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对美国的喜爱并非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有。我不说你们也知道，在战后我的故乡保加利亚，山姆大叔可不是一种时尚，他为学校提供奶粉，但人们并不怎么领情，而是嘲笑他对可口可乐的崇拜，这种饮料被共产主义的宣传视为毒品。人们憎恨他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当年我抵达巴黎的时候，正值越南战争如火如荼之际，我和大家一起曾举行示威抗议美军对越南的轰炸。就在那时，勒内·吉拉尔邀请我去巴尔的摩大学教书，他曾在罗兰·巴尔特主持的研讨班上听我介绍过巴赫金。当时的我很难想象自己会去跟“世界宪兵”合作。尽管我的导师吕西安·戈德曼非常辩证地向我建议说，“小家伙，应该到美帝国主义的内部去和它进行斗争”，但是坦率地说，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份力量，所以还是留在了法国。那是1966年的事。几年以后，到了1972年，在瑟里西举行的阿尔托和巴塔耶研讨会上，我遇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雷翁·鲁迪耶教授，于是有了1973年我的第一次纽约之行。自1976年起，我一直是哥伦比亚大学法语系的常任客座教授，这对我提高英语水平也许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却让我在美国大学的那种奇特环境中结识了很多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

　　有关那段美国经历的主要内容，我已经试着写进了小说《武士们》，现在我只想侧重谈一下那时拍摄的两张具有象征意义的照片，它们与我的精神生命密不可分，并且为我对美国的依恋提供了说明。首先是一张黑白小照片，由雷翁·鲁迪耶拍摄，照片上的我乘坐渡轮，正在靠近曼哈顿的那些摩天大厦。当时我还是学生，披着长发。由于我初次抵达巴黎时没有留下照片，所以在这一张对我来说就是‘在“自由世界”重获新生的唯一和最好的纪念。第二张照片是我在默宁赛德大道的公寓，从上面可以俯瞰哈勒姆区的中心公园，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时经常住在那套公寓，它沐浴在美国那种既非常炫目又非常热情友善的奇特光线之中，我曾就此在《爱情故事》(1983)和《黑太阳》(1987)中写下过一些在我看来很重要的段落。在我个人的神话学里，那套公寓一直是体验幸福孤独感的圣地。

　　当我和菲利普·索莱尔斯把《原样》杂志1977年秋季第71-73期作为纽约专号时，很多读者都感到惊讶，那一期的内容其实就是对美国民主的赞扬，与之相对的则是法国雅各宾式的中央集权。对于我来说，那期杂志实际上是对我所看到的美国文明最主要优点的承认，到今天仍然如此。这种承认解释了我对应邀到美国大学工作的喜爱（现在我要将“美国”一词扩展一到他们在北美的邻居加拿大，以及加拿大的大学）：以上所说的美国文明最主要的优点，就是对他人的接纳。

　　我说的对他人的接纳，是指某些人所具有的为没有住所、或暂时失去住所的人提供庇护的那种天性。我离开共产主义的保加利亚后得到了法国的接纳，然而我对什么是接纳他人的体会，却不是在法国得到的，尽管我对法国给予了我法国国籍永远都感激不尽。这个接纳我的国家有着根深蒂固的政府主导传统和文化传统，为了摆脱这种传统，它创造出了极其超前的新事物，譬如艺术、哲学和理论上的各种前卫流派，它们不仅吸引着我，而且在国外也赢得了荣誉。然而这个国家对于上述新事物也有着强烈的排斥，如果不算是刻骨仇恨的话。与之相反，我觉得美洲是一片接纳和鼓励外来文化的土地，甚至也许过了头。有时候，当我生活的这个古老国家的排外使我受到伤害时，我就会产生去美国或者加拿大定居的念头，不愿再留在欧洲，留在法国。

　　在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对于什么是人性的正面特征（不是类别意义上而是品质意义上的），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定义。要等到（或者只有当）我们面对……“反人类罪”时，才会思考，“人性究竟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我根据个人的经历认为，人性最起码的定义，巴尔特也许会称作人性的“零度”，恰恰就是接纳他人的天性。古希腊人选择ethos一词来表示人最基本的天赋能力是颇有道理的，这种能力后来被称作“伦理能力”，人依靠它在善恶之间作出选择，也依靠它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作出选择。不过我们需要知道的是，ethos一词（伦理e 'thique就来源于它）本来的意思是“习惯性的居所”、“动物的巢穴”，从这个居所的意义逐渐派生，就有了“习惯”、“性格”，即一个人、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性质。

　　所以我想说，为外国人的存在及其从事的工作提供庇护，接纳、保护他们，向他们敞开自己的家门、自己国家的大学、出版社，敞开自己的思想、思维方式，以及自己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中关心的各种问题，总之，那种美国人向我表现出的接纳态度，这就是ethos的零度。在我看来，美国就体现了这种道德上的天赋能力，这种能力在今天已经变得至关重要，同时又面临着风险，因为如今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已经使接纳外国人的问题难以回避，它既需要相关国家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又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无论美国人自己面临着什么问题，无论他们是否也有排外倾向，我在那里的感觉是和别的外国人一起相处，我觉得依靠这种团结互助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同属于一种未来的人类，它将由尝试相互理解的外国人构成。

　　美国人对我的接纳首先是针对我的思想、我所做的工作。我曾为他们介绍、今天仍在尽力在为他们介绍一种文化记忆，一种既是法国的也是欧洲的文化记忆，混合着日耳曼、俄罗斯和法国的传统：黑格尔与弗洛伊德，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新小说和“原样派”这类先锋思潮。也许他们觉得我的移民身份没有那么浓的“法国味儿”，这个词让他们联想到的是封闭，有时是傲慢乃至轻蔑。也许通过我这个外国人作中介，他们也能够进人到法国文化和欧洲文化，这种文化通常很难接近，而且唯恐失去自己的纯洁性。我从事的一些研究在美国总是受到接纳—我想说的是得到共鸣和进一步发展。这种接纳让我非常高兴并且深受鼓舞。有时候，我在美国人眼里的形象让我感到惊讶，让我自己都认不出来。对于这一点我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愿望去跟谁进行论战，因为我确信以下两种情况总有一种是真的；要么美国人对我的理解只是一些没有价值的曲解，那么它们早晚会自生自灭——就像某些积极的或者“政治上正确”的救援行动一样；要么，美国人对我的理解融入了他们个人的探索之中，他们以自己特有的创造性，将我的探索与他们自身的探索结合起来，用以面对他们所遇到的挑战。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即使有什么理解上的误区，那也是一种实践接纳他人精神的极好方式。文化上的“嫁接”，难道不就意味着对难以预料的结果持开放的态度吗？而自我“克隆”则与此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