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蔡元培先生作《石头记索隐》，谓《红楼梦》以王熙凤影射余柱国（“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國字俗写作国，故王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连也”），谓以史湘云的金麒麟影射陈其年名字中的“其”和号中的“陵”（陈其年号迦陵）。胡适先生著《红楼梦考证》，批评“索隐”派是“很牵强的附会”，是猜“笨谜”。 “索隐”、“考证”两派主帅之间的“叫板”，标志着“红学”两派之争正式开场。胡先生举了“从前有个灯谜，用杜诗‘无边落木萧萧下’来打一个‘日’字”的例子，以说明这种“笨谜”难猜，不着边际。并且说：如果《红楼梦》的作者果真是这么构思的，“他岂不成了一个大笨伯了吗”。蔡元培先生对胡先生“猜笨谜”的评价颇为不满，而且并不心服。其实真正击中“索隐”派要害的，倒不是“猜笨谜”的标签，而是顾颉刚先生的那些仿“索隐”而归谬的例子。顾先生说：“若照他们不近情理的乱说，更可以道，‘寥落（寥落古行宫），好道也。国君好神仙之术，宫闱化之，遐龄相对，惟说玄宗（玄妙之义理）也。’‘今夜（今夜鄜州月），思治也。小人（小儿女）乱政（未解忆长安），大夫燕处忧谗，愿得明君而事之也。’”顾先生的仿“索隐”例（顾先生斯例尚多，不能举全）把元稹、杜甫原本浅显明白的诗句曲解成这般模样，说明“索隐”派结论的任意性，而“索隐”结论的任意性正好证明“索隐”派的荒谬。所以胡适先生称赞道：“颉刚此论最痛快。”
其实“索隐”派的症结在于答案非一，而不在于“猜笨谜”。即如胡适先生所举的那则“从前有个”的灯谜，据胡先生的解释：“萧”齐、“萧”梁之“下”（后）是“陈”，“陈”字“无边”（去掉左边的“阝”）是“東”，“東”字“落木”（失落“木”字），剩下的正是谜底“日”字。这则谜语，以“萧萧下”暗藏别解（别解“陈”字），以“无边、落木”排除多余（排除“陈”字中的“阝”、“木”），谜面紧凑，而面、底贴然无间；若论品格高下，虽然不能列于上上，却是徘徊于上中、中上之间，举以为“笨谜”典型是不足以服人的。
而且蔡元培诸君的“索隐”固然有似于猜谜之形，而其实却并不是猜谜。两者之区别在于：猜谜（包括创谜）是有严格规矩的，而蔡氏诸君的“索隐”是不按规矩的；猜谜（创谜）是有逻辑的，而蔡氏诸君的“索隐”是无逻辑的。因此，谜语有雅俗难易之分，而答案（谜底）却多是唯一的；而蔡氏诸君之“索隐”，其答案势必歧出而不能定于一尊。当然，谜贵别解，从不同角度的别解有时可能导向不同的谜底，而不同的谜底却都是合情合理的。而今我也说一个从前的灯谜：传说晚清时候潍县某官宅元宵夜挂出这么一则灯谜，有赏格，是一吊青钱。谜面是一个“宀”字，答四书两句。有位私塾先生取走了这一吊青钱，他的谜底是“祭若在，必察焉”。十六日夜，私塾先生又趁步至某宅门前，见昨夜的那则灯谜仍在，因问主人。原来昨夜私塾先生虽然猜中谜底，却并非主人创谜之原意，主人原意是“牢曰：牛何之”。一则好谜，猜之又猜，不得其底，而一旦猜中，制谜者与猜中者，以及参猜而未中者，乃至围观旁听者，甚至百年后的心仪者，却会感受到一种心灵契合的愉悦。蔡氏诸君的“索隐”则不然，蔡先生自谓猜中，而参猜的“索隐”诸君却并不认同蔡氏，而各骋其猜，当时，以及八九十年后的学子，更只觉得国学巨擘如蔡氏者，竟然作出如此荒谬的“红学”学问来，很不可理解。
其实，《红楼梦》中有“谜”，且不止一端：明确的谜语、灯谜姑且不论，十二钗判词中多用谜语，而“将真事隐去”的诸多人物情节，也都可以视为“谜”。譬如胡适先生发现，或发悟高鹗续的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不侔，其最初理由之一就是高鹗对香菱悲剧的安排与第五回香菱判词南辕北辙。“金陵十二钗副册”写香菱一生遭际的那首判词说：“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胡先生说：“两地生孤木，是‘桂’字。此明说香菱死于夏金桂之手……可见八十回的作者明明的要香菱被金桂磨折死。后来补的四十回里却是金桂死了，香菱扶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两地生孤木”，就是谜语，看来“考证”派也是绕不开猜谜的。
笔者并不认同“索隐”派的结论，也不欣赏“索隐”派的方法；但是认为，“考证”派不应当完全拒绝“索隐”。“考证”派诸家，胡适、顾颉刚、俞平伯，更了不起的还有稍后继往开来、旗鼓大张的周汝昌，他们开创、发展了“新红学”伟业，一度进展迅速，而在上个世纪60年代基本止步，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拒绝了合理的“索隐”。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索隐”固然错误，而限止于《红楼梦》及脂砚斋文本内的“索隐”却是拒绝不得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红楼梦》有“隐”可“索”，不承认《红楼梦》有“隐”，不屑于把这些“隐”认真地科学地“索”一番，是违背《红楼梦》自身的规律的。第五回“十二钗判词”都是谜语，或者说都是隐语，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另外第二十二回元、迎、探、惜、宝钗的谜语，第五十回湘云、宝钗、宝玉、黛玉的谜语，还有第五十一回宝琴的十则谜语，这些都可能是诸女儿命运的诗谶。对于此，大多数学者是倾向认同的，因为这是《红楼梦》自身的规律。对这些谜语，以及由这些谜语生发的隐语，是应该下功夫“索”（索解）一番的。但是有的学者可能是担心会落一个“猜笨谜”的评语，一直不敢正视《红楼梦》的谜语、隐语，尤其是薛宝琴的十则诗谜，时过二百余年，除了胡适先生之前的王雪香、周春诸君猜对了比较容易的三则（“赤壁怀古”猜走马灯，“青冢怀古”猜墨斗，“梅花观怀古”猜纨扇），其余七则至今未见有人认真用其心，恐怕就有记准了胡先生“猜笨谜”警告的原因。“笨谜”猜不得，这七则谜语就不得其“底”，于是绕开谜语独行“探佚”，我不知道这种形如抓阄的“探佚”，其结论会比“索隐”派诸君的结论高明多少。
譬如说，脂砚斋是谁的问题。开始胡适先生认为是作者本人，后来周汝昌先生认为是熟知大观园就里的人，而且是一位女子。周先生的考证如果到此为止，还是正确的，而往下的考证可就漏洞百出了。既然知道是一位女子，那么可以设想：一、她可能不是《红楼梦》小说中的人物，因此，她究竟是谁，是无法从《红楼梦》文本进行考证的；二、如果她是《红楼梦》小说中的人物，就应当把大观园里的众女儿逐一（缺一不可）作一番全面考察，看谁最合适。但是遗憾的是，周先生在对大观园众女儿逐一考察之前，就把目光锁定在了史湘云身上，他至少漏掉了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薛宝琴。之所以单单漏掉了薛宝琴，是因为对她的探佚没法进行；而对宝琴的探佚之所以没法进行，却是因为没有看懂她的十首“怀古诗”，没有猜出她的这十则谜语，而这十则谜语恰巧就是薛宝琴未来结局的诗谶。姑且不论薛宝琴是不是脂砚斋，只说在此人身世遭际并不分明的情况下，就将她从脂砚斋候选人中事先剔除，总是不合适吧？周先生瞄准史湘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看懂关乎史湘云的判词，以及《红楼梦十二支》的《乐中悲》：那里有“斜晖”，有“云散高唐，水涸湘江”，都是隐语，是须待“索隐”而后才能明白曹公用意的；而一旦“索”得其“隐”，就谁也不会再相信史湘云是终嫁宝玉的“新妇”了，当然也就更不会相信她是脂砚斋了。
不要认为“考证”一定优于“索隐”，不是的，有的“考证”，其结论之荒谬绝不亚于“索隐”。如果有人根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很认真地“考证”出陶渊明有“斜眼”的生理缺陷；或者根据“风雨不动安如山”，一板正经地“考证”出杜甫向安禄山暗递秋波，营造一旦将来山河变色时投靠胡儿的政治资本，我们是该哭，还是该笑？鲁迅当年也曾经用类似顾颉刚攻讦“索隐”派的方法，讽刺过这种“考证”。大意是：根据《论语》子曰“不撤姜食”，推断孔子胃寒，有胃病；再根据孔子周游列国的史实，想见必然沿途颠簸，而且“仲尼畏匡，菜色陈蔡”，不免乎惊吓、饥饿，这就是致病的原因了。你看，这样的“考证”，与“索隐”相去几何？
《红楼梦》本来有谜语、有隐语，谜语、隐语本来就在《红楼梦》中，舍文本而行“索隐”于《红楼梦》之外，固然是缘木求鱼；而寄希望于《红楼梦》无谜、隐，或者明知《红楼梦》不乏谜、隐，却存侥幸于这些谜、隐或许不至于影响自己的“考证”结论，岂不是形同赌徒“押宝”？“押宝”的行为虽然“大胆”，却有失于“小心”——而胡先生于“大胆的假设”的后面，是谆谆教导过要“小心的求证”的。
要之，《红楼梦》中有许多更难于“无边落木”的谜语，作者曹雪芹果真构思了这么多被胡适之指责为“笨谜”的情节内容，但是不能因为我们猜不出这些“笨谜”的谜底就指责雪芹为“笨伯”。如果曹雪芹不幸被归类于“笨伯”，那次于曹雪芹的胡适之诸君，更次于胡适之诸君的那些人，以及更次于那些人的我辈，都该依次归到哪一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