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雷震先生坐满整整十年大牢，即将出狱，这时却遇到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台湾当局为阻止出狱后的雷震继续从事政治活动，要求出狱时须有“双重保人”予以担保，并出具誓书“绝不发生任何不利于政府之言论与行动，并不与不利于政府之人员往来”方可出狱。不仅如此，当局又通过台湾“警备总部”保安处处长吴彰炯通知雷震之妻、资深“监察委员”宋英：“雷先生出狱之后，不得和台湾人往来，不得接见新闻记者，亦不得和新闻记者谈话，尤其是外国新闻记者。因为雷先生一言一语，足以影响国家的前途。”雷震身为法学专家，深谙当时的法律条文，认为《监狱行刑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执行期满者应于刑期终了之次日午前释放”，并无其他附加条件，所以不愿做“违法”的“法外”之事。他甚至表示“宁愿不出狱”也不签署所谓的“誓书”，这一强硬态度让当局进退失据，同时也让雷震的亲人、老友们心急如焚。于是当局软硬兼施，强行没收了雷震十年来写下的四百多万字回忆录手稿，又怂恿雷震多位老友从中说项，逼雷震于被动和绝望中而就范。
宋英及子女们来监劝说，不仅落泪，甚至下跪恳求。宋英连续给雷震写了几封长信，在信中不无焦虑地说：“我由你那边回来后，真是寝食难安，你的态度是那样的坚强，你的意见是那样的固执，我有什么办法与你交谈呢？……你还能活几年，何不获得自由后，再为国家效劳？……我不是说世上的事，什么是是非非、真真假假，都要盖棺才能定论吗？”1这时雷震已是七十有四的老人，身体每况愈下。宋英作为妻子理所当然希望不要“节外生枝”，只要能够刑满按时出狱，对社会及孩子们都是一个交代。年过八十的老友王云五不顾体弱多病，风尘仆仆来到远离台北的新店军人监狱，好言相劝，同往的还有在“上海保卫战”中与雷震出生入死共患难的谷正纲以及在国民参政会、旧政协会议时期长期打过交道的青年党领袖陈启天等人。看到老友们“苦苦哀求”，并念及家人在这十年间所经受的煎熬与痛苦，雷震不得已含泪签下了这份“誓书”。
然而，这件事远没有这样了结，雷震本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就像是有一块巨石始终压在心头。至1975年初春，又有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使雷震压抑多年的郁结终于如火山爆发。这一年4月5日，原《自由中国》社编委夏道平突然送来了一封王云五的“绝交信”，其语多有误会。王云五在信中说：“我兄爱国向不后人，即此献议之本意，系向当局秘密进言，并未发表，无论其内容是否正当，亦不离匹夫报国之意。至其后泄露于台独机构，则以弟之愚，窃认为万万不可宽恕……不仅对不起国家，亦对不起朋友，谨郑重劝告今后切勿再为类此之举动，以免为台独所利用，否则道不同请从此起，不惜与数十年之老友绝交。质直之言，尚祈鉴谅……”2出狱不久，雷震在王云五的襄助之下，始入一家民间机构中山文化基金会（王系该基金会主任委员）从事“中华民国宪法诠真”专题研究，月领新台币四千元，以维持生计。雷震自出狱后，一直遭到当局的秘密监控，人身自由从未得到保障。雷震从政数十年，且又为高层核心人士之一，对蒋介石的政治秉性有深刻了解，虽然能够坦然面对，却也无可奈何。当年既然违心地签了那份“誓书”，为不失信于老友，遂拒绝了所有新闻媒体对他的采访，只有一次例外，却惹了不少麻烦。不过，雷震并非一个怯懦之人，以雷夫人宋英女士的话来说，在那些形同软禁、没有自由的日子里，“儆寰还是儆寰”。面对访客，“他一如往昔侃侃而谈，并不因为牢狱折磨而气馁，令听者为之起敬。他对异议人士亦颇关心，如对陈鼓应、王晓波、张俊宏等后辈多所关心，对于《台湾政论》的鼓励等均为显例，而他寻追民主自由的勇气，也获得后辈的敬重”3。
然而，雷震没有想到老友王云五在此时竟提出与自己“绝交”。其事因乃三年前他曾经向“最高当局”秘密呈递过一篇《救亡图存献议》，此时在海外被莫名其妙地公开发表。当局对此甚为恼火，迁怒于当年为雷震出狱时“具保”的王云五、陈启天、谷正纲等人，而王又是三位“具保人”中最重要的一个。或许在王云五看来，这是雷震本人有意泄露出去的，已失信于朋友，是一个“忘恩负义之徒”（雷震语）。
上世纪7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当局面临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正处在一个“恨萧萧、无情风雨”的寒秋季节。1968年年底，尼克松重返政坛，在当年的美国大选中，击败民主党人汉弗莱和独立竞选人华莱士，当选为美国第四十六届(第三十七任)总统。尼克松上台后，重新审视并检讨美国对台政策，深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对正在冷战之中的世界来说，尤其是对于美国的自身利益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第二年尼克松也登上了长城。国民党政府随即被驱逐出了联合国，雷震认为“这是国民党自作自受”，是国民党关门做皇帝结下的苦果。此时，台湾“监察院”又通过了“吁请蒋竞选第五任总统”的提案，雷震再次感到国民党不思进取、无意革新、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一种惊人落伍。1971年12月13日，雷震出于改革之心，“拟写一个条陈给当局，其要点为改制以自保”4。雷震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兹奉陈《救亡图存献议》……本件绝不对外发表，震绝不参加任何活动，只是鉴于国家已届存亡危急之秋而表示个人意见……”此件还抄送给“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黄少谷、“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等人。这份《救亡图存献议》之初稿，经老友齐世英（《时与潮》杂志创办人，时为“立法委员”）读过，并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之后，雷震亲自前往景美镇大街东山复印店复印了六份，其中一份留给了傅正（当年“雷震案”涉案人之一）。雷震在七十六岁高龄向当局呈示《救亡图存献议》，虽与他的政治理想一脉相承，却也有着“天真尽责”的一面。正如他自己所说：“不佞常自慨言：‘我辈今日与国民党虽不能共享安乐，但却须共患难；有福不能同享，遇难却要同当。’”足见三十七年的党龄对他个人来说，不仅难以释怀，更成了精神上的一种负担。数万言的《救亡图存献议》共分十点，其大要如下：
一、……求自保自全，并安抚台湾人，开创一个新局面。
二、蒋介石任满引退。
三、国民党应放弃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四、减少军费开支，健全军事制度。
五、彻底实行法治，保障人民自由权利。
六、治安机关应彻底改变作风，并严加整饬工作人员。
七、应废止创办新报的禁令。
八、简化机构，实行全面节约，杜绝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全部用于经济建设。
九、废除“省级”制度，以求行政组织能配合目前的现实环境。
十、大赦政治犯，以冀收揽人心，增强团结。
这十点建议，有着强烈的现实语境。已故台湾学者任育德认为除废除“省级”制度、大赦政治犯等几点颇有独到之外，“其他建议在1959年中左舜生发表《抢救中华民国时间已经不多了》的改革十六点原则，皆可寻得类似概念，如精简政府机构、裁军、节约人力物力以谋经济发展、司法独立、保障人民一切基本自由与权利、根绝一党垄断等……”5《救亡图存献议》在政治上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作为民主宪政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雷震晚年对时局的思考，在大方向上基本与青年党领袖人物左舜生相一致，都是“不以革命方式造成政权变动”，完全符合自由主义的思维。这两份政治改革方案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左舜生提出仅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在台湾行使政权，雷震的看法较之左舜生的观点虽有点激进，但其本意是反对“两个中国”的。1971年7月1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驻日记者Harrison采访雷震，当被问及是否赞成台湾独立或自治时，雷震明确表示不赞成台湾独立，因为会造成流血；雷震还奉劝那位记者去采访高玉树（曾任台北市市长）时，“不要提出或讨论台湾独立问题”6。雷震在情感上始终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后人，就当时现实而言，“台湾现阶段的分治，并未排除未来经由民主方式与大陆统一的可能，故此与台湾独立所追求之两岸彻底分离仍有不同”7。雷震甚至说：“只要看看台独分子在美发表的宣言，当可玩味了，我们千万不可一味糊涂，妄自尊大。”8
不过，也有一些朋友认为雷震此举过于天真。1972年2月16日，雷震赴时任“立法委员”的王新衡（蒋经国留苏时的同学）处拜年。王对《救亡图存献议》中的内容大都表示赞成，却又说不应送交蒋介石看，“白费心思，完全无用……就等于孙中山革命时上书李鸿章一样是无用的”，并再三强调：“这里的局势是没有希望的，无法挽救……”9傅正也认为：“固然精神可嘉，尤其所提十大献议内容，更的确具有远见，但可惜还是有点不了解蒋家父子以及张群、严家淦、黄少谷三人的性格与作风，难免成为对牛弹琴，白费心血……”10事实上正是这样，当局对于“献议”无动于衷，建言未得到任何采纳。然而，就是这份从未想要公开的《救亡图存献议》，在三年之后，即1975年1月28日，突然在美国纽约由台湾人主办的一份刊物上被全文发表，雷震本人亦大惑不解。
1975年4月2日，陈启天前来问话雷震，次日又给他看了由谷正纲送来的文章复印件。雷震认定这是国民党内部有人故意泄露，因为他想起三年前《救亡图存献议》送交未出一个月，国民党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监察委员”酆景福曾对宋英说过这样一句话：雷先生不该写这份《救亡图存献议》。雷震反问陈启天：酆景福“并不在我投书的五人之内”，他是如何知道的呢？陈启天也深感蹊跷，无言以对。第三天，雷震就接到王云五的“绝交信”。以雷震之性格，本来就对《救亡图存献议》被泄露而大为恼火，又一时无法解释清楚，更兼王云五仅凭一时之冲动就断然提出绝交，“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他实在是有点坐不住了，当天下午即提笔作复，与这位多年的老友打起了一场“笔墨官司”——
云老左右：
……四月五日，我公惠下的绝交书，业已拜读矣。我公竟根据自己的假定而遽作此严厉的责难，则未免过于武断了，盖法院审理案件，必须先行问明原被两造后而始判决也。此事修平先生（即陈启天，作者注）于本月二日见访时已面告，次日又将美国纽约出版的《台湾青年》所载而添油加醋的《救亡图存献议》复印本见示。我对此事已有所说明了。修平先生拟同访我公，我恐有碍我公的健康，始行作罢。
案查《救亡图存献议》系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一日上午亲自一一分送的，而且在致五位接受人的信上，特别注明，本件绝不对外发表，震绝不参加任何活动。不料未隔一月的二月三日，国民党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监察院”监察委员酆景福先生，即就其内容向我提出警告。酆委员究系何处获悉的，我公似应查一查吧！
又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工作会的“台北市社会情况报告”，注明是“秘密文件”，何以泄露出去而让台北市议员候选人公开发表出来，作为攻击国民党的资料呢？由此可见，国民党之疏于保密也。
……
前承公亲莅军人监狱保释出狱，是爱护我而使我得以恢复自由之身，以及出狱后诸事的照拂，一直铭感五内，无日或忘。唯我当年究犯何罪而必须坐牢十年？公造自在人心，世界舆论已早有定评。当“雷案”发生时，我公正为“行政院”副院长，查军法机构属于“行政院国防部”管辖之下，按理依法来说，我公对“雷案”的判决结果有无责任，历史家当不会忽略吧！
……
雷震敬肃 四月五日下午
在复杂多端的情绪之中，雷震一下子将话题挑远了。
对当年王云五“率先执笔具保”这一往事，雷震似乎并不领情，相反认为“政府课于人民的做保……总以愈少愈好。要保，是不信任的表示，也是卸责的企图”。他在信的后面又附言道：“在国民参政会时代，青年、民社两党一直反对交保办法，民国三十三年国民政府所颁布的《保障人民自由办法》是我起草的，来台后，我问过林彬司法行政部长仍然有效的。兹附上《自由中国》半月刊……第七卷第七期的《谈做保》社论，敬请赐教……”11这封信同时抄送陈启天、谷正纲两人，雷震在给谷正纲的信中第一次道出了当年签署“誓书”时的无奈心情：“八月初旬在我出狱前，由于我不肯出具‘誓言’，内子和小女儿三番两次来军监及写信给我，劝我接受台湾警备总部的法外要求，我始终加以拒绝。后来我兄特别惠临军人监狱，劝我接受，继交阅誓书底稿，谓‘保释外出后，不能有任何不利于国家之言论与行动，并不能与不利于国家之人士交往’。兄并说：‘这是警备总部交来的！’我一看上面是‘国家’二字，我即允照写，盖我一生从未有不利于国家之言论和行动，也没有和不利于国家之人士来往也。不意是年八月下旬，我兄和王云五、陈修平两先生同来军监，命我出具誓书时……当我看到将‘国家’改为‘政府’二字，其间意义则大相悬殊了，我就不想书写……旋经公等劝说，我始含泪勉强照写，真是‘打落了牙齿和血吞！’两张原件我均保存着，以为历史作证……”12可见签署“誓书”一事始终是雷震的心头之痛，现在终于说出来了，却又将当年老友们的苦心孤诣化为几多怨气，其刚烈、耿直的性格跃然纸上。
此时王云五正在病中，“数度心房梗塞，幸有救免之药，得以苟延残喘”（王自语）。半个月后，他还是给雷震回了一封信，声称雷震对他的“指责”同样也是一种“武断”。
儆寰先生：
前奉复，责弟武断，并责弟对于“雷案”之判决不无责任，词严而不附任何条件，使弟惶悚万分，一时□□□□，恐惹起文字上之争，则贱恙难以好转又□恶化，而贱恙不克负担。现事隔多日，心平气静，请一辨是否武断。查弟前函，一则曰设果如此事，二则曰“否则”，是本具有附条件之意思表示，台端如此确证，果无此事，或对“否则”二字予以否定，则所谓不惜对数十年老友绝交一语，因条件之变更而不成立。故凡附条件之决定，依条件为转移，似不当视为武断也。反之，台端之责弟不无责任，诚就法律观之，恐不免武断矣。查军事审判法为正式之法律，与普通司法中之刑法，其效用相等，“行政院”无权干涉普通法院之审判，适与无权干涉军事法院之审判，事同一律。以醉心民主政治之人而责行政机关不干涉普通法院或军事法院之审判，是否可认为武断。总之，先生思想高超，非鲁钝如弟者所敢高攀，经此一简单说明之后，孰为武断，孰非武断，弟不欲再有所言，唯弟现列名具保，负有劝告之责，是否可以放弃此责，还祈明教。此颂
公祺
弟 王云五 四月十九日
王云五提出“绝交”，是有附加条件的。设若雷震真的泄漏了这份《救亡图存献议》，有悖当年之“誓书”，更失信于朋友们的“具保”，“绝交”恐怕在所难免。反之，“因条件之变更而不成立”，消弭误会，两人应当还是朋友。至于信中所说“‘行政院’无权干涉普通法院之审判，适与无权干涉军事法院之审判，事同一律”这一点，从其法理上来看，似无大错。只是事实上“雷震案”并非真正的司法独立审判，始终受到“最高当局”的干涉与影响，其本身就是违法的。从当年对“雷震案”审判的史料来看，1960年10月8日宣判当日上午，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为其“定调”。与会人员包括“副总统”陈诚，府、院、党三大秘书长张群、唐纵、谷凤翔，“司法院”院长谢冠生，“检察长”赵琛，“国防部军法复判局”局长汪道渊，“外交部”部长沈昌焕以及陶希圣、曹圣芬等十四人，“尽管‘监察院’‘雷案’调查小组后来在调查报告中列举‘警备总部’处理该案诸多‘不合或失当之处’，并提出纠正案，仍然无法改变初审的判决……在强人政治威权独断之下，司法和监察体系乃聊备一格，遑论独立公正”13。王云五这位对中国近现代文化有着杰出贡献的出版家，当时虽然身任台湾“行政院”副院长一职，在威权政治的棋盘上最终不过是一个摆设而已。且不说当年他对“雷震案”无能为力，即便是想做点什么，其结果大概也不会比他的学生胡适好多少。十五年前，为雷震被捕这件事，胡适自美返台后与蒋介石有过一次长谈，14最终也未能说服蒋介石改弦更张。因此当雷震提出王对此亦“不无责任”时，确实也让王云五感到了某种不安，但似乎又找不出更多的理由来反驳雷震，只好“不欲再有所言”。
针对王云五的第二封信，雷震的反应似乎更加激烈，尽管他对“绝交”是“有其附加条件的”这一点表示了“道歉”，但仍坚持认为政府蓄意制造“雷震案”，王云五身任“行政院”副院长对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自然应负责任矣”。雷震始终强调自己一直是反对行政干涉司法的。为证明这一点，特意附上在《自由中国》时期所写的社论《今日的司法》和专论《行政不应干涉司法》两文。同时再次提及当年所谓“具保”一事实在是违法的。之后，雷震又说：
公如此高龄莅临军监来帮忙，我只有含泪写成……内情我公当时实不明了也。我写完后，立将军监交来的条子塞在裤子口袋内，“警备总部”做贼心虚，恐其欺诈手段揭穿，立即大肆搜查那张条子，并一再向我询问……公看看这种政府还有“道德”可言吗？……我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十年，我所受的打击和痛苦，真是一言难尽。唯有一言堪为我公告者，我是为国家、为民族讲话，从来没有为着一己来打算也。而且我们总是从正面讲话，从不避重就轻，或则指桑骂槐。我虽坐牢十年，受尽辛苦，而个人则心安理得也。
雷震写这封信是在4月26日，信中不仅附有《自由中国》文章两篇，还有其女雷德全、其子雷绍陵在雷震入狱之时写的伤感家书。5月6日，王云五发出第三封信，以其抱病之身“不惮辞费，再一申说”，主旨仍是为自己是否应对“雷震案”负责以及行政不得干预司法等进行解释，同时又针对雷震“所具之结，仅具名见证，并非具保”一说，作了这样的回应：“记忆所及，确曾在监狱起草一文件，声明对于阁下出狱后如有言行失当，应负劝导之处，此事叔常（谷正纲，作者注）、修平兄或亦能记忆。弟虽老耄，以亲自起草，为文约数百言，尚不至善忘，断不止仅书‘见证’二字已也……”王云五所说也许并非虚言，可能确实有过一份不为雷震所知的“具保书”存在。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能够确保雷震如期出狱，朋友们违心地写下一点什么也是可能的，而以雷震的个性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这一年，王云五八十八岁，雷震七十九岁，两位老友就这样因一个“意外事件”而打起了一场笔墨官司，知情者无不痛心疾首。雷震曾对胡适说过，王云老是一个“极爱面子的人”，可他最终也未能给老友一个“面子”。当年含泪签下“誓书”确实出于无奈，此事不提则罢，一提则痛心不已，人的复杂与矛盾就在这里。对王云五来说，当年已然不能阻止“雷震案”之发生，十年后挺身而出为其“具保”，无论如何亦为一“仗义之举”。问题在于出狱后的雷震是否可以自由发声，而那张“誓书”的效力果真就“法海无边”，抑或有悖于宪法之处？雷震当然可以质疑之。
王云五在发出第三封信之后，因不愿再触痛老友的伤心之处，更兼身体每况愈下，便缄默不语。这时，雷震又写了第三封回信，费时四个多月，但最终没有发出，实际上也无法发出。此信长达三百多页，后来成为《雷震全集》的第二十八册。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封私人信函了，其内容包括自“雷案”爆发以来及至雷震出狱之后，当时所有报纸杂志有关这方面报道的文字剪报，仿若一部洋洋大观的“雷案始末记”，可见雷震晚年一种不甘心情。
在未发出的第三封信中，雷震考虑到王云五“今年已八十有八矣”，为免彼此劳神，本不拟再复。可又“唯心中似有一事未了”，于是在连天阴雨之中，读《论孟》一书，当读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一句时，“心中颇有感触”，故勉力来作此书……之所以用如此冗长的篇幅将往事重提，实因是王云五对他坐牢的内幕不甚明白，“故将我手中所存的资料，摘要复印或剪贴几份给我公一阅，正如孟老夫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封信确实太长了，即便发出了精力衰弱的王云五恐亦无力阅之，应当说，雷震后来的这一决定还是相当明智的。在信的末了，雷震以自挽二联为结语：“一、生荣死哀，阿谀者极其歌功颂德之巧言令色；盖棺论定，历史家自会尽忠职责而秉笔直书。二、‘雷案’的黑幕，天下人尽皆知之；冤狱整十年，历史上自有交代。”
雷震写完这封信时已是9月下旬，其间又分别给陈启天、谷正纲和王世杰各具一函，以明示自己的态度。王是雷震的老上司，也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起人之一，于雷震有知遇之恩，故给他写信也在情理之中。雷在给王世杰的信中，坦承自己与王云五较劲的真正原因：“由于我于（一九七二年）向政府的建议，今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的《台湾青年》发表了，王云老责我不该泄漏出去，他不详察即严厉责备我，要和我绝交。我复书谓：‘法院判案必须问明原被两造，不可仅凭一面之词！’但我说，我为什么坐牢十年？主管军法机关的‘行政院’不能逃避责任。他复信说我主张干涉司法，我将《自由中国》我反对干涉司法的文章给他看。但他第三次来书，又提到军法，我不得已只好详复一书……王云老是我出狱的保证人，我坐牢十年还不算，出狱时还要保，这是一个什么局面？”15雷震这一问，王世杰心里不会不明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国民党一手遮天的白色恐怖时期，当局在政治上对异己者无情打压，绝不手软，雷震首当其冲，遂成为反抗专制与极权的一种精神象征。由于雷震给王云五的第三封信没有发出，给陈、谷、王三人的信也就“按下未表”，这场未公开的“笔墨官司”至此总算告一段落。雷震在接到“绝交信”时虽也说过王云五“老气横秋”之类的话，但信中所论正是对威权政治体制之下“法之不法”的一种质疑和批判，因而是严肃甚至发人深省的。
不过，就《救亡图存献议》而言，无论是秘密建言也好，公开发表也罢，这毕竟“是雷震呈现晚年政治思想、政治蓝图，与忧国忧时的结晶。同时，也显示他终生对民主制衡理念的坚持，与对现实政治的批判”16。对于这一点，连王云五本人也承认：“无论其内容是否正当，本‘天下兴亡，匹夫为责’之义，未可厚非。”17只是雷震在晚年与老友王云五痛失数十年之厚谊，未免有点可惜，或正如傅正先生所说：“雷、王两先生已先后谢世，后人自可冷静地看这一段公案，同时认识两人的性格和观点。”古人云：“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雷、王二人“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均能以坦诚相争，不为名节或私利，只求“以守至正”的态度，说到底，许多因素是非个人的，因而他们两人最终还应是“同道相益”意义上的朋友。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