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为代表我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所发表作品的这本论文集作序，我倍感欣慰！诸多主题贯穿在了这些文章之中。我打算在此选取出来予以介绍的三大主题，很可能会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我的作品，这三个主题分别是霸权（hegemony）、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及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

●霸权

　　毋庸置疑，贯穿我所有著述的支配性理论主题，始终是致力于和尝试阐释文化研究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作用的挪用。我已经努力证明了我对葛兰西式文化研究的贡献，其核心是主张文化与权力乃文化研究的首要研究对象。自从葛兰西的作品于1970年代被引入文化研究以来，文化研究已经受影响于，并反过来影响了比如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心理分析、酷儿理论等。尽管的确如此，我将一如既往地主张葛兰西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霸权概念，诚如它在英国被实践那样，仍然是文化研究的根本。

　　葛兰西把霸权概念用于描述权力过程，其间居支配地位的集团或者社会阶级不仅仅靠武力统治而且靠认同领导。霸权关涉到一种特殊的认同，即某一社会阶级或者集团于其间把其自身的特殊利益呈现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普遍利益的一种认同。这一作用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是借助意义的流通而完成的，通过设法确立社会关系的意义而强化支配与从属关系的意义。换句话说，霸权关涉以支持占优势的权力结构的各种意义浸淫社会的努力。在一个霸权情势之中，从属集团显现为积极支持与赞成将它们融入到占优势的权力结构之中的各种价值、理想、目标等，即支配与从属关系。然而，霸权并非仅仅是意义的强加，它同时是一个始终关涉协商与斗争的持续过程。因此，虽然霸权以高度的认同为特色，但是它从不缺少冲突；也就是说，始终有抵制的存在。然而，为了霸权的持久成功，冲突与抵制必须得到不断的疏浚与遏制——按照居支配地位的集团的利益进行重新耦合。

　　霸权是一个复杂而冲突的过程：它并不等同于向大众灌输“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这并非是对权力的否认，而是坚持“普通”人于其间被视为他们可能从不期望去理解的过程的沉默、被动的受害者这样一种政治，即一种否认绝大多数人的能动性的政治，或者一种至多承认某些活动为能动性的符号的政治，是一种其存在不会给占优势的权力结构制造太多难题的政治。因此，文化研究应该继续坚持我们不能这样去理解交织在日常生活的复杂过程之中的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即仅仅将我们的批判性凝视固定于日常生活，仅仅看到结构与强加、操控与“虚假意识”。

大众文化

　　文化研究借助一个兼容性的文化定义而运作。也就是说，它是这样一种意义的一个“民主”工程，即它不仅仅研究高雅文化，而且批判性地凝视整个文化场。开放文化分析的领域，使其不仅仅把高雅文化纳入囊中，这就意味着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大众文化的。鉴于文化研究对权力的日常运作的政治诉求，具有某种必然性的是，事实应当如此。然而，这不应该像有时候被暗示出来的那样，被理解为文化研究只是对大众文化感兴趣。虽然我自己的研究经常聚焦于大众文化，但是我也关注高雅文化，因为我深知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二者间的区隔是历史的、可变的。然而，我自己的一些研究较少地关注对可以被定义为大众文化的特定文本的分析，而是更多地关注把文本建构为大众文化的变动不居的智识方式，更多地关注这些智识话语如何“耦合”文化与权力问题。虽然大众文化在人类早期历史上业已存在，但是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它是直到18世纪末才出现在对“民间”文化的智识叙述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始终感兴趣于大众文化这一概念被用于对“普通”人的文化实践进行归类与不予理会的诸多方法。虽然大众文化这一术语可以被阐释为携带着诸多不同的含义，但是所有这些含义都分享着民众（populares）的概念——属于大众。因此，用以归纳大众文化的不同方法总是携带着一个对大众的定义。

●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

　　虽然就其在英国的特殊情况而言，文化研究诚然兴起于一种对其他学科的不满意识，尤其是对文学研究、历史及社会学的不满，但是，如果这就是反对文化研究自身成为一门公认的学科的观点，它便不再能让人信服。

　　有这样一种假定的观点，即一方是作为英勇的抵制性实践的文化研究，相对立的另一方是作为被体制收编的文化研究，它并不会有助于清楚地思考文化研究的学科未来。这种叙述所依赖的假定是，文化研究不但是在体制空间和教学实践的扶持之外被建构出来的，而且一直这样存在着。可能真正暗示文化研究现在面临着被收编的危险的，正是这种叙述。这种收编可能意味着什么呢？是文化研究内容的拓展吗？是保持文化研究的小规模和边缘性就会保持其英勇性和抵制性吗？

　　类似的，听到人们把文化研究描述为“另辟蹊径的政治”（尤其是在美国）也并不稀罕。现在，主张对文化与权力间的各种关系进行学术分析——从政治角度思考文化——是一项政治计划是一回事，而主张这样的智识工作是表达一种政治运动之类的东西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文化研究必须催生及面对这一事实，即它并不潜在的比，譬如文学研究、社会学或者历史，更具政治性。当它在教育机构之外得到运用时，它的政治就是学院和智识生活的政治。

　　为了反对文化研究的这种政治浪漫，必须认识到文化研究始终首先是一种教学计划和学术实践；教育机构始终是其主要的运作环境。因此，“文化研究的体制化”是一种极具误导性的说法，暗示在文化研究进入学术领域之前，曾经有一个“纯粹的”政治性文化研究的时刻。但是有把握的叙述是，文化研究自始至终都是体制空间中的一种学术实践。从未存在过一种纯粹的政治性文化研究，自由驰骋在教育空间的状况之外。

　　当然存在着一种教学的政治：我们如何教及教什么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是一个政治问题。也许大部分从事文化研究教学的人会同意教育并非政治中立。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可能被政治地用于课堂外面的世界。比如我希望在我自己的文化研究教学中，我已经给予学生的鼓励不是如何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去思考世界——我不是在为某一政党招募成员——而是鼓励他们（他们也鼓励我）去批评性地思考、批评性地参与我们学习内容以外的世界。

　　毫无疑问，一些人对文化研究有太多的期待。但是它并非政治运动的计划，它也不是另辟蹊径的政治。它是一种理论实践和一种研究与教学计划。因此，它必须继续认可和组织自己为一门学科，尽管是一门拒绝被学科化的学科（在传统的意义上）。这便是文化研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