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于莉娅·克里斯特娃 著  译者:黄晞耘 译  出版日期: 2007-12  定价:¥16.00  
 

内容简介
  本书中,所谓“反抗”,在词源学和普鲁斯特的意义上来讲,指的是意义和冲动相互回溯,从而揭示记忆、让主体的生命重新开始。在怀疑批判精神失去了道德审美意义的今天,本书作者在努力以自身立场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中的信仰危机提供解决之道。 “对谁进行反抗”和“谁能进行反抗”两个问题成为本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者试图说明的是,个人如何在重新言说和寻找自我中把握回归的能力,所谓“回归”,不止是记忆,更多的是质疑和思考。

先睹为快:

目 录
何谓今日之反抗?
作为反抗的精神分析学
另一种语言,或对感性事物的表达
接纳他人的态度

作为反抗的精神分析学

  这里所说的反抗既有弗洛伊德的意味(他促使我们重新关注魔鬼般的无意识),也有某些当代作家的意味(他们是心理极限状态的探索者)。这种反抗在什么意义上完全不同于基督徒特有的与上帝的回溯性联系、有别于对存在的“尚未达到”或“已经超过”的探寻?让我们大胆提出第一种回答:区别主要在于,现代性的反抗虽然始终存在着向统一性、存在和法律权威接近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却前所未有地伴随着不断瓦解和分散的离心力。

  不仅如此,以上冲突性还产生出一种快感,一种不仅仅是被消费社会或作秀社会惯坏之人的自恋或自私的任性情感。对于维持心理生命、对于体现了人之特征的表现能力和追问能力而言,这种快感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弗洛伊德的根本贡献正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乃是新的阿基米德支点,它为始终依赖于他者(I’Autre)和他人的心理现象开辟了一个得天独厚的领域,只要这种心理还有反抗的能力,生命便会在这里找到自身的意义。就是在这片领域之上,弗洛伊德创立了要求分析对象进行回忆的精神分析学,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新的生命,也就是对心理进行重新构建。

  通过对自由联想的叙述,通过使人重获新生的对旧的律法(家庭禁忌、超我、理想、俄狄浦斯和纳喀西斯心理障碍,等等)的反抗,每个人独特的自主性以及他与他人的新型关系得以产生出来。然而,精神分析学反复造访并加以改造的这座别具一格的“弗洛伊德式记忆殿堂”,并没有被汉娜?阿伦特意识到,她所称颂的是圣?奥古斯丁式的记忆殿堂,因为她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持否定态度,认为那是关于“普遍性”的科学。

重新找到否定的意义

  为了论述的方便起见,我将法国大革命当作现代的起点。这个时代突出了回溯的否定性一面,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的经验,都成了对冲突和矛盾的体验。存在本身受到了虚无的困扰,这是哲学,尤其是黑格尔以来的哲学大致告诉我们的,海德格尔和萨特也以不同方式论述了这个问题。

  在黑格尔哲学中,这种存在与虚无的共存是以辩证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至于海德格尔,早在《什么是形而上学》(1929)一书中,他就区分了内在于判断的否定和一种有别于思维否定的虚无:哲学家是在感觉和焦虑中去寻找他所说的烦的核心形式的,这种烦也许是人作为存在的“被弃者”、“被抛者”所具有的特征。此在是一种烦,出离自己则是抛弃的另一种说法。对这种类似性我们是否作过充分的思考?
在《存在与虚无》(1943)中,萨特的论述更多是以区分思维所特有的否定和非思维性质的原始虚无作为基础,而不是建立在烦之上。他强调自由,这表明在哲学领域和他的政治无政府主义领域,他归根到底更接近黑格尔而不是海德格尔。

  今天我重读他们的上述著作,并请你们也重读一遍,是因为这些著作显示了欧洲思想的一个了不起的时刻。在那个时刻.“回溯”——也就是认识到自身及其真理的主体所作的追问——让主体真正熟悉了精神疾病。因为,无论是概念背后的、需借助概念以消除其令人不安冲动的虚无化力量(黑格尔),还是海德格尔的烦或分裂感,乃至作为基本暴力,作为对一切身份、信仰和法律的质疑充实了萨特自由概念的“有害的虚无”。当我们让所有这些学说来解释人类现实以便理解其逻辑时,它们都会碰到一种令意识感到苦恼的心理现实,并且受到存在的撞击。主客体的界限消失了,冲动在一阵阵地发作,语言变成了音调,变成了存在的记忆,变成身体和物质的音乐性表达。海德格尔试图通过阅读荷尔德林的作品,找到这种准精神的苦恼,萨特则紧紧抓住一种综合的和半透明的意识避开了这一问题。对于这样一种意识状态,《家庭的白痴》中论述的福楼拜以近乎忧郁的风格、《演员和殉道者》中论述的热内以近乎反常的游戏,提供了比阿尔托一类作家的彻底破坏更多的通向推理思考和人道主义的可能。

  由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潮流,就属于上述关于虚无和否定性的思考范畴,我希望这一观点能够让你们感到意外。这里所说的不是由“自我心理学”主导的美国式精神分析,而是弗洛伊德在生物学与哲学的存在概念交界处对心理现象所作的根本性思考。我们在弗洛伊德写于1925年、至今仍然隐晦难懂的《否定性》一文中看到了这一点。在海德格尔发表《什么是形而上学》之前几年,弗洛伊德首次在思想史上将两类否定的命运联系了起来:一种是心理冲动所特有的排斥,另一种是内在于判断的否定性。大体上,他主张象征和(或)思维同属于否定性的范畴,在某些条件下,否定性不过是“排斥”或者心理冲动特有的断裂现象的一种转化,弗洛伊德在别处将其叫做“死亡冲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排斥性的冲动转变成了具有象征作用的否定性?所有关于父亲功能(拉康)、或者关于“足够好的母亲”(威尼科特)的精神分析学研究,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梅勒妮?克莱因则由此创立了她著作中最具独创性的部分,指出了这种远远早于自我统一出现的、排斥性的、分裂性的冲动特征所具有的重要性:它所代表的,就是早于“抑郁”阶段出现的、被称作“类精神分裂偏执狂”的阶段,从这个阶段产生了象征体系和语言。

……
作者简介
  于丽娅·克里斯特娃(1941— ),中译名又作克里斯蒂娃。原籍保加利亚的法国著名文本理论家,精神分析学家,小说家。现为巴黎第七大学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常任客座教授。克里斯特娃和罗兰·巴特同为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创立者,主要学术著作有《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1969)、《长篇小说的文本》(1970)、《恐怖的权力,论卑鄙》(1980)、《自己的外人》(1988年)、《心灵的新疾患》(1993年),《感性的时间》、《汉娜?阿伦特》(1999)、《梅勒妮?克莱因》(2000)等。此外,和阿尔贝?加缪一样,克里斯特娃将小说和广义上的艺术创作看作是当代反抗的一种有效形式,并在此意义上创作了《武士们》(1990)、《老人与狼》(1991)、《占有物》(1996)等多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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