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到美国，满怀悲观”。

　　胡适的悲观当然是从母国带出去的。在上海新公学之后的阶段，受自身处境和朋友影响，胡适意志消沉，精神颓唐，而且容易感伤。比如，见日出而霜犹未消，胡适便作骚人状：“日淡霜浓可奈何”。无奈何的胡适打起精神，总算考上了庚款，自踏上美国的土地，便融入了一种新文明，这个文明于胡适是陌生的，也是朝气蓬勃的，年轻的胡适感同身受，不知不觉改变了自己的悲观。不仅对于悲观主义“今决不能复作此念矣”，而且在个人的精神意志上，胡适逐步变成了一个进取型的乐观主义者。1914年冬，某一日，“此间忽大风，寒不可挡。风卷积雪，扑面如割”。一个俄国人因未带手套，两手受冻，几乎残废。然而，这样一个悲苦日，独身一人滞他乡，胡适长诗明志，却结穴以“明朝日出寒云开/风雪于我何有哉/待看冬尽春归来”，

　　“何有哉”的胡适此时何曾有一丝当年“可奈何”的无奈气？

　　胡适自己认为，去国数年，一个很大的收获，便是自己成了个乐观主义者。其所以如此，胡适自云：“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我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数年之间，就逐渐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说到这里，胡适绕有意趣地谈到他第一次观看足球比赛的情形：

　　“我第一次去看足球比赛时，我坐在那里以哲学的态度看球赛时的粗暴及狂叫欢呼为乐。而这种狂叫欢呼在我看来，似乎是很不够大学生的尊严的。但是到竞争愈渐激烈，我也就开始领悟到这种热心。随后我偶然回头望见了白了头发的植物学教授劳理先生（Mr W???? W.Rowlee）诚心诚意的在欢呼狂叫，我觉得如是的自惭，以至我不久也就热心的陪着众人欢呼了。”

　　胡适少时好静不好动，以至五岁时便被周围人笑称为“穈先生”。如今，当年的“穈先生”看到白发教授却像五岁的“穈先生”那样雀跃时，他的心理触动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两种文明的比况，“穈先生”虽然年幼，除了生性，却背负了千年古文明的负担；劳理先生虽然年迈，但他所依傍的那个文明却使他非常年轻。不能说胡适从这时就走向了乐观主义，但这毕竟是向乐观主义捩转的一个契机。身处在美国这种生命力勃发向上的文明形态，胡适的转变并不令人奇怪。1914年春，胡适以《论英诗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为题参加康乃尔大学每年一次的“卜朗吟奖赏征文”，该征文由康大某已故教师捐设，面向全校学生，“凡学生作文论卜朗吟之诗文最佳者得之”。这一次，得奖者是胡适，学校给他颁发了五十美元的奖金。因为胡适以外国人的身份获奖，不仅“校中人诧为创见，报章至著为评论”。胡适写信向母亲报喜，也给比他大几岁的族叔兼老友胡近仁谈及，信曰：“去国数年他无所得，惟能随事存乐观之念，无绝望之思。今以为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但一息之尚存终回天之有日。去国以来所得仅此一念持献老友。”然后，又持献老友一首他自己最喜爱的卜朗吟临终诗，诗是胡适早先在日记中用楚骚体翻译的：

吾生惟知猛进兮? 未尝却顾而狐疑。
见沉霾之蔽日兮，信云开终有时。
知行善或不见报兮，未闻恶而可为。
虽三北其何伤兮，待一战之雪耻。
吾寐以复醒兮，亦再蹶以再起。

　　受欧美文明的熏陶，胡适有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打此以后，胡适终其一生都是个乐观主义者，不仅表现在个人的精神意志上，更表现在他对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道路的宏观把握上。1940年代后期，有外国记者称胡适为“不可救药的乐观者”（the incurable optimist）。这个乐观，这个对人生和人类历史的乐观就是在美国养成的。1947年的胡适，在北平做过一次广播讲话。那时的政局，已经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反转，它对胡适所信奉的英美自由主义已经极为不利。不仅年轻的学生和大批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左转而去，就是信奉自由主义的人也对形势抱以悲观。可是，胡适却作了一个明显不合时宜的讲话，题目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在胡适看来，世界文化的共同趋向，就是“民主的政治制度”。但胡适似乎料到有些人会嘲笑自己，因为，当时时髦的政治制度已经不是英美的民主政治，而是苏俄的“集体专制”。但胡适坚持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就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自由的大潮流，大方向。”

　　同样，在一年以后的又一个讲演中，针对更加浓厚的失败主义倾向——有人说“这个输麻将还打什么”，有人甚至叫“胡适之准备作俘虏吧”——胡适依然认为，这“集体专制”的三十年在三百年的民主自由的历史长流中，“只是一个小反动”，“虽然这两个东西我们无从证明那一个好，依我的看法，民主自由一定得到最后胜利”。

　　什么是乐观主义，在胡适看来，希望就是乐观主义。“余年来以为今日急务为一种乐观之哲学，以希望为主脑，以为但有一息之尚存，则终有一毫希望在。……此邦有一谐报，自命为《生命》，其宣言曰：‘生命所在，希望存焉。’（Where is Life,there is Hope）此言是也。……故吾为下一转语曰，‘希望所在，生命存焉’。”

　　这一转语，将生命附之于希望，再引申一步，将人类的发展命运附之于希望。爝火不息，日月出矣，光华在前，这就是乐观主义。80年代中国大陆流行过这样一首台湾校园歌曲，那就是1921年胡适所作的“希望”：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然而，同样在“希望”的题目下，又同样是在20年代，鲁迅于希望的困顿后，却唱起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甚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

??? 　　这是在“希望”的题目下写出的“绝望”诗章。两个“希望”对比，我们并非无端地说鲁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甚至是一个绝望主义者（这同时可参见他对许广平说的“绝望的抗战”）。胡适呢，他的乐观一以贯之，即以上述而论，虽处危变之局，但他本身就是历史暗夜中的希望之爝。在自由主义凋零的深秋却预言它明年春天“花满盆”，这就是典型的胡适之式的乐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