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于莉娅·克里斯特娃 著  译者:黄晞耘 译  出版日期: 2007-12  定价:¥16.00  
 

内容简介
  本书中,所谓“反抗”,在词源学和普鲁斯特的意义上来讲,指的是意义和冲动相互回溯,从而揭示记忆、让主体的生命重新开始。在怀疑批判精神失去了道德审美意义的今天,本书作者在努力以自身立场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中的信仰危机提供解决之道。 “对谁进行反抗”和“谁能进行反抗”两个问题成为本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者试图说明的是,个人如何在重新言说和寻找自我中把握回归的能力,所谓“回归”,不止是记忆,更多的是质疑和思考。

先睹为快:

目 录
何谓今日之反抗?
作为反抗的精神分析学
另一种语言,或对感性事物的表达
接纳他人的态度

另一种语言,或对感性事物的表达

  外国人不仅会立刻有别于一个国家的本地人,而且会有本质上的差别,因为他讲的是另一种语言。

  如果细究起来,这一事实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普通,它揭示出一种特殊的命运:一种既是悲剧性的也是自主选择的命运。

  说悲剧性是因为,人是一个言说的主体,他所讲的语言当然是自己同类的语言,即母语、自己所属群体、民族的语言。改变语言等于失去或者背叛这种天然性,至少是要经过翻译才能间接表达。从本质上说,外国人就是一个翻译者,他可以完全融人接待国的语言而不忘记原来的语言,或者只是部分忘记。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他的翻译多么完美,都会泄漏出与接待国居民无法完全一致的某种韵味或思维方式,因而他仍然被视作外国人。这种奇怪、有趣、令人不安的外来痕迹令本地人感到恼火,他们会说:“这人讲的话跟我们不一样,这是一个外人在说话(在翻译),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们都不是,他(或她)想来这里做什么?我们可不需要……”幸好这种想法不是每次都被充分展开,然而它会隐藏在即使最宽容的态度里,每到危机时期,它总是会制造出人类能够干出的最坏事情来:驱逐或杀害异己者,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然而,注定要受到伤害的翻译者在品味着自己边缘处境的同时,很清楚他所引发的怀疑也正是自己得救的希望所在。他之所以离开自己的母语环境,原因之一就是某种必然的需要或选择不可避免将他推向了接待国的目标语言。他对这种语言的爱既清醒又带着激情,这种新的语言为他提供了新生的机会:新的身份、新的希望。翻译者渴望完全掌握这门语言,同时有意无意地又会引人自己母语的某些旧的节奏和本能的基本表达方式。于是,他的头脑具有双重性,唯有不断磨砺自己的批判意识他才能生活下去。因为上述原因,无论是旧的生活圈子还是新的生活圈子,无论是原来的家庭还是新结识的群体,对于他来说都饶有趣味,同时又让他感到没有把握:这是一种难以释怀的疑虑、一种永远无法消除的不安。有谁见过比翻译者夜不能寐的清醒意识更好的人生选择?

  按照现行的标准,理想的翻译者无疑不会流露出丝毫的母语痕迹,这样的标准可能会引起争议,不过它毕竟被广泛接受,并且看起来尚令人满意。从这个角度看,外国人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翻译者:人们或多或少地总会发现某些表明他是外来者的东西。而他本人对此既感觉受到伤害又感到骄傲,他惊讶于人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把他那令人不安的异族特征看作是一种机遇,一种丰富和变化,一种心灵、语言、民族、人类的新生命。因为,如果不故作谦虚的话,我们所说的翻译者有着开放的头脑,总是梦想着所有的人都能头脑开放,他急于建立起一个世界主义的天堂,而他就是这个乌托邦的预言家。

  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外国人兼翻译者有时无法为自己选择别的归宿,而只能选择语言建设者的即作家的归宿。马拉美不是就曾经写道:一切文学都是在提出“一个囊括一切的词语,一个新的、现有语言之外的词语”吗?风格代表的当然是一种视角,不过这种视角会改变陈旧的语言及其过时的表达方式,将它变为一种令人惊奇的、难以辨认的建筑,它所妨碍的首先就是原来的部落习惯。而作家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自历史上那些黑暗时期以来,成为立法者的另一种称呼,成为相对于“法律修订者”的“语言修订者”,像法学家修改法律一样修改语言?这种雄心壮志并不考虑团体的身份认同需要。其实,究竟什么才是某个团体终极的身份标志?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民族是根据它们所属的土地或者血缘来确定自己的身份,但大多数的民族则超越了土地和血缘,将自己的身份形象植根于语言之中,对于法国而言尤其如此。这个国家的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历史,包括它们的行政文化、语言规则、修辞制度和教育制度,导致了民族特征与语言特征的前所未有的融和。

?  如此一来,文学上的先锋派要想在法国撼动修辞学这一保护层,就必须比在其他地方更具颠覆性和极端性。当国家陷入衰退时期,总是会出现身份上的自我封闭,文学先锋派就会被粗暴地边缘化或者摧毁,对传统语言方式、对“法兰西良好趣味”的崇拜,就会试图强化一种受了损伤的、要不然就是无处可寻的身份。

  在这样的环境里,前面提到的外国人兼翻译者就没有太多的机遇了。当然,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会有犹太人出入宫廷,就像将来也总会有外国人会当上法兰西学院院士。但是以强化民族意识作为借口不会让人忘记基本的趋势:那些如先锋派一样大胆、敢于用“另外一种语言一来表达自己的人,会立刻遭到怀疑和排斥。这时我们就会明白,在法国,具有最精致的民族主义倾向、最阴险排外的阶层置身于体制之内,恬不知耻地、不受抵抗地在行使权力,而这些体制决定着文学界的命运。讲“另外一种语言”的人,我们所说的外国人兼翻译者,被要求闭嘴,除非他加人本地的某个部落,接受某种现行的修辞规则。当然,他也可以尝试去另一个外国,尝试让那里的人来理解自己的表达。事实上,翻译者的命运从定义上讲就是开放的、没有终点、没有限定的:归根到底,这一点也许就是他获救的希望所在……

  让我们把问题讲得更具体一些。假设我就是这个翻译者。

作者简介
  于丽娅·克里斯特娃(1941— ),中译名又作克里斯蒂娃。原籍保加利亚的法国著名文本理论家,精神分析学家,小说家。现为巴黎第七大学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常任客座教授。克里斯特娃和罗兰·巴特同为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创立者,主要学术著作有《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1969)、《长篇小说的文本》(1970)、《恐怖的权力,论卑鄙》(1980)、《自己的外人》(1988年)、《心灵的新疾患》(1993年),《感性的时间》、《汉娜?阿伦特》(1999)、《梅勒妮?克莱因》(2000)等。此外,和阿尔贝?加缪一样,克里斯特娃将小说和广义上的艺术创作看作是当代反抗的一种有效形式,并在此意义上创作了《武士们》(1990)、《老人与狼》(1991)、《占有物》(1996)等多部小说。
思想丛林系列图书:

《论好客》 (法)德里达 著
《独特事物》 (法)鲍德里亚、努维勒 著
《看,写》 (法)珀尔赞帕尔、索勒斯 著
《群星灿烂》 (意)巴里科 著

 
 Copyright © 200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网编:韦庆丽 [回首页][联系我们]>> 更多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