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海岸反主流文化运动

　　我在伯克利（Berkely）发现了一种文化：摇滚与政治、音乐与反战运动、享乐与行动等错综复杂地交织于其中。

　　西海岸反主流文化运动是一场社会运动，包括诸多显然为中产阶段的文化群体——嬉皮士、雅皮士、怪癖者、瘾君子、花孩儿、学生激进分子等；在1965年到1970年间，他们试图建立一个非竞争性、不好战的“可供选择的”社会。

　　这是在示威、爱情聚会（love-in）、游行等活动中，也许尤其是在摇滚盛会上，凝聚而成的一种文化。尽管它变动不居，但仍可区分出其中的两派：一派主张和平签名，反对使用暴力；另一派则从道德暴行的角度，而不是视其为美国帝国主义的一个血腥的例证来谈论美国越战。划分两派的界线经常变动不居。人们往往骑墙观望，或者从一派滑向另一派。但有时差别又变得非常明显。在1967年4月15日的旧金山“结束越战的春季动员”游行之后，乡巴佬乔和鱼的乡巴佬·麦克唐纳生动地讲到：“伙计们，那天下午我弄懂了一件事。革命不只一场。”像乡巴佬乔和鱼、杰斐逊飞机、大门和飞鸟（又译伯兹）等乐队都从一派滑向另一派。用伊安·钱伯斯（Iain Chambers）的话来讲，他们“在美国政治的残酷边缘和另一个美国的乌托邦态势之间摇摆不定”。人们不得不当心，不要过分坚持这种区隔。对政治的这种显在排斥往往被误解了。通常被排斥的是美国社会的传统政治结构和途径。比如克罗斯比、斯蒂尔斯、纳什、杨等人，在1969年的旧金山“11月15日休战纪念日”集会上演出前，史蒂芬·斯蒂尔斯向听众宣告：“政治是狗屎。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是狗屎。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是狗屎。但我们的音乐绝不是狗屎。”斯蒂尔斯并不是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而只是说他拒绝传统的政治。因为休战纪念显然是政治事件，他几乎不可能另有所指。

　　反主流文化运动是在西海岸的各个学院和大学周围发展起来的。学生数量在1960年到1966年间翻了一番。到1960年代中期，学生总数达到了约600万。在阿贝·佩克（Abe Peck）看来，“学生如此之多，以致他们似乎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事实上，这就是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在《一场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形成》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

　　正如工业化初期那暗无天日的、恶魔般的工厂集中工人、帮助培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一样，聚集学生可能多达三万之众的大学校园因此帮助年轻人明晰了他们的集体身份——起到了把十七八岁的新生和二十开外的研究生合而为一的重要作用。

　　很容易把反主流文化运动的“革命”视作小资产阶级革命而不予理会：理想主义原则、乌托邦幻想，以及颠覆性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波希米亚变体。虽然其中的一些问题显然可辨，但是反主流文化运动就是这么容易被打发掉吗？比如，针对其乌托邦政治的一般力量，就可以道出许多来。虽然其解决办法可能确实不够充分，但是它又确实凸显了真实问题，帮助了维持对一场真实战争的真实反对。

　　当然，反主流文化运动并非无懈可击：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说，如果统治集团不能全面、绝对地将从属集团吸收、融入统治秩序是事实，那么从属集团不能摆脱统治秩序也就是事实。尽管它有“可供选择的”社会的主张，但反主流文化运动始终坚定地置身于资本主义的美国、受制于美国的规章制度。毋庸置疑，二者的联系有时似乎已接近断裂点。但是这种紧张关系很快就会缓解，随之而来的是利润涌动、反主流文化运动偃旗息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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