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太子谋反事件以后，唐太宗的生命状态急剧下降，仅仅六年以后，一代英明君主终于走完他人生的历程，贞观时代也随之结束。但是唐太宗给人们留下的疑问没有随着他生命的逝去而消失，晚年的唐太宗是一位什么样的皇帝？一位英雄的暮年是如何度过的？我们如何以现代眼光审视那个遥远的过去？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近乎完美的时代，它留给后人太多美好的追忆。这里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名言警句，也有“房谋杜断”的君臣佳话。贞观的辉煌几乎让人忘却了李世民皇位得来的不正当性，那么贞观的历史魅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贞观之治？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在痛苦中做出了决定，立他并不满意的儿子晋王李治当太子。随后，唐太宗又竭尽余力帮助太子摆平后顾之忧，以求给太子留下一个稳定的基业，但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此后，太宗的生命连续受损，英雄末路，进入落日光影之中。

　　　一、太宗驾崩 山河动容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驾崩，享年五十二岁。

　　 唐太宗家族有家族病史，当时叫做风疾，有人认为可能属于高血压之类。唐太宗早年驰骋天下，能文能武。贞观十一年十月，唐太宗在洛阳围猎，那一次主要是猎杀野猪，合围之后，野猪向太宗这边突围，太宗一箭一头，四头野猪当场毙命。但是，一头雄野猪凶猛迅捷，已经突进到唐太宗的马镫旁边。兵部尚书唐俭一见，立刻手忙脚乱上来援助，还没有等他到来，唐太宗手起刀落，那头野猪断为两截。而这时的唐俭则是狼狈不堪。唐太宗哈哈大笑，说你这个天策府的长史，没有见过我这个天策上将杀敌吗？为什么这么胆小？唐俭也不示弱，说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坐天下，陛下以神武定天下，现在又跟一头野兽逞威风，有这个必要吗？那时候的唐太宗不仅雄姿英发，而且心胸开阔。他对唐俭说，好，你说得对，咱们这就罢猎。

　　 当时的唐太宗，身手多么矫健，连续四次射箭之后，又放下弓箭，拔出御刀，及时而准确地砍下。这一连串的动作，不仅要求熟练，而且要求镇静，更要求力度，而这一连串动作完美地完成，证明唐太宗那个时候的身体十分强健。

　　 贞观十六年以前，唐太宗有过多次外出行猎的记录。那是一种准军事行动，对于军事训练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于皇帝来说，也是一项体育运动。但是，从贞观十七年到他去世，唐太宗只有贞观二十二年正月进行过一次行猎活动。贞观十九年，他勉强去讨伐辽东，回来就大病一场。这之后，他就大病、小病不断，甚至一次风寒感冒也持续三个月。

　　 贞观十七年是唐太宗的一个坎，俗称生命的关口。这一年，他的精神遭受巨创。太子问题，给唐太宗带来的是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精神上。此后，他对于天下事情的看法，也随之发生改变。他过去的从容不见了，他急于解决问题，急于解决所有问题，对于太子不敢倚重，对于生命似乎也不再有信心。御驾亲征辽东及其失败，则让唐太宗的身体遭到重创。

　　 两次打击，让唐太宗的生命状态迅速下降，很快进入英雄暮年。

　　 生命是一个自然过程。我们曾经见过长孙皇后如何理性地对待死亡。对于唐太宗，我们如果作为观众和读者，也希望他能同样理性。唐太宗早年谈古论今，对于秦始皇、汉武帝迷信长生的行为，都曾经给予很理性的批判。但是，他自己的晚年却也沦为同样的下场。眼看就是覆辙，为什么还要走上去？对自己的身体丧失信心，对那些莫明其妙的理论和行为才会燃起幻想。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高士廉去世。唐太宗要亲自参加葬礼，长孙无忌来劝阻，理由就有陛下服金石，不宜临丧。可见，当时唐太宗已经在吃丹药。贞观二十二年，从天竺来了一名方士，自称二百岁，号称有长生之术。于是，他开始在宫廷里炼制丹药，经过一年的时间，丹药炼出来了。唐太宗服了这个“洋药”，中毒而死。如此愚昧的行为，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唐太宗一方面是病急乱投医，一方面是放心不下身后事，更没有想到事与愿违，本来希望长生，反而促成早亡。

　　 总之，促使唐太宗过早死亡的原因很多，但是，以下三个方面应该是最重要的：第一，贞观十七年太子废立之事对他精神的沉重打击；第二，辽东战役对他身体的严重损害；第三，“长生丹药”的服用最终葬送了他的生命。

　　 一代明君的陨落，应该如同落日般辉煌。但是，唐太宗的死，不是这样。这让我们有些感伤，有些遗憾，就如同对待朋友的逝去，让我们感到深深的惋惜。

　　二、历史意识 鉴古知今

　　 一个时代的历史地位，取决于这个时代的历史创造，取决于他们的建设成就。对此，作为这个时代的领导集团，他们必须具有清醒的历史意识。

　　 作为皇帝，一位伟大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的言行，每时每刻都可能对国家的未来产生影响。所以，国家的领导人是否有明确的历史意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国家的领导人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那么国家的治理成绩是可想而知的。古代帝王，多数人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很平常的庸人，指望他们把国家引向发展几乎就是天方夜谭。

　　 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皇帝，无不具有清醒的历史意识。他们知道国家的现状，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这种清醒的意识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通过学习获得的。

　　 过去，历史研究者比较重视贞观君臣来自隋朝、经过隋末动乱这个事实。大家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让贞观君臣产生了自觉性。这虽然是不错的，但是，有一定的问题。比较隋朝，很容易满足，因为隋朝毕竟是一个灭亡的朝代，他们的问题实在太多。而一个真正具有历史创造的朝代，他们的领导人当然应该明白怎样可以导致政权灭亡，这样就可以保证政权的存在。但是，仅有这一点是不够，避免了灭亡，不等于就明白了发展。所以，历史的创造者更应该懂得发展。这就是说，历史的教训固然重要，历史的经验同样重要。

　　 为什么要强调历史意识呢？因为历史的创造，作为人类的文化活动，它是一种自觉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

　　 在唐太宗的心目中，重要的历史人物主要有三个，秦始皇、汉武帝和东汉光武帝。他一直在努力，要与这些帝王比照。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现在天下无事，四夷咸伏，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共同的功劳。所以，我们应该有始有终，要我们的子子孙孙互相辅佐，永远持续下去，让后代读史书的人知道，我们的“鸿勋茂业粲然可观”，超过西周、西汉和汉光武帝和汉平帝的时期。

　　 我们看到，唐太宗心中有理想，就是以历史上评价最高的时期做样板，要努力超越。他的历史意识十分强烈，他是希望后代在读史的时候，有这样的评价。这个心理十分能够理解，一个人已经到了皇帝的这个位置，最有诱惑力的就是历史评价。

　　 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理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耶？

　　 唐太宗说这个话的时候，大约是贞观十二年。他自己的评价，是从个人和国家治理几个方面来看的。他自己认为，武功方面已经超越古代，文治方面也超越古代，在国际地位上也超越了古代。这不是唐太宗自吹自擂，他的话是中肯的。

　　 唐太宗治理天下，可以叫做求治心切。而向古代帝王学习，是他努力的一方向。也是贞观十二年，他跟魏徵有一段谈话，被记录下来：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读书见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辈数人，诚以为贤，然致理比于三、五之代，犹为不逮，何也？”魏徵对曰：“今四夷宾服，天下无事，诚旷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于尧、舜；及其安乐也，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踪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迈前古也。”太宗曰：“诚如卿言。”

　　 唐太宗明言自己向历史学习，但仍感觉不满足。他要争取成为历史上最好的君主。此外，唐太宗批评秦始皇、汉武帝的谈话更多：

　　 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亿兆乂安，自谓不减二主也。然念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谏，以相匡弼。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

　　 这就是历史意识。他认识到古之名主的优点和不足，然后对照自己，希望取其所长，避其不足。善于向历史学习，才能更好地创造未来。

　　 当然，在贞观时代，不仅皇帝李世民有如此清醒的历史意识，他的大臣们同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著名的魏徵，我们可以称他为没有帝师头衔的帝师。他是什么立场？叫做“耻君不如尧舜”。那也是一种历史意识的结晶，他希望自己的君主是最优秀的。

　　三、疾风知劲草 板荡识诚臣

　　 仅仅有思想当然不够。贞观君臣的历史意识，是他们审视自己的坐标，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看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机遇。因此唐太宗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最出色的皇帝之一，他本人也成为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的楷模。

　　 评价一位皇帝，需要看很多条件。就武功而言，很多时候要看历史是否给你这样的机会。所以，武功方面，与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机会。不是生逢乱世，再高的军事才能也没有用武之地，这就是历史条件和机遇。所以，我们应该更强调文治。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国家领导人更需要的是文治的功夫，毕竟战乱的时间属于少数。

　　 就唐太宗而言，文治方面，我以为两个方面最突出，其水准之高是空前绝后的：第一，以人为本；第二，克己纳谏。

　　 民为邦本，是先哲的观点，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中，真正高举这个旗帜，并努力付诸实践的要数贞观时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唐太宗多有阐发，他轻徭薄赋的政策，建立在治国必先养民的前提下。这个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叫民本主义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一种最重要、最闪光的思想。它虽然建立在君主制度的体制之上，但是在那个时代，已经算是最好的一种理论了。所谓好的理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制订政策、设置制度的时候，它能考虑到百姓的位置。它的考虑很重要，如果它不考虑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它能够以人为本，考虑人的性情考虑人的因素，在那个时候，就更有利于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加到国家建设上来。唐太宗的思想和实践，比较朱元璋删改《孟子》来，更是高下立判。朱元璋时期，因为太反感孟子，说，如果“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他坚持把孟子从孔庙中赶出去，后来大臣钱唐坚决为孟子争辩，最后达成妥协，孟子可以依旧呆在孔庙中，但是《孟子》一书必须修改，怎么修改呢？就是把那些朱元璋看着生气的句子删掉，成为《孟子节文》，一共删去八十五条。而凡删掉的部分，“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删去的都是哪些话呢？民贵君轻自然不用说了，还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等等，都是今天看来令人拍案、令人钦佩的文字。

　　 以人为本的思想，贯彻为方针政策，可以更多地动员社会资源。古代中国不是贵族政治，没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家族势力作为国家的统治基础。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是与官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官僚的来源由选官制度决定，如科举制度等。参加科举也有一些限制，但是它比贵族制度的限制要少得多。事实上古代中国的帝国，要比同时代的其他国度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参政的社会广度要远远高于贵族体制下的其他国度。这应该是中国古代总是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体制，与民为邦本的思想是有密切关系的。

　　 帝王纳谏，以唐太宗为最，是贞观时期理性行政的集中体现。理性运用权力，行使权力，贞观时代，典范可称。明代的皇帝，抗拒臣下的不同意见，使用“卖直”来攻击大臣，为国尽忠成了道德上的污点。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唐太宗说治国若治病。理解纳谏问题，重要的有两点：一是长孙皇后总结的，魏徵善于“以礼制主之情”；二是纳谏的制度化。需要说明的是，纳谏不是限制君权，而是支持君权，是使最高权力运行更加合理的一种保证。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对这一点都是清晰明白的。

　　 在唐太宗看来，做一个好皇帝，应该具备哪些要素呢？

　　 他曾向大臣们介绍他是怎么教太子的。太子吃饭，他就对太子说，你知道种地这件事吗？太子说，不知道。然后他就给太子讲，种地是怎么回事，春天一颗种，夏天怎么收拾，到秋天收上来多不容易，所以应该珍惜粮食，还要注意节约民力。农时很重要，你要是乱役使百姓的话，农时耽误了，你就没得可吃了。教他重视农时这个问题，尊重农业发展的规律。太子骑马，他就问，你知道马吗？太子说我不知道。他就说，这个马是能代你走路的，你要注意节约你的马力，你不能一下把它的力量用光了。使用老百姓也是这样的，要注意节约。这都是以民为本。然后唐太宗又说，坐船，你知道船吗？太子说，我不知道。他说，一般比喻民是水，皇帝是舟，水可以载舟，水也可以覆舟。你要想使船能够安稳地划下去，就要好好对待那个水，要不然水给你翻过来就麻烦大了。太子站在一颗歪脖子树下，太宗就问：你知道这个树吗？太子说，不知道。太宗就说，那我给你讲这个树是怎么回事吧。别看树是歪的，但是按照尺子量还是可以变直的，皇帝没有天生的，他一定是有错误的，所以要听大臣们正确的话，要听从他们的教导，改正自己。这样天下就有希望了，只能这样治理下去才好。唐太宗就这么教导太子。李世民还写过一本叫《帝范》的书，内容是怎么样做皇帝。我觉得核心就两条，就是跟太子这番讲话：一是以民为本，一是克己纳谏。就这点而言，唐太宗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的皇帝体系中，李世民绝对是独一的。后代的人崇敬他，崇拜他，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做不到啊。

　　 作为一位皇帝，他的主要对象，无非是对民，对下，对自己。以民为本，重视民心民意，重视民众利益，在古代，这已经是最佳表现了；对臣下，能够用其所长，听从他们的正确意见，让他们的付出有所回报；对自己，尤其不容易，就是克制欲望，以身后名声为重。

　　 贞观时代的唐太宗，交出了一份让历史满意的答卷。但是，正如李世民说的那样，贞观时代的成绩是大家共同的功劳，不是皇帝一个人的功劳。那么贞观大臣们是怎么做的呢？对此，我们在有关的地方，都讲到过，大臣守法，大臣进谏等。还有一点十分值得注意，那就是贞观大臣们很少敛财。有的大臣，位置重要，品阶很高，但是他们的家庭却一点都不富裕。

　　 中书令岑文本，已经是中书省的长官了，但是自己住的房子又小又湿，家里甚至连帷帐这样的东西都没有。有人劝他经营一点产业，产业就是家业。岑文本说，我没有什么功劳，仅仅因为写文章就担任了这么重要的官职，这已经让自己很担心了，哪里有心思搞什么产业。我们看到，岑文本想的不是自己的家产，而是自己是否对得起这个重要的职务。中书省的机密最多，因为任何重大的事情首先是中书省知道，皇帝的什么想法，也总是先通过中书省草拟诏敕。在当中书令之前，岑文本当中书侍郎多年。如果要经营产业，他早就有机会。但是，他为什么情愿保持这样的生活状况呢？因为他的心思不在这个上边，他一心考虑的是朝廷。

　　 户部尚书戴胄于贞观七年去世的时候，因为家里太穷，房屋又破又小，连祭祀场所都没有，没有办法设置。最后，太宗亲自下令为戴胄修庙。户部尚书是什么官，是当时国家财政最高级官员，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部长、银行行长、工商总局局长、国土资源部部长等中央一级长官之和。所有国家的预算、决算、税收、土地、人口等都在户部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谁会想到，掌管国家经济命脉的人，家里竟然如此贫困。

　　 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也是一个家贫的官员。人死之后，应该在正房设置吊唁场所，但是，温彦博家没有正寝，只好安排在旁室。太宗听说，感叹良久，命令有关部分给他造正寝，并指示多给丧葬费。温彦博不是一般的大臣，他是皇帝小时候的朋友，是朝廷上有名的美男子。对于自己的家政，根本不关心，但是对于国家事情，则知无不言，他担任宰相以后，杜绝宾客，一心为国。宰相没有机会置办家业吗？当然不是。

　　 这些都是当朝大臣，对于家中财产的态度很清楚。那么地方大臣呢？可以举李大亮为例。贞观十八年，五十八岁的李大亮去世。他职务是左卫大将军、太子右卫率和工部尚书，等于是国家的最高级将军，东宫的最重要将军和国家建设部部长。此前，还担任过剑南道巡省大使和凉州都督，那都是比现在的省长还大的地方官。可是，他死的时候，家里没有朱玉可以为口含，只有米五石，布三十端（五丈为一端）。

　　 不管是中央的大臣，还是地方的大臣，他们都绝对有机会为自己谋取私利，至少可以多置家业。但是，他们竟然如此清贫。然而，在他们的清贫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时代精神，看到一种精神财富。这种财富，在一千年以后，也能让我们感动。
也许人们会说，作为大臣，这样贫穷，朝廷应该有所愧疚。其实，也不是朝廷对不起这些大臣。以李大亮为例，他立有军功，朝廷赏赐很多很多，但是他都不据为己有，而是把这些散发给了亲戚和下属。他抚养的孤儿，如同父子的有十五人，其他的更多。有一次唐高祖赏给李大亮奴婢一百人，被他同时放良。

　　 在这些事迹面前，我们只能承认是精神的力量。兢兢业业，殚精竭虑，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像李大亮这样的人，合法的收入都情愿放弃，他们怎么可能去搞腐败呢？

　　 李大亮还在做土门县令的时候，当地发生旱灾，民众没有力量救荒，李大亮把自己骑的马卖了，把钱分给贫弱百姓。李大亮是军人，军人的战马是战场上的双腿，是生死与共的朋友。但是，面对灾民，他别无长物，只好卖马，毕竟灾民比战马更重要。据说，当年就感动了上苍，当年就取得了丰收。

　　 这样的人和事，任何时代，都会动人心魂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太宗给萧瑀的诗，不正是贞观群臣的整体写照吗？

　　四、煌煌太宗业 树立甚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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