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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羽晚年，正犯此病，其败正如诸葛亮之军事理论。
曹操与孙权以刘备为共同敌人，其第一个对象，便是镇守荆州的关羽。但孙权对关羽，尤具戒心。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曹联合之势，尚未成熟，七月，孙权尚攻合肥，便是明证。但是曹魏方面的有识之士，早已预料到孙权方面的攻击，不足深忧，优则在于南方。
　　关羽之出师北伐，也许应孙权之攻合肥，但绝不是联合军事行动，而是各自作战，与蜀军本部亦未有联络，所以关羽此次北伐，是孤军作战。
　　时曹方镇守樊城的是征南将军曹仁。关羽果作北征樊城的军事计划。他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而不知糜芳与傅士仁都是靠不住的问题人物。羽自率大军攻曹仁。曹仁令左将军于禁、立义将军庞德等屯于樊北，以御羽军。时方八月，连日下雨，汉水暴涨数丈，于禁等七军皆没，这便是小说与戏剧所称的水淹七军，是天助关羽的成功，是役于禁等投降，庞德被俘不屈而死。关羽乘水涨，以大船急攻樊城，城被水浸而坏，曹仁部将建议，乘羽军尚未合围，乘船逃走，但汝南太守不以为然，他的理由是：“山水速捷，冀其不久，闻关羽遣别将已在郑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倚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国家有也，君宜待之。”曹仁遂决心死守，樊城不没者仅数板，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内外隔绝。
　　关羽复遣将围襄阳，荆州刺史、南乡太守均降，自许以南，都遥应关羽，这便是所谓“威震华夏”是关羽北伐的全盛时期。曹操震惊，至欲迁都以避之，但是司马懿与蒋济不以为然。他们所献的计，是南联孙权。他们的理由是：“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孙权摄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操从其计，是关羽北伐的胜利，促成孙曹联债合的直接因素。
　　攻取荆州，是孙权政府的一贯政策。但以曹操势力庞大，雄踞北方，为东吴的直接大患；而关羽驻荆州，据长江上游，对东吴之威胁亦大，但也有阻魏攻吴的作用；故鲁肃主政时期，主张抚辑关羽，孙刘联合政策尚甚健全。孙权甚至欲为其子娶关羽之女为妻。关羽并不了解隆中计划的联吴制曹政策，更不理解隆中计划两路同时北伐政策。因此权使人为子求婚于关羽，虽然是“政治婚姻”，但不失为维持孙刘继续联合的机会。但关羽一味称强，辱骂其使，不肯许婚，因此，激怒孙权。《典略》云：“羽围樊，权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进。……羽愤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乃骂曰：‘犵子敢尔，如樊城拔，我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蜀书·关羽传》引）是则关羽之骄矜，是促成孙曹联合的另一因素。会吕蒙代鲁肃镇陆口，密向孙权建议：
　　令讨虏（孙皎）守南郡，潘璋守白帝（楚关），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汉纪》六十）
　　从吕蒙的语气中，我们可以理解，孙权之联络关羽，是要借关羽来防制曹操之取得荆州而攻东吴，其助关羽也正恐关羽力量之不足。但其时的关羽，已成水淹七军之功，得曹魏降兵降将不少，自以为实力已充足，不仅可拔樊城，而且在攻占樊城之后，将与东吴启衅。孙权对此，颇具戒心，故对吕蒙的建议，不表赞同，而欲向徐州进兵，仍是与关羽遥向策应，取得其信任。所谓“先取徐州，后取关羽”，是他的饰词，但吕蒙不赞成，他说：“曹操远在河北，抚集幽冀，未暇东顾，余土守军，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吴势益张，易为守也。”（同前书）权善之。
　　吕蒙又说：“羽讨樊而多留备兵，为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南京），以治病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称病笃，孙权故意露布召吕蒙还的消息。陆逊闻吕蒙还，谓蒙曰：“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当不可忧也。”蒙曰：“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陆逊说：“关羽矜其骄气，陵栋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矜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问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宜好为计。”
　　吕蒙见权，权问谁可为代？蒙举陆逊，称许他“意思深远，才堪负重”，当令他“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于是孙权令陆逊任偏将军，代吕蒙屯陆口。时陆逊在东吴，年轻无名，不为关羽所忌。逊至陆口，又致函关羽，“称其功美，深自谦抑”。羽意乃安，撤部分部队赴樊。吕蒙与陆逊潜谋关羽，关羽不明其奸计，反心安而少为之备，皆其骄逸所促成也。
　　孙权并密函曹操，请讨羽以自效，并乞秘其消息，以免关羽有备。曹操从董昭之计，透露其意，故意使关羽闻知，他知关羽知吴军将来，必撤樊城之；围以御吴，可使“两贼相持，坐待其敝”。兵不厌诈，孙曹都是如此，而关羽以直道行之，此其致败之主要因素了。曹操乃增援屯宛的徐晃，晃先以部队接近羽营，掘地道至樊城，告以援军已至的消息，曹仁军士气大振，守益力，羽不能下。徐晃见关羽在围头与四家有屯，扬言攻围头，实则力攻四家，关羽又上了恶当。及四家将破，羽率五千军援之，被晃所败，羽乃撤围南退，水师阻于襄阳而不得通。关羽之不能竟克樊城，刘封与孟达当负极大的责任。两人已据新城上庸，羽令至襄阳会师，二人不从。这是因为刘备收刘封为养子时，关羽有异议，封心衔之。至此，报“一箭之仇”，坐而不动，此或为关羽向荆州调集援军的重大因素。后来刘备知道了刘封的违令，处以死刑，固然罪有应得，但何补于关羽围樊的失败，又何补于荆州之失守。史言关羽要刘封、孟达相援。按败走麦城之时，随同逃亡者仅十余人，自麦城至上庸新城，距离甚远，大路被曹军所占，只能走崎岖山道，何能救助关羽？故羽之约刘封、孟达增援，或在围攻樊城之时，较合情理。但刘封与孟达不和，兵力似亦单薄，是否能助关羽之成功，也是问题。
　　孙权既与曹操结合，谋取荆州，但仍对关羽有所戒惧一，因此伪称吕蒙患重病，不能行军作战，而以年事甚轻的陆逊代之，使关羽不生吴军来袭的疑心。陆逊心机颇深，既到陆口，仍恐关羽回师作战，乃向关羽写了一封竭尽恭维交好的信，内容是这样的：
　　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命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蹼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兹。闻徐晃等步驻旌，窥望麾葆也，愤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晓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杜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傥明注仰，有以察之。（《吴书》十三《陆逊传》）
　　陆逊这封信，完全是虚情假意，他在恭顺中兼有贡献警告之意，表示诚心，这完全是要关羽对东吴之暗袭，不加防备，完全是一种阴谋。但是关羽为人，最喜欢人家对他恭维，他细察来书内容，发现其颇有结好归顺之意，因此更加安心，不注意吴乘机偷袭其后方基地的企图。陆逊看到关羽已无回兵之意，乃与吕蒙潜师西上，吴军精锐，从浔阳（九江）溯江而西，吕蒙、陆逊亲至前方督师。他们二人更生诡计，把精兵悉伏于船舱，使白衣人操橹，扮作商船模样，这便是《演义》所说的吕子明（蒙字）白衣渡江的故事了。吴船昼夜兼程前进，务使消息不致外泄。
　　关羽在沿江本有测侯部队，以通消息，但都被吴军所俘，因此关羽在襄樊前方，对吴军行动，毫无所知。其时为关羽守荆州的是刘备的小舅子糜芳，糜芳还有一哥哥叫做糜竺，是刘备在陶谦幕中所得幕宾，他们本是东海的大商人，结识刘备后，跟着奔走，糜芳留荆州，糜竺则随刘备人蜀，以这样亲密关系的人守荆州，总不该会发生问题吧。为关羽守南郡的是傅士仁，吴军西上，问题就出在他们二人身上。关羽性格，不礼敬士大夫与知识分子，他们二人平时可能受关羽窝囊气不少，因而怀恨在心，企图报复，对关羽的前方补给，常不称职，关羽怒言返回荆州时当依法治罪，故二人内心至为恐惧，吕蒙乃令虞翻以利害说糜、傅二人，二人遂降，吕蒙兵不血刃，遂占荆州、南郡，俘羽及将士眷属，皆善待之，令军中不得干扰百姓，有取民家一粒粟者，吕蒙立杀之，军中震慑，道不拾遗，又使亲近存恤着老，疾病者予医药，饥寒者给衣粮，羽所藏财宝，皆封存之，以待孙权处理，故荆州秩序，迅速安定。
　　关羽之南退，曹仁欲追而杀之，为赵俨所阻，他认为追击，则吴将舍羽而敌魏，不如听令自去，使彼等火并，而坐观其成败，此意正与曹操相合。曹操闻羽走，即令曹仁勿追，此皆兵机，非关羽所能知。吕蒙在荆州所施的那一套假仁假义的办法，是瓦解关羽部队的人心。关羽对吕蒙袭取荆州的情况，似乎不很清楚；所以他还常常遣使者至吕蒙军中存问，这正好中了吕蒙的诡计。凡关羽使者至，蒙必厚待之，并使周游城中，至眷属家中问候。眷属亦有托使者带信至军中者，皆以平安无恙为辞。军中一传十，十传百，于是士无斗志。羽自知孤军无力作战，遂走麦城，孙权使人诱之，羽伪降，立蟠旗置象人于城上，乘间遁走，随行者仅十余人。实际上孙权已使朱然、潘璋断其去路。十二月，潘璋部将马忠获关羽及其子平于章乡，羽父子遂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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