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除了查出上述四位中医的诊病脉案和处方之外，还查到一位西医叫做屈桂庭的，曾经亲自为光绪皇帝诊病处方。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时，这位屈医生七十四岁，有一位《逸经》杂志的记者去访问那位屈医生，屈氏就口述当年为光绪诊病经过，写成一篇《诊治光绪皇帝秘记》。这篇文字，是访问亲身为光绪诊病的医生，那么所述的经过情形，当然也比较可靠，而且原文中还说出他是庆亲王和袁世凯推荐的，李鸿章、张之洞的家人都请他看过病，所以他的来头实在是不小呢!原文说：

　　前清光绪末年，皇帝久患重病，外国公使等有怀疑其中慈禧太后之毒者，盖外使自拳乱后多恶后而袒帝也。法使馆征得内廷同意，尝派法医狄得氏入宫诊视，知帝确患重病，群疑始释。

　　时在九月初旬，一日早晨，太后与光绪临朝，召见军机大臣，帝困苦不能支，伏案休息。太后乃谓：“皇帝久患病重，各大臣何不保荐名医诊视？”庆王首先奏对：“臣自六十九岁大病之后，袁世凯荐西医屈某来看好了。”袁世凯续奏：“屈某系北洋医院出身，历任医官院长，现兼医院总办，臣全家均请其治病，前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督直隶时，也是请其治病的。”继而张之洞与世续两中堂亦陆续奏言，家人患病亦请屈某治之，均称顺手，当时军机大臣六人，只有鹿传霖与醇王（即后之摄政王）二人未发言。太监乃云：“中西医药是一样的，但要治好病人便得了，既是大家保荐此人，可请来看看。”庆王复奏可以办到，请定日期，太后乃定十三十四日。

　　为光绪诊病的屈桂庭又说：

　　太后下朝后，余得袁之侍从医官王仲芹（余之学生）由电话密告此消息。时余在天津兼长北洋卫生局，以诊治皇帝病责任重大，在专制政体之下，正俗语所谓“有抄家无封诰”，本甚踌躇。距不多时，直督杨士骧先后接到袁、庆电话，着余立即赴京，余于是成行，时九月初十日也。到京后先谒见庆王，庆对余谓“此乃军机大臣共同保荐，不能不去，但去尽心看之!有无危险，可直言先告诉我，密奏太后”。

　　时太后与皇帝均在西山颐和园。十四日清晨，庆王带引余觐见太后及帝于正大光明殿。光绪正面坐，太后坐其侧，闻中医陈莲舫、施愚等亦曾到诊，太后问余如何诊法?余答：按西医规矩要宽衣露体，且听且看，太后许可，余即对光绪施用“望闻问切”的诊视工作，余细察其病征有：常患遗泄、头痛、发热、脊骨痛、无胃口，腰部显是有病；此外肺部不佳，似有痨症，但未及细验，不能断定；面色苍白无血色，脉甚弱，心房亦弱。其人体质本非强壮，属神经过敏之质，加以早年色事过度，腰病之生，由来已久，彼不禁刺激，神经稍受震动，或闻锣鼓响声，或受衣袂磨擦，或偶有性的刺激，即行遗泄；且不受补，愈食补药，遗泄愈频，余复问取其尿水携返化验，又开方单以进，并奏明方单是西药，可到外国医院成药房配药，或内服，或外敷，而个人不便进药，盖明代“红丸”故事，早知戒惧也。

　　自后，每日早晨，余即到诊一次，宫女等一见余至，辄呼“外国大夫来了”。光绪帝平素对中药至为审慎，必先捧药详细检视，余诊视多日，见其呼吸渐入常态，用药亦颇有效。关于食物营养之选择，余屡行进言，彼亦照行，故病态颇有进步。光绪皇帝性情甚好，写字尤佳，此殆得力于相傅翁同之功也。有一次，太后对内务大臣面谕关于食物事，帝闻而气愤之极，即怒掷枕于地以作表示。其后太后与帝复回北京，仍居三海，余继续每晨入宫在勤政殿照常诊视。光绪帝每晨清早即须到仪鸾殿省视太后，然后随同到勤政殿视政，生活殊不舒适，加以病魔缠身、更为苦事。余诊视一月有余，药力有效，见其腰痛减少，遗泄亦减少，惟验其尿水则有蛋白质少许，足为腰病之证。

　　迨至十月十八日，余复进三海，在瀛台看光绪帝病。是日，帝忽患肚痛，在床上乱滚，向我大叫“肚子痛的了不得”时，中医俱去，左右只余内侍一二人，盖太后亦患重病，宫庭无主，乱如散沙；帝所居地更为孤寂，无人管事。余见帝此时病状，夜不能睡，便结，心急跳，面黑，舌黄黑，而最可异者则频呼肚痛，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者。余格于形势又不能详细检验，只可进言用暖水敷烫腹部而已。此为余进宫视帝病最后一次，以后宫内情形及光绪病状，余便毫无所知，惟闻庆王被召入宫酌商择嗣继位问题，未几即闻皇帝驾崩矣。

　　从这篇文字看来，光绪的疾病本不算严重，死于突然发作的腹痛，可能另有原因的。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二日，慈禧患上了重笃的泄泻症候，以致死亡。在慈禧病情危急的前一日，宫内突然相告光绪皇帝腹痛病危，而且就在当日死去。这般的情况，光绪先死，慈禧后死，谁都会想到光绪是被害死的。因为在宫内，毒物的保管与使用，往往是李莲英经手的。光绪幽居瀛台，任何事情，都被几个太监所操纵，所以太监要置皇帝于死地，实在是太容易了。况且一旦慈禧驾崩，如果光绪恢复执政，那么从李莲英以下，一切看守过光绪的太监们，谁都不会有命的。大家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乘着猛虎尚未出柙，先把他害死，也是情理上必然会发生的。

　　关于光绪临死的一幕和死后的争执，我查到有许多记载，分别录出如后：

　　一、《崇陵传信录》云：“戊申秋，突传圣躬不豫……入诊者佥云六脉平和无病也。……十九日禁门增兵卫，稽出入，伺察非常，诸奄出东门净发、昌言驾崩矣，次日寂无闻。二十一日皇后始省上于寝宫，不知何时气绝矣……”

　　二、《光绪小记》云：“光绪卒于戊申十月二十一日，慈禧卒于二十二日。先是十月中旬，慈禧患河鱼之疾，衰年久泻，识者已知其弗久于人世，顾未闻光绪有恙也。二十一日噩耗既布，人犹疑为谣诼，俄闻新君已立，乃知传之非虚，大为惊异，然后不明光绪得疾所由。或谓为慈禧所鸩，殆非无因，盖孝贞后之猝毙，即为慈禧所谋害，以情理测之，非不可能也。传闻慈禧疾革时，旧党私虑，光绪一旦亲政，必修旧怨，若辈祸且不测。遂交通奄官，行浸润之谮于慈禧曰：‘皇帝闻老佛爷不豫，弗忧而喜，何也!’慈禧于戊戌旧事，原未健忘，卒闻谗构，恚驾曰：‘孺子无良，意欲咒诅老身乎?若曹可寄语，须知老身一日不死，终不听彼逞意也。’有此一言，益可证明光绪之非善终，不然，以壮健无疾之人，忽传凶信，且其死期又适在慈禧弥留之前一日，其何故欤?”

　　三、《清代笔记》云：“光绪未死前数日，慈禧召太医为之诊脉，故事太医为太后视疾，先贿近侍，探询病状，然后公同集议，应用何药，预为拟定，以免矛盾。大抵用药皆为和平之剂，有周景濂者，亦为太医之一，奉召入宫视疾。据周自称谓光绪所患甚轻微，并非不治之症，当时诊脉者，共有六人，日仅得一餐，数日后，已死其二，尚余四人，亦已因饿致疾，请假亦不得出。某日晨，内监传命召周及一陈姓太医同入，两人皆膝行而进，光绪卧于东床，以手招周而前，瞠目指口者再。是时侍侧太监，仅只一人，宫中器物，皆被此辈偷窃殆尽。周知光绪意在得食，苦无处寻觅，且己亦两日未餐，仓促无以为计。正彷徨间，蓦睹光绪吐血盈床，跪近视之，已无声息。俄而醇王载沣来，见状，亟取怀中小镜，测光绪口鼻，已无潮晕，知已气绝，匆匆而去。旋报皇后至，两医官皆匿阶下，闻哭声起，有内监十余人喘息而集，人声渐杂。周、陈乘间出宫，见街市贸易如常，未闻有人谈及此事，乃知宫中尚秘不发丧。越数日，始传晏驾之耗，所宣布之日期，实出伪造，盖周陈在宫目睹光绪之死也。”这一段文字，记得很清楚。

　　四、杜锺骏在《德宗请脉记》上的记载。杜锺骏说：“圣躬虽不豫，然并无大害，且经我诊治服药后，日有起色，至太后病重时，忽告肚痛如绞，痛至乱滚于床上，见到我了，亟呼：‘肚子痛的了不得！’一时中医齐集，我诊帝病状，心跳，面黑，神衰，舌黄焦，便结，夜不能睡。各证并无异状，而最可怪者莫若肚痛，盖此症与前病绝少关联者”云云。从这“最可怪者莫若肚痛……”一句记载起来，光绪帝的被毒死无疑，杜氏囿于环境，不免有所忌讳，故隐约其词!

　　五、《清朝野史大观》所载的大意如下：慈禧秉政数十年，一班旧人，尤其是李莲英等一班与光绪帝为敌的人，鉴于老佛爷一旦不讳，光绪帝掌握政权，则他们这班人必然首先被遭殃。因此秘密商量，不如趁这时老佛爷正在病重中，将皇上毒死，以免后患，横直宫中多的是各种毒药。于是由李莲英讨得慈禧的口气，派得力亲信太监去下手，万一事机不密，发生意外，也还有太后做主，何况颐和园宫廷深严，外廷也就不容易知道了。

　　六、康有为对于光绪的死，说是出于袁世凯的阴谋而毒毙的。他在《讨毒弑舍身救民圣主之逆贼袁世凯檄》文中有这段文字：“袁世凯总戎近卫，作督畿疆，分遣心腹，入参帷幄……然而训政耋期，长秋老病，西日将薄，冰山难久，则复辟非遥，矛祛犹在，权宠既得，患失日生，在大行皇帝或大度而忘射钩，在袁世凯则畏罪而思捣药，犹惧西邻之来责，乃躬当外部之艰难，外托好于友邦，内实阴谋于篡逆……义士程家柽远逃日本，曾发报其奸谋，烈侠梁铁君之毒死天津，缘面斥其逆节，……冬来后病奄邸，人命危机，宫车晏驾，不日不时，袁世凯遂铤而走险，力荐学西医者速发毒谋，西药性烈，微剂分进，遂于太后升遐之际，能操旦夕绝命之权，天地惨裂，山陵崩坏，风雨号泣，海水怒立，于是我舍身救民圣主遂毒弑于袁世凯之手矣。……”

　　七、林熙《光绪医病记》云：“光绪之死，后人有种种说法，一说他被西太后毒死，一说饿死，另一说是西太后故意用病急乱投医的方法将他弄死的。光绪末年，德宗有病，西太后谕各省督抚推荐良医入京治疾，先后在御前供奉的医生有曹元恒、陈秉钧、周景焘、吕用宾、张彭年、施焕、杜锺骏、力钧等。甚至有一名西医名叫屈永秋。”（屈君广东番禺人，天津医学馆卒业，庆亲王一家都由他治病，并教其儿女英文，其入宫亦缘庆亲王推荐。据屈君告其婿黄新彦云：德宗闻屈医生说他患的是肺病，大惊失色，请他救命，但屈医生深知宫廷之间存有矛盾。如医好了皇帝，太后一定不会饶他，医死皇帝亦不能逃一死，因此只出之敷衍，谓现时无特效药，只能安心调养。屈医生死于一九五四年，年九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