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受启于一位叫作山姆•奥兹的老师，这位老师在1912大选年讲授的课程就是美国政治和政党。这位山姆大叔一上课就要求班上的每一个同学定上纽约出版的三份报纸：《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纽约晚报》，因为这三家报纸在大选中分别支持三个总统竞选人威尔逊、塔夫脱和罗斯福。他要求学生在三个月内，把三份报纸的大选新闻都细读一遍，然后写出“摘要”，再根据它写出读书报告。这样，报纸就成了这门课的参考书，读书报告就是课务作业，而期终作业则要求学生把联邦四十八个州在选举中的违法乱纪作一番比较研究。山姆大叔认为，这样做一通之后，学生对选举政治那一套就非常熟悉了。为加强学生的介入感，山姆大叔还向学生提出一个建议：看三份报纸，注视大选的经过，同时认定一个候选人作为自己支持的对象。这样你就会注视自己的候选人的得失，它会使你对选举更为兴奋。

　　胡适显然接受了老师的建议，他选择了罗斯福。为支持罗氏，他不但别着大角野牛像的徽章跑来跑去，而且身为世界学生会康乃尔大学分会主席的他还在学校里组织各国学生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这是他在10月30日的日记：“夜，予忽发起于世界学生会餐堂内作‘游戏投票’，选举美国总统。”是时总统候选人有四，他们是代表民主党的威尔逊，代表共和党的塔夫脱，代表从共和党分裂出来另组进步党的老罗斯福和代表社会党的德卜。各国学生有53人投票，中国学生15人，结果威尔逊得票最多。事后，胡适在日记中对来自各国学生的票数进行了分析，就中国学生的选票流向，胡适写到：“吾国人所择Wilson与Roosevelt势力略相等，皆急进派也，而无人举Taft者。又举社会党者二人，皆吾国人也；此则极端之急进派，又可想人心之趋向也。”这是什么“趋向”呢？可以这样比较，南美的学生几乎没人把票给罗斯福，因为他“尝夺巴拿马于哥伦比亚，迫人太甚，南美人畏之，故不喜之。”而菲律宾学生把票都投给了威尔逊，是因为“民主党政纲许菲岛八年之后为独立国，故举之。”就这两地学生言，他们的票显然是跟着本国的利害关系走的。中国学生不然，他们和美国没有任何利害，他们的投票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价值认同。很明显，由威尔逊代表的民主党是激进的，很能得中国学生的同情。共和党虽然是保守的，但从这个保守阵营中分化出来的罗斯福也是激进的（他的党号为进步党），因此也能得着中国学生的同情（这同时也是他们两人票数相伯仲的原因）。甚至更为激进亦即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党也能得上两票，这仅有的两票都来自中国学生。而唯独代表保守势力的塔夫脱，在中国学生中却一票也没有。这，说明了什么？

　　1988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25周年的纪念讲座上作过一个“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讲演，它开启了世纪末的中国知识界对一百年来激进主义的反思。在余看来“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process of radicalization）”，其实，不独如此，中国近代政治史也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这相为表里的两个过程，其起点都是1898年。这一年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分别发生了对后来影响至巨的两件事：一件是康梁发动了没有成功的戊戌维新，一件是严复翻译的“进化论”（《天演论》）问世。这两件事事实上开启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的闸门。所谓“维新”便是“唯新”，唯新是求，一个“新”字便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们的意识形态，有谁能抵挡它那“奇里斯马”般的魅力？而“新”在于“进”，不进不新，被误读了的“进化论”（最明确的证据是翻译它的严复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又成为务“新”的路径，而且是唯一的路径。于是，愈进愈新，越新越进，从思想到政治，终至成了一发不可收的激进。本来康有为的“君主立宪”相对于两千来年的皇权社会已经石破天惊，可是曾几何时，康梁的维新已经成了保守的代名，维新直趋革命，而革命的目的三波两折又由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直下“communism”。一个世纪下来，一味求进的我们突然发现20世纪是倒着走完的。这“欲进还退”的历史难局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我们不得不重新考量进步、进化、激进、革命、革新这些充分被我们浪漫化和理想化了的词。由于这些词主宰了整个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以至在我们的精神坐标上，和这些词对立的“保守”、“守旧”则天然成为一种价值上的落后，甚至反动。风起于青萍之末，世纪之初，风习正在形成，不独海内，甚至海外，年轻的留学生更是得风气之先，他们正感染着胡适说的“人心之趋向”，这也就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宁可把票投给德卜也不会投给塔夫脱。

　　可是，“塔夫脱”怎么了？保守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尤其在举国激进、一味偏斜时，它难道不是一种至少可以用来平衡的价值？何况它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1915年3月3日，早已落选的塔夫脱来康乃尔大学讲演，胡适有机会亲耳听一听保守主义的声音。在胡适当天的日记中，听塔夫脱讲演的人有三千多，以至后来者因没有地方而不断怏怏离去。“塔氏极肥硕，演说声音洪而沉重，不似罗斯福之叫嚣也。塔时时失声而笑，听者和之，每至哄堂。塔氏笑时，腮肉颤动，人谓之‘塔夫脱之笑’。”胡适的描写很生动，而塔氏的讲演亦精彩。这个讲演名为“Signs of times”，胡适的评价是“有警策处，惟其‘守旧主义’扑人而来”。此时，胡适已从认同激进的罗斯福改到更激进的威尔逊，塔夫脱的声音自然听不进去。但，他毕竟记下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警策之处。塔夫脱言：“尝见丛冢中一碣，有铭曰：‘吾本不病，而欲更健，故服药石，遂至于此。’”如此诙谐之语，在胡适看来“讥今之急进维新党也”，但它确实道出了一味激进求新可能导致的负面性。只不过这个“遂至于此”的碑碣不是为美国立的，在它那里，激进与保守在一个长时段中可以寻求到平衡。而在20世纪的中国，保守从来就不被当作正面价值看，它不但构不成一种平衡的力量，而且总是一个被否定的对象，因而它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激进折腾而“遂至于此”。“吾本不病”的美国尚有激进之忧，本来就多病的华夏，却不顾沉疴，单求激进猛药，一味复一味，试图神话般地凤凰涅磐。而涅磐就是焚之而后生，结果，焚是自焚了；但，后生却没有。

　　留学生一票都不给塔夫脱，不是偶然，而是吾国那个时代不应忽视的一种“精神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