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史家标榜一种实录的精神。当然，实际的史学从来就没有听到“实录”。有人是想“实录”而不可得，有人是有意地为尊者讳。这是从主观上来说。有位外国人说，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即是说，历史是后人写的，必然会染上后人的爱憎，必然会有所取舍，所以也就不可能完全客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不可能有什么“实录”。这种说法当然不无道理，很深刻，但中国古代史家所标榜的“实录”，是从主观上去讲的。

　　 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几说过一句名言，叫作“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也就是说，史家在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时候要客观公正，不能让自己的爱憎影响对人物的客观描述和评价。实录的精神落实到人物身上，就是要做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

　　 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他能写出刘邦的无赖气，写出项羽叱咤风云的气概，已是够“实录”的了，但司马迁仍难免有所忌讳，不能畅所欲言。明清以后，文字狱逐渐多起来，要说真话就更难了。

　　 史学有一个实录的问题，小说则有个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问题。虽然艺术的真实并不等于生活的真实，但艺术的真实还是受到生活真实巨大的制约。完全离开生活的真实，完全不顾人们对生活的实际感受，这样的作品也是没有魅力的。

　　 中国古代的小说受史学的影响很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史家标榜的实录精神，那种“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精神，却没有被大多数小说家所吸收。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皆坏，成了小说创作的通病。而《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破了这种既定的模式。真正做到 了“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下面我们看两个《红楼梦》里的小人物——司棋和芳官，体会一 下《红楼梦》的“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

　　 《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司棋最重要的故事在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矢孤介杜绝宁国府”。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孙女儿，结果在司棋的箱子里搜出了“一双男子的锦带袜并一双缎鞋来”。更要命的是一个具名“表弟潘又安”的“大红双喜笑帖”。司棋“低头不语，也并无畏惧惭愧之意”，连凤姐看了都觉得奇怪。司棋成为抄检大观园的牺牲品，她的不可饶恕的罪状其实就是爱情。

　　 作者对司棋的被逐是同情的，只要看宝玉的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作者在第六十一回又写了司棋与柳家的一场争吵，写出司棋思想性格的另一个侧面。司棋要吃碗炖鸡蛋，派丫鬟莲花去厨房传话。柳家的没有痛快答应，和莲花叽咕起来。柳家的没有把司棋的主子迎春看在眼里，所以对司棋的要求没有热情的态度。莲花挑的就是这个理：前儿晴雯要吃个什么，你怎么“赶着洗手炒了，狗颠儿似的亲捧了去”。显然是狗眼看人低。这当然也不是没道理。但是，柳家的叫苦也不是胡诌：“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别说这个，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一处要一样，就是十来样。我倒别伺候头展主子，只准备你们二层主子了”。柳家的势利当然是事实，但莲花不能体谅厨房的难处也是事实。

　　 司棋听了莲花添油加醋的一番学舌以后，心头火起，竟带了一群小丫头，来到厨房大兴问罪之师。司棋喝命：“凡箱柜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来喂狗，大家赚不成。”于是，小丫头们在司棋的指挥下，“七手八脚抢上去，一顿乱翻乱掷的”。在众人的劝说下，司棋才凯旋而归。“柳的只好摔碗丢盘自己咕嘟了一回，蒸了一碗蛋令人送去。”这还不算，司棋把那碗蛋“全泼了地下了”。事情虽小，但司棋的可恶也写足了。

　　 再如戏班子解散以后分配到怡红院的芳官。芳官天真烂漫，淘气憨顽。她没有经过礼数的调教，还带着一股“野气”。连晴雯都说她“不省事”，“不知狂的什么也不是，会两出戏，倒象杀了贼王，擒了反叛来的”。

　　 作者对这个小戏子的可爱之处有充分的描写，可是，作者也没有忘记写出她的“可恶”。有一次，探春处的丫鬟婵姐儿去厨房，正好遇着芳官。一个老婆子托了一碟糕来，芳官说要尝尝，蝉儿拦住了。柳家的奉承芳官，便拿出一碟来，递与芳官。“芳官便拿着热糕，问到蝉儿脸上来“‘稀罕吃你糕，这个不是糕不成？我不过说着顽罢了，你给我磕个头，我也不吃。”说着，便将手内的糕一块一块掰了，掷着打雀儿顽，口内笑着：‘柳嫂子，你别心疼，我回来买二斤给你。’”这不是作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