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光红
（一）

　 　2005年夏天，我在半岛游牧，游牧之暇，打算写一本关于齐长城的书，既向人们揭示这条绵亘千里的长城的真正用意，也捎带向人们说明，类似齐长城这样文化色彩浓重的历史遗迹，单凭个把功底内囊空空如也的所谓“专家”，是不能看清其真相的。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有一股不明来路的“红学”热正在悄然升温。也许就是那股“红学”热把我的目光从齐长城牵向了“红学”。从我着手写第一篇“红学”论文，至今正好是两年时间，我是说，我涉足“红学”的时间很晚。而且我也从未想到要往“红学”腹地深入，我给自己在“红学”中定的位置就是一个匆匆过客：完成几篇“红学”论文，扩展一点视野，在自己研究“领域”之外清除一两个盲点而已。

　　我喜欢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尤其是胡适之麾下、顾颉刚先生的那些攻讦索隐派的言论，更是令我解頥。我不赞成蔡元培先生《石头记索隐》的观点和论证方法，对蔡元培先生竟然会正襟危坐地说那套不着边际的“索隐”很不理解：这位先哲是在说醉话吧？

　　我知道“红学”有“派”，自信属于考证派，我的文章原本就是用考证的方法写出来的。

　　2006年2月，当农历丙戌年的正月，我的三篇“红学”文章在济南日报发表，提出湘云不是脂砚斋，而宝琴才是脂砚斋的新观点。这三篇文章随即登陆舜网，尔后，据说有30多家网站转载，当时很有些影响，而且据说至今馀音尚袅袅缕缕。我之所以强调“据说”，是因为我至今也没有学会上网，网上的消息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以后我又把另外几篇“红学”论文寄往大刊物，结果片翎无归，令我想象出纷纷铩羽的惨状。我还没有意识到“派”的巨大梗阻作用。直到今年（2007）初，我把已经见诸报端的三篇“红学”文章委托朋友递呈省内某著名学术期刊（自然也有央朋友先容之意），才知道问题主要是出在“派梗”上。我还自作多情地怕人家看不懂我的观点、论据呢，其实人家根本不必看论点、论据，以及证明过程，就一眼识破了我的来路。传回来话说：索隐派的文章，我们可不敢碰。直到此时，我才知道我竟然是索隐派，我怎么就沦为索隐派了呢？

　　我才意识到，如今的“红学”已经升华为容不得异端的神圣殿堂了。而在早年间，它不还是个“狂游客喜招”的学人驿站来吗？那时候没有“红学”专家，只有学者。当年的这个驿站，蔡元培息过肩，胡适之落过脚，而“红学”主张冰炭不相容。当然，他们都是阔主。可也有周汝昌啊，当时不就一个超龄却未毕业的大学生吗，这驿站不也有他下榻的地儿吗？现在怎么就容不得个把索隐派的梦呓、鼾声了呢？

　　“红学”圈可以容得诬宝钗为奸诈，甚至淫邪的猜度臆说，可以容得指证袭人为第六纵队的无根海谈，却容不得“索隐”二字。这真是如今“红学”圈才有的咄咄怪事。

　　“索隐”真有那么可恶吗？可唐人司马贞注《史记》，书名就叫《史记索隐》。如果说《史记》可以“索隐”，《红楼梦》则不可，那又为什么？就为《红楼梦》无“隐”可“索”吗，还是就为你没看懂《红楼梦》？若为前者，那么请问：谁有那么大的学问，那么神的预见，竟然早已料定了《红楼梦》原本就是无“隐”可“索”的呢？而且，《红楼梦》既然无“隐”可“索”，为什么自打《红楼梦》手抄本一问世，后脚跟前脚地就有了那么多人趋鹜于“索隐”呢？那些人都是傻瓜？当然，今天我们可以说，那些“索隐”言论一无是处，但是总得问一句吧：为什么那么多的学者，尤其象蔡元培这样的学者精华，怎么竟然会沉沦于一部《红楼梦》的“索隐”而不能自拔呢？为什么蔡元培之后尚代有传人似的，继续维系“索隐”这套破烂旗鼓呢？打个很俗的比方，如果几代人都到西部去淘金，又都是陆续空手而返，于是哲人断言：西部无金。这断言便对吗？从反面想，为什么那些几代人都会眼盯着个无金的西部呢？从逻辑上说，是存在这种可能的：西部有金，而几代人所以陆续空手而归，不过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准金穴而已。同样道理，《红楼梦》未必无“隐”，索隐派诸君子只不过没有找准“隐”在何处而已。

　　中国诸色文化，都带有很浓的神秘性，譬如甲骨文、金文，譬如《周易》、《老子》，譬如五行、气功；譬如中医中药，包括经络理论，旁及食疗本草理论及其经验。这些神秘的东西是不能仅仅按照显微镜下的显像描述的，是不能仅仅用化学的定量分析表格量化的。中国的文学、史学也一样，有的是不能拿西方的文艺理论和史学理论衡量其轻重的。譬如《春秋》，以“微言大义”体现特色。传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个说法在现代人听来，简直不可思议：哪有这么大威力的史书？但是在当时，在人们尚没有进化到不矜名节而只顾钱财利禄的时候，一部“微言大义”的《春秋》却是曾经令那些个“乱臣贼子”们着实惴惴不安过的。

　　“微言”是什么？就是成体系的、侧重于文法而较为浅显的“隐”，而“隐”则是有规律的、侧重于措辞而更为深邃的“微言”。当年的史臣就是用这些侧重于文法而较为浅显的“隐”，寄托了褒贬，表示了爱憎，坚持了公道原则，判断了是非曲直，也就是说，委曲宛转地申明了“大义”。

　　“隐”，或曰“隐语”，又或曰“廋”，都有隐藏、藏匿的意义，而最常用的，则是“隐语”。在文人著作，以及百姓话语里，不乏隐语的例子。譬如屈原赋《离骚》，首先自报家门，交待姓氏名字，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自报名、字的“正则”、“灵均”就是隐语：“正则”隐着一个“平”字，“灵均”隐着一个“原”字。再如东汉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于最后交待自己的姓氏名字，也是用的隐语：“委时去害……与鬼为邻”隐一“魏”字，“百世一下，遨游人间”隐一“伯”字，“陈敷羽翮，东西南倾；汤遭厄际，水旱隔并”隐一“阳”字。另如蔡邕夜抚《曹娥碑》，于碑后写了八个字：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后来曹操、杨修路经此处，先后参悟出这八个字的隐义，原来是对碑文的赞语：绝妙好辞。这个三国故事脍炙人口，说明国人，尤其是文人，原来就有设隐、索隐的雅趣的。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说明隐语原本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中国文化现象。只是到了现代“红学”家那里，隐语忽然变得陌生了，“红学”家不认得隐语了，隐语也不认得现代“红学”家了；这就像是酒席间一样，原先常见的以诗词曲赋为形式的酒令，到了现代忽然消失了，酒席上就只见经总镇处酒徒们豪饮划拳，不见文人雅士吟诗行令了。

　　自从被人指认为“索隐派”以后，我就像个怀揣私货闯关的江湖黑道，一路寻思，该在何处投宿落脚，驿站官员或者野店老板娘若是盘问，我该如何答对：说“私货无多，仅三百页，还请宽容”吗？说“虽曰私货，其实无碍国计民生”吗? 说“如今官府不禁，吞舟是漏，决不至于连累宝店”吗？不行，不行，太掉价了，太窝囊了。于是朋友间商量来商量去，最后一致认为：既然以往就因为对“索隐”有所忽略，才导致了现今“红学”研究出现“淹回水而凝滞”的局面，既然“红学”研究离了“索隐”就不能与曹雪芹会心，何不干脆明火执仗，大衅旗鼓？于是就有了这么个书名：红楼梦索隐。

（二）

　　传世的脂评本《石头记》止于八十回，是一部并不完整的小说。不完整的原因，据脂砚斋说，是八十回后的数十篇稿子“迷失”了。而笔者猜测，或许还有另外两种可能：一、这本书原可以按照计划写完，而曹雪芹基于某种考虑终止了写作；二、这本书已经按原定计划大致完成，而基于相同的考虑，雪芹将后面的稿子藏匿了，或者干脆销毁了。

　　人们想知道八十回以后的情节，于是就有了五花八门的“续红楼”出现（其中就有高鹗的续书）；“续红楼”并不能够满足人们对真相的好奇心，于是就有了《红楼梦》研究的“探佚学”。“探佚”要求根据前八十回的情节，以及脂砚斋的提示，寻绎出八十回后的大致走势和尽可能多的情节。

　　《红楼梦》是一部自叙传体小说，这一观点先由胡适先生提出，并为周汝昌先生极力主张而为之证明，周先生著《红楼梦新证》，目的之一就是证实“自叙传”的观点。应当说，周先生的这个目的大致达到了，“自叙传”的说法是正确的，虽然证明过程尚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笔者觉得周先生的证明在《红楼梦》层面上似乎出了点差错），却是大体可以说得圆了。

　　但是从自身、自家取材的小说不在少数，“自叙传”体并不是《红楼梦》魅力之真正所在，并不是《红楼梦》所独创。《红楼梦》真正与众不同之处，真正为其他小说所不能比拟的优势，在于它是以一本书却写了两本书的内容：一本是“大旨言情”十分精彩的感人故事，就是这本存世仅止八十回的脂评《石头记》；另一本则是在“大旨言情”的幕后隐藏着的更为精彩而且惊心动魄的真人真事，可以说是《石头记》的“隐文本”。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权且把相对于“隐文本”的“大旨言情”的《石头记》称之为“显文本”。

　　《红楼梦》有显文、隐文两本，这是可以从曹雪芹、脂砚斋的话得以证实的。甲戌本《红楼梦·凡例》说：“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虽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何为不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以悦人之耳目哉！”“用假雨村言敷演出”的“一段故事”就是笔者所谓“显文本”，被“隐去”的“真事”（“将其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就是所谓“隐文本”。第五回“开生面梦演红楼梦”，写“宝玉听了此曲，散漫无稽，不见得好处。但其声韵凄婉，竟能消魂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问其来历，就暂以此释闷而已。”针对这一情节，脂砚斋评曰：“妙！设言世人亦应如此法看此《红楼梦》一书，更不必追究其隐寓。”“不察其原委”，也不“问其来历”，“更不必追究其隐寓”，“如此法看”的“《红楼梦》一书”，便是“世人”看的显文本。第八回写宝钗初见宝玉所佩之玉，“口内念道：‘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念了两遍，乃回头向莺儿笑道……”脂砚斋对此情节有一句眉批道是：“《石头记》立誓一笔不写一家文字。”“一笔不写一家文字”，必然还有用这同“一笔”写的另外“一家文字”，这另外的“一家文字”便是《红楼梦》的隐文本。

　　芹、脂姑且不多说，作为读者，确信《红楼梦》是以一本书写了两家文字内容的，戚蓼生乃是第一人。戚蓼生，乾隆三十四年进士，小雪芹数岁年纪，与雪芹是同时代人。戚蓼生曾经为其所得之“大本黄绫装”的精抄本《石头记》（就是后来狄楚青于清末民初石印的“有正本”）作过一篇序（此“有正本”所以亦名“戚序本”），序云：“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以“一声”而唱“两歌”，“一手”而写“二牍”，这就是说，《石头记》是以一本书而写了两本书的内容。戚序又云：“第观其蕴于心而书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目送”与“手挥”方向不同，“写”于“此”的便是《红楼梦》的显文本，“注”于“彼”的便是《红楼梦》的隐文本。又云：“然吾谓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必得是意以读是书，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只挹清辉，如雨天花但闻香气，庶得此书弦外音乎？”“水月”、“天花”便是显文本，“清辉”、“香气”便是《红楼梦》的“弦外音”，是隐文本。

　　可见《红楼梦》有显文、隐文两本，并非笔者凭空捏造。

　　显文本的《红楼梦》因为存世止于八十回，欲知八十回后的情节，以及故事的最终结局，需要进行“探佚”；隐文本在“大旨言情”的幕后掩盖着真人真事，欲知幕后之真情，需要进行“索隐”。探佚和索隐都将面临曹雪芹设计的“隐语”，这些“隐语”，“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而比“微词”、“曲笔”更多了些难度；不过好在都还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可以识读的。

　　第五回诸钗判词及《红楼梦十二支》，有的是以隐语（有的连隐语也不用）暗示了小说中诸钗之结局，这需要探佚，属于显文本范畴；有的是以隐语暗示了现实中诸女子的真实身份、真实遭际，而与小说中的情形并不相同，这需要索隐，属于隐文本范畴。但是无论探佚还是索隐，首先须要解决的，是隐语的意义，而隐语对于索隐，则尤为重要。譬如黛玉投井而死，宝钗终嫁宝玉，宝玉出家，“悬崖撒手”，这是须待探佚而后知的显文本内容；而黛玉死于投井，则是以隐语“风叶聚云根”暗示的。宝玉（雪芹）实际上并未出家，二宝的婚姻悲剧的真正原因是宝钗先天女性发育不全，是一个“石女”，则是以“山中高士晶莹雪”的隐语暗示的。再譬如妙玉被迫步入青楼，这是属于探佚范畴的显文本内容，是由“终陷淖泥”，以及“风尘肮脏”提示的；而妙玉原是爱新觉罗氏的金枝玉叶，宫廷斗争的牺牲品，这是属于索隐范畴的隐文本内容，是由一首回前诗以及妙玉的其他情节作为隐语而暗示的。

　　可见，显文本内容，是作者可以，并且应当告诉读者的（不然的话，小说情节就不完整），只不过这部小说并非完本，所以才需要探佚；而隐文本内容，是作者想告诉读者，却不便于直接告诉那个时代的读者的，是希望后来的读者通过破译隐藏于显文本字里行间的一系列密码而发悟的，所以才需要索隐。

　　一般说，隐文本的隐语要比显文本的隐语隐晦得多，难度要大得多，这是曹雪芹的设计。显文本并不太需要隐语，但是显文本有隐语，这也是曹雪芹的设计。雪芹为显文本安置了隐语，是为了与隐文本相混淆，以增加隐文本的隐秘性。换句话说，显文本的隐语是作为隐文本的隐语的陪衬而设计的。如果《红楼梦》是完本，为显文本设计的隐语最终将失去其神秘意义；而即使《红楼梦》是完本，为隐文本设计的隐语也应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效地藏匿“隐去”的“真事”。

　　隐文本在有效的索隐之前是未知的，显文本后数十回的内容因为原稿“遗失”，在有效的探佚之前也是未知的。又因为曹雪芹为了深藏隐文本而故意混淆显文、隐文的界限，所以就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有时候人们对自己认同的结论（或者观点）究竟是显文本的内容，抑或是隐文本内容，可能还弄不清楚。譬如刘心武先生判定秦可卿原是清朝皇室的金枝玉叶，因元春告密而自杀，元春因牵于宫廷斗争而牺牲，这些都应当属于索隐范畴的隐文本内容；一般读者大体也知道秦可卿之如此死法（自杀）是隐文本内容，却又往往把元春告密并且死于宫廷斗争误认为是显文本《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情节，这就错了。

　　我的这本书，主要特点在于“索隐”，当然也有很大分量的探佚内容。笔者“索隐”的结果，发现隐文本“隐去”的“真事”，就是曹雪芹当日所亲自经历的往事，从这层意义上讲，或者说从隐文本层面上讲，《红楼梦》才是真正的自叙传。

　　我认为“红学”研究不应当拒绝索隐。笔者主张的索隐与蔡元培诸先贤的索隐大不相同：蔡元培诸君是在《红楼梦》文本之外进行索隐，而笔者则把索隐严格限制在《红楼梦》文本与脂砚斋文本之内，两种迥然不同的索隐导致的结论当然也就相去万里之遥，读者是可以看得分明的。

　　回到本序（二）开端的那个话题。八十回后，显文本情节逐渐走向高潮，诸钗结局将逐一水落石出，这原本是在曹雪芹写作计划中的。但是结局出来了，第五回诸钗判词及《红楼梦十二支》谜隐的神秘性和吸引力也就相对淡薄了，而且诸钗之结局所牵扯到的许多细节可能会使隐文本的隐秘难度大为减小。这种局面令曹雪芹进退两难。真相可能是，雪芹担心隐文本的秘密一旦被当时人窥破而招致灾难，保全首领的意识使雪芹一度中止并且最后终止了写作，或者藏匿甚至销毁了后数十回的手稿，再由脂砚斋四处逗漏部分内容却又反复掩盖，做的貌似迫不得已而粗疏弥缝，其实却是恰到好处。于是传世的脂评《石头记》就止于八十回了。这是笔者基于隐文本索隐和显文本探佚的推测，不能保其无误，但是这一推测却可以解释：为什么“残本”的部分恰巧可以根据脂砚斋的逗漏和提示而大致想象补齐，为什么涉及要害的隐文本内容（有的内容足以招致杀身之祸）恰巧是由脂砚斋进行掩盖的。

　　我不敢断言已经洞察了《红楼梦》的隐文本，但是可以肯定，笔者已经揭开了《红楼梦》隐文本巨大冰山之一角，后来诸君子或许有人能够缘此而洞彻《红楼梦》隐文本的全部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