村研究，的确不存在所谓本土化的问题，这种研究最需要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和对话。这种研究的典型如现在香港大学教书的张五常通过对台湾土地改革资料的研究，发展了西方产权经济学理论。

　　 二是政策基础研究，即构成中国农村和全局建设方略基础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不是政策研究，但可以为政策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学术支撑。这种研究以理解中国农村，不是从表面而是从本质上理解构成当前中国现代化巨大瓶颈的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方面现状的背后原因，弄清各种现象之间规律性的关系为目的。试图建构一套适合于理解中国农村的概念体系，将中国农村当前特殊的处境与特殊的问题揭示出来，从而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政策方略提供理论的和学术的基础。

　　 三是政策研究，包括政策设计、政策解释和政策评价。政策设计是在理解中国农村的特殊处境与问题的基础上，设计出富于远见、具有实效的农村政策。有了足够的政策设计，就可以为政治家的农村决策提供方案；政策解释是对已有的农村政策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具有宣传政策的效果，而且这种解释构成了对政策本身的重新阐释，使政策向更为适宜的方向发展；政策评价则是对农村政策效果的评估，为政策的废止或修定提供依据。

　　 从以上三个层面来看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情况会较为明朗。基础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不在农村，而是希望通过农村研究的实证资料，来丰富和发展一般社会科学理论，这种研究当然反对社会科学的本土化问题。政策基础研究试图以中国农村本身为研究对象，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将中国农村当作一个需要理论概括的整体，进行概念化的努力。这种研究需要借鉴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但由于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不足以构成对中国庞大农村社会特殊性的理解，而需要发展出本土化的中国农村理论来。就是说，政策基础理论不仅以中国农村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理解中国农村作为自己的归属，而且需要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中观层次的理论出来。政策研究则以政策本身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谈不上本土化不本土化的问题，它研究的问题是中国农村的，但他不需要有一套如何理解中国农村特殊性的概念体系，而是需要一套在这种理解下具体去做的办法。

　　 从农村实证研究以上三个层面的关系来讲，因为基础理论研究将中国农村置于研究的边缘，它的目的是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以发展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这种研究与其它两个层面研究的关系很少。这种意义上，不要以为西方有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关于中国农村研究论文的学者或以中国农村实证资料在基础理论研究上有所发现的学者，就真正是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专家。与其说这些学者是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不如说他们是在存在学术霸权体制下面的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边缘学者。

　　 政策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则有着很大的亲合关系。政策基础研究就是为政策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学术支撑的研究，构成政策研究的上家，而政策研究反过来可以检讨政策基础研究的好坏。在存有诸多相互竞争的政策基础理论研究者乃至学派的情况下，对政策研究影响越大的政策基础研究，越是具有生命力，越是可以获得研究资源，并越有可能成为本土化的中国农村研究的佼佼者。

　　 政策基础研究不以农村实证研究中的那些试图发展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基础理论研究为上家，而是以社会科学一般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上家。这个上家的资源十分丰富，如何站在中国农村主位的立场来吸取适宜的理论，让这种一般理论与中国农村的特殊实际相结合，从而发展出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理论，是问题的关键。与基础理论研究试图通过中国农村实证资料来挑战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雄心不同，政策基础研究不准备也无必要去挑战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也就不存在与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对话问题，而是如何学习于理解中国农村有益，于建构关于本土化的中国社会科学有益的、适宜的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简言之，农村实证研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的视野是向外的，而政策基础研究的视野是向内的，向农村本身的。

　　 政策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因为目光指向农村本身，它们不追求在社会科学一般理论上的建树，因此，它们的研究不需要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也不需要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不过，这两种研究因为以农村本身为研究对象，而成为真正的农村研究专家。它们建构起来的本土化的中国农村研究理论不一定会对国际学术界构成挑战与冲击，却一定会对中国农村的政策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产生影响。

　　 这种意义上，中国当前尤其缺少那些不试图与西方学术界对话，而是致力于中国农村本身研究的政策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当前国内学术界没有国际野心的农村研究者看来还是少了些。

学术规范与学术共同体

　　 没有学术规范，就很难有学术的发展。学术规范不是指学者不能抄袭、剽窃，也不是指学者写作论文的语法规范。抄袭剽窃是不法行为，语法规范则是基本要求。学术规范应该是指学术研究形成知识传递和积累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是将现在的研究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不做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且形成学术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的机制，其表现形式是学术论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及较为健全的引文注释工作。

　　 从表现形式上看，学术规范与中国传统学术注经制度，教条主义引用马列著作的作法，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有相似之处。不过，真正学术规范的核心是形成对话，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形成自己的创新，而不是用规范的引文去骗人，更不是用有名人士的话去唬人。

　　 观察国内学术界近年的规范化，做参考文献和引文的工作较10年前要好得多了。问题是，大多数引文并不是对前人研究的综述，而只是引用一些人的语录来证明自己，很有些骗人与唬人的嫌疑。以前是引马列，现在引西方的流行学者。这种只言片语的引用，大多不是为了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而是用流行学者的话来证明自己的学术正确（有时是政治正确，现在学术界一些人的新的政治正确）。这种规范化不是我们所期待的规范化。

　　 我是做农村研究的，具体是做农村实证研究中的政策基础研究的，这种研究试图将社会科学一般理论与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形成理解中国农村的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这种研究需不需要规范化？如何规范化，的确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以下谈些个人想法。

　　 首先，因为这类农村研究不是为了挑战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不是为了与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对话，也不是为了积累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知识，因此，这种研究不需要引述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来形成一个似乎是与之对话的规范的假象。

　　 第二，做农村政策基础理论研究，需要有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方法和知识背景，在知识背景和方法上作些交代，对于研究的展开会有好处。不过，因为这些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应是所有进入学术的人的基本功，交代太多不免有画蛇添足之嫌。

　　 第三，当前国外对中国农村的研究虽然有不少具启发性的成果，但总体来讲，因为对中国农村调查不深，了解不多，且过于细碎，研究水平相当有限，并没有形成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系统知识积累。况且国外的中国农村研究大多数是服从于学者各自学科背景即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知识背景的，他们不过是希望以中国农村的材料去验证或修正西方某个一般理论，这种研究就更加脱离了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知识积累，可供借鉴的东西不是很多。

　　 第四，当前国内学术界的农村研究，缺少具有全国影响的研究成果。一些海外留学回来的学者到农村做了些调查，但他们基本上也是以中国农村的材料去验证西方某个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缺乏以中国农村作为中心展开的研究成果，更缺乏具有全国公认影响力的作品。倒是费孝通教授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仍然具有较强的学术生命力。全国没有形成农村研究具全国影响力的学者，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农村研究刚刚起步，学术积累本来就少，而学者们已有研究的水平又低；二是农村研究仍然没有形成成熟的知识体制，不同学科、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农村研究被分割在各处。较低的研究水平使学术成果缺乏突破学科、地区、部门界限的能力，分割的学科、地区和部门妨碍了农村研究知识积累体制的形成。

　　 如此一来，在当前中国农村政策基础研究领域，学术规范化实在乏善可陈。因为引用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现在学术界似乎一般将之等同于西方社会科学），不是为了与之对话，而是期望借以证明自己研究的正确或借鉴一般理论的方法，而构不成知识和学术积累。西方的中国农村研究水平总体很少，值得引用的文献太少，少数几篇文献被国内学者引来引去，实在太是枯燥。国内的农村研究则因为缺乏有影响力的作品，而较少形成对话的基础，从而难以形成不同学科、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农村研究的对话与积累。

　　 说国内的农村研究不引用国内文献，是不真实的，但这种引用或积累，基本上是建立在圈子之内的。圈子，也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同一个学术共同体内，相互之间研究内容相同，研究方法相近，交流又很充分，就造成这个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的每一步研究都建立在其他圈子成员研究基础之上的结果，这样的研究不仅在形式上有对已有研究的综述和引文，而且是建立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的知识积累。就当前国内农村实证研究来讲，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中心，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小圈子，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农村政治学研究的小圈子。农业经济研究的圈子相对较大，但也大多没有能越出经济学的边界。当然还有其他的圈子，如研究宗族的、文化的、教育的圈子等等。

　　 问题是，目前这些圈子都还太小，没有形成成熟的相互借鉴、共同研究，以在已有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研究的体制。当前农村研究并没有形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学术规范因此就缺乏基础，硬性的学术规范只能妨碍农村研究的深入。

　　 如何在现有研究圈子的基础上，增加农村研究的知识积累，打通农村研究的学科、地区和部门界限，扩大圈子范围，形成学术共同体，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评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吴毅是我的学兄，一个生长在大城市的城里人，做农村研究以前，一直没有在农村生活过。1993年我们一起在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读研究生时，他切入到农村研究。一旦切入到农村研究，补农村生活一课便迟早要来。1998年，吴毅终于到川东双村生活了半年，并写出了这本《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读完这本带有人类学关怀的书，反观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状况，感到有话要说，遂写以下数语。

　　 吴毅在反思自己的农村研究时说，他切入农村研究“首先接触的不是现实的农村，而是理论的农村，然而，我却以为那就是现实农村在理论上的反映”。在进入双村调查之前，吴毅参加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湖北黄梅长达两年的村治实验，他的结论是“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与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所思所想实在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此开始反思“究竟是实践落后于理论还是理论与现实存在距离，进而我们所具有的理论本身是否也可能存在问题。”

　　 吴毅因此赴双村调查，他认识到，“从整体上看，我们这些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理论和思维方式是有些西方化了”，“我们虽然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接触中国的事物，但是，现代化中潜移默化的文化和学术的殖民却已经使我们这些人不自觉地以一种西方化了的眼光去看待、分析和评价中国经验，乃至于这一经验本身也已经被西方化，然后，这种被西方化了的‘中国经验’又被用来论征在实质上也是西方化了的‘中国理论’”。

　　 这是一个重要的自觉。展开来说，吴毅认为，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现实乃至历史的研究中，因为缺乏经验常识，或这种经验常识被“西方理论”的遮蔽，而成为有问题的研究，就农村研究来说，学术界的农村是理论的农村，并不是真正现实的农村。这种与现实脱离的农村及其理论对于理解更不用说是改造现实，是有些力不从心了。要真正做好农村研究以及其他关于中国的研究，就必须回到常识，回到个案，回到农村和中国经验中来，对农村和中国当下的状况与处境作出理解，在中国问题和农村问题的语境中建构理论。

　　 在全书的叙述中，吴毅的确做到了站在中国农村和农民主位的立场，尽可能抛弃当前学术界已很西化但与中国农村无关的理论，或对这种理论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比如第四章第三节对“家户经济国家化”的考察，即对建国后集体化过程的考察。如果从西方产权理论来看，合作化的过程即是土地产权收归集体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必然发生农民集体抗拒，并由此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损失。而吴毅从双村农民的经验中发现，“所谓村庄经济的国家化完全是站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宏观立场上进行学理分折的结果，而不一定是地方场域中双村农民的地身体验。在双村农民的历史意识中，从来是不会产生诸如国家的治权与所有权这一类观念的紧张的，他们并不会怀疑集体经济所有制的真实与完整性。”他进一步推论说，“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农民关于国家的公的观念和关于个人的私的观念是能够协调的。”从这样的个案调查反推过来，当前经济学界从产权制度方面说正是集体化导致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结论，不如说是因为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初期，因为管理不适应（经验不足）而产生了效率损失。这样来理解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期间取得的巨大农业成就就自然而然。

　　 再比如第九章和第十三章对“大社员”的分析。所谓大社员，双村农民有自己的定义，就是村里有影响、懂策略、敢与干部对抗而干部又拿他没有办法的村民。正是大社员的发现，丰富了当前村庄政治的涵义，并为村干部在治理村庄过程中设置了条件。村干部与“大社员”的关系而不是村干部与一般村民的关系，构造了当前中国的村庄政治状况。“大社员”在不同地区农村的叫法可能不同，特征与状况也会不同，但正是“大社员”这样一个层次的发现，为当下中国农村政治的大话语：比如村民自治和农村民主这样的大话语，提供了解剖的基础和分析的框架，也为日常的村庄政治运作提供了理解的空间。

　　 正是在回到村庄，回到常识，回到国情上，我认为双村调查是一本好书，是一本对于当前大话语流行的学术界具有价值的好书。在对中国20世纪历史的解读和对当下中国处境的理解上面，最近20年的主流声音中充斥某种草率、粗暴和情绪化的倾向，对外来理论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完整的理解。作为对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反动，这些主流声音的反思也许有益，但当整个中国的实践需要理论指导，中国学术应当为中国当下实践寻找对策时，这种情绪化和道德化的反思就远远不够了。而当整个中国的社会理论被宏大话语霸占着的时候，个案调查这样的小叙事就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大语话阉割和失去了常识。当前大话语对中国学术的霸占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在做农村个案调查时，也只能看到大语语所希望看到的东西，而看不到大话语不希望看到的东西。这个时候，强调回到常识、回到中国当下和历史的语境中，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吴毅双村调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价值。尤其重要的是，即使如吴毅这样有强烈回到常识、站在农民主位和农村主位来阅读双村历史的学者，也常常在离开双村经验时，陷入大语话的陷阱。这就更加提醒我们，个案调查工作或回到常识和国情的工作不是瞬间可以完成得了的。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不间断地真正地回到个案、回到常识、回到国情，应是所有负责任的中国学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定价25元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

　　 通讯：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430079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２０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简介

　　 该书以作者长时期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将四川省东部一个普通山村——双村置于２０世纪中国社会宏观变迁的大场景中进行考察，力图揭示其在上个世纪一百年中的变迁历程与轨迹，并对引致变迁的诸种变量进行分析。该书是以政治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乡村政治的一次尝试，也是以小叙事对话大话语、以小历史解构大历史的一次实践。当人们对新世纪的中国乡村发展充满各种希望和困惑的时候，回望“双村”，也许能从中发现一种别样的启示。该书作为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得到相关权威专家的高度评价，并已引起学界的关注。

摘自　http://www.pen123.net.cn 士柏咨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