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可实际生活很复杂，物未必类聚，人也未必群分。物能否类聚，人能否群分，要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人由于各种不同的机遇，会遇到各种不同的人；为了各种目的，也需要同各种不同的人打交道。常常与之打交道的人，未必就是气味相投之人。

　　在小说里，更是常常需要将思想、性格、趣味很不相同的人物放到一起，以求得相互映衬的效果。譬如说《西游记》把孙悟空和猪八戒放到一起，《水浒传》把林冲和鲁智深放到一起，《三国演义》把刘、关、张放到一起，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小说有时候出于情节的需要，也会打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律。譬如说《红楼梦》里有个贾雨村。贾雨村是个名利之徒。他初入仕途，就未免有贪酷之弊，得到“生情狡猾，擅纂礼仪，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结虎狼之属，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的评语。贾雨村后来又干了很多坏事。他乱判葫芦案，放走薛蟠，借此巴结贾府，以为进身之阶。他诬陷坑害石呆子，抄来古扇，奉承贾赦，致使石呆子家破人亡。这么一个利欲熏心之徒，他与之打交道的人，却大多是正经人物。

　　 贾雨村首先结交的是甄士隐。甄士隐“常与之交接”。中秋节那天，甄士隐特意邀请穷困潦倒、客居葫芦庙的贾雨村到家中喝酒。两人谈得十分高兴。甄士隐还赞助贾雨村上京赶考的路费。贾雨村是这么一个热衷功名的人，而甄士隐是什么样的人呢？甄士隐是个和贾雨村完全不同的人。他“家中虽不甚富贵，但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况且“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物”。是不是甄士隐对贾雨村看不透呢？当然，贾雨村当时还在“王莽谦恭未篡时”，他的贪酷还没有充分暴露。可是，贾雨村热衷名利的心情早已溢于言表。贾雨村中秋节所吟之诗已经把他急于仕进的心理表达得很充分，甄士隐也看出眼前这位穷儒“必非久居人下者”；但是，淡泊功名的甄士隐不但没有因此而鄙视他，反而鼓励贾雨村，说他“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并连声地对他表示祝贺。不仅祝贺他，还赞助他五十两白银、两套冬衣。作者这样处理甄士隐的态度，当然足以表现甄士隐的慷慨和厚道，但甄士隐不以功名为念的一面却被冲淡了、模糊了。至少让人觉得此人缺乏知人之明。

　　 贾雨村接触的又一个正经人物是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小说对林如海的思想性格没有确切的介绍，只是淡淡地提了一下他的仕途经历和他与贾家的关系。林如海身为巡盐御史，却不见他给女儿林黛玉留下什么财产，这当然是令人非常奇怪的事。因为谁都知道，明清时期的巡盐御史是很有钱的。我们不妨假定林如海是一个在官而不以功名为念的人。从小说对林黛玉的刻画来看，这个假定是不错的。可是，林如海给女儿请的家庭教师偏偏就是利欲熏心的贾雨村。真所谓所托非人了。令读者感到欣慰的是，林黛玉好像没有在这些方面受到什么影响。林如海不但请贾雨村来给女儿当老师，而且为了酬报贾雨村的训教之恩，特意修书一封，向贾政推荐了贾雨村。虽然贾雨村的形象令人憎恶，但毕竟他当过林黛玉的老师。所以后来写到贾宝玉对贾雨村的反感，写到薛宝钗对贾雨村的反感，还有平儿、贾琏对贾雨村的鄙视，却避而不写那个最清高的林妹妹对贾雨村的批评。贾政虽然一心希望儿子宝玉走科举之路，但他本人为官却也不是贪酷之徒。按照封建社会的标准，贾政是一个正经人物。但贾政和贾雨村来往甚密。

　　 综观全书，只有一个古董商冷子兴，看来和贾雨村可以算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在于作者设置贾雨村这个人物的目的，主要是出于一种情节的需要。小说为了充分发挥贾雨村在情节上的作用，让他和书中的很多人物建立了关系。贾雨村寓居葫芦庙，和甄士隐有了交情。甄士隐这条线引出英莲。由英莲又引出薛蟠，引出贾雨村乱判葫芦案，接着便有薛家的进京。于是，小说的重要人物薛宝钗进了荣国府。贾雨村又是林黛玉的塾师，于是，又有林如海拜托贾雨村带林黛玉进京的情节。这样，小说里比薛宝钗更重要的人物林黛王也被贾雨村“送”进了贾府。贾雨村与冷子兴是朋友，通过两人的一番交谈，从侧面对贾府里里外外介绍了一遍。贾雨村帮贾赦迫害石呆子，这样又表现了贾赦的结交匪类、贪婪狠毒。贾雨村与贾政来往频繁，于是，又生发出贾宝玉不愿见贾雨村的情节。贾宝玉勉强去见贾雨村，在贾政看来，“全无一点慷慨挥洒谈吐”。结果也成为宝玉挨打的重要原因。贾雨村这个人物当然有他自身的意义，但他在情节结构上的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