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我要在文化与权力的语境里探讨记忆与欲望之间的复杂关系。更具体地讲，我希望把1980年代的好莱坞对美国越战的种种表征（我所谓的“好莱坞的越南”），与乔治·布什（George Bush）在1990年底1991年初为美国参与后来的海湾战争（the Gulf War）赢得支持而进行的游说，联系起来。我的观点是好莱坞制造了一个关涉美国越战的特别“真相制度”（regime of truth），以及有关的大量“知识”在海湾战争的准备过程中被乔治·布什“耦合”（articulate）成了授权的“记忆”。

●　越南修正主义与海湾战争

　　在海湾战争前的数周，《新闻周刊》（Newsweek）的特色是使用乔治·布什的照片为封面，照片上的乔治·布什严肃表情。在照片上方是通栏大字标题“这不会是另一个越南”。该标题出自布什所做的一次演讲，他在那次演讲中讲到：“我知道有着出现另一个越南的种种担心。我向你们保证……这不会是另一个越南。”在另一次演讲中，他又向他的美国听众保证，“这不会是中一个越南……我们的军队将拥有全世界可能最好的支持。他们将不会被要求去独臂作战”。布什是在努力驱逐一个缠绕着美国的政治和军事自我形象的幽灵，即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其他人所谓的“越南综合征”（The Vietnam Syndrome）。在尼克松看来，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争论已经被不愿意“使用武力来捍卫国家利益被奇怪地扭曲了”，对另一个越南的担心已经使美国“耻于……［其］力量，愧于［其］强大”。

　　在我引用的这两次演讲和诸多其他类似演讲中，布什是在耦合诸多强大的美国声音在1980年代设法制造出的关于越战的这一支配性意义：“作为一项高尚事业的越战被背叛了——一桩美国悲剧”。比如，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on）在一次消除“越南综合征”的尝试中宣称，“是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事业实际上是一项高尚事业的时候了”。而且，里根坚持，“让我们告诉那些参与过那次战争的人，我们将永不再要求年轻人到一场我们的政府没有获胜把握的战争中去战斗或牺牲”。越战退伍军人纪念碑于1982年（最后一批美国作战部队撤离越南将近10年以后）在华盛顿揭幕。里根指出，美国人“将开始理解［越南战争］是一项正义的事业”。越战无名烈士于1984年（最后一批美国作战部队撤离越南11年以后）得到了安葬；里根总统在安葬仪式上宣告，“一位美国英雄回来了……他接受了使命并履行了职责。他那真诚的爱国主义使我们感激不尽”。1985年，纽约为越战老兵举行了第一次“欢迎回国”的大游行。在政治修辞和国家事务的这次强力耦合中，明显有着一种重新“共识”美国越战的意义的努力。它始于1980年里根成功总统竞选，终于1991年海湾战争胜利后布什的必胜信念。

　　1980年代的政治和历史修正主义制造了一个关于美国在越南落败的原因的神话。而且，它主要是一个为未来做准备，而不是为过去做解释的神话。正如里根在他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声明的那样，“［美国有］扮演自由世界的导师和保护人的角色这一不可逃避的职责……［为了履行这一职责］我们必须首先让自己消除越南综合征”。在这个意义上，1980年代的修正主义是一种授权的话语，其目的在于使美国得以再次扮演“自由世界的导师和保护人”的角色。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布什（及之前的里根）不得不同时承认和限制越南的意义。在这个掺和记忆与欲望的任务中，布什（及之前的里根）从好莱坞的越南那里得到了重要支持（我将对此进行论述）。Cutter's Way（《终极手段》，1981）、First Blood（《第一滴血》，1982）、Uncommon Valor（《长驱直入》，1983）、Missing in Action Ⅰ（《杀出火地狱1》，1984）、Missing in Action Ⅱ—The Beginning（《杀出火地狱2》，1985）、Rambo:First Blood Part Ⅱ（《蓝博第一滴血2》，1985）、Platoon（《野战排》，1986）、POW:The Escape（《战俘》，1986）、The Hanoi Hilton（《河内希尔顿》，1987）、Braddock:Missing in Action Ⅲ（《杀出火地狱3》,1988）、Casualties of War（《越战创伤》，1989）、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生于7月4日》，1989）等电影及其他一些电影，帮助制造了一种越战记忆及追溯性地赢得这场战争的欲望，这就使布什在指出海湾战争不会是另一场越南战争时，很有几分信用和信心。

　　当然，困难在于如何把好莱坞电影与人们对越南战争和波斯湾战争的思考联系起来。对于一些电影评论家来说，好莱坞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比如罗伯特·伯戈因（Robert Burgoyne）指出了他所谓的“电影在为当代［美国］社会解释过去的过程中所起到的杰出作用”。他还提到了“电影在国家想象中起到的核心作用”。类似地，尽管罗伯特·布伦特·多普林（Robert Brent Toplin）没有提供很多证据，但他声称“历史电影帮助形构数百万人的思想。在银幕上看到的描述对公众的历史主体观的影响经常比书本大得多”。在一次关于1970年代的法国电影的讨论中，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凸显法国抵制运动的）法国新电影参与了“一场改编……‘大众记忆’……和……把用以解释当下的框架强加于人民……的战斗……因此显现给人民的不是他们过去是什么，而是他们必须记住现在已经是什么”。虽然我不接受福柯的电影可以“改编……大众记忆”这一相当粗糙的观点，但我的确赞成记忆是文化与权力可以纠缠于其中的场域之一这一观点。为了探讨记忆、文化及权力之间的关系，我将把我的分析建立在“挪用”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成果的基础之上，尤其是挪用他的“集体记忆”（the 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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