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我开始以签约的自由摄影师身份在洛杉矶工作，几乎是看到什么拍什么。《生活》杂志社有时也会聘请一些尚无名气的摄影师来拍摄一些大摄影家们不屑一顾的小题材。我正处于饥渴状态，所以干得很起劲。6个月之后我创了自由摄影师业绩的记录，于是愉快地接受了到中国讲行采访的派遣。虽然并非毫无顾忌。一想到自己可能在这个重大题材的任务中失败，我就寝食难安。在与《生活》杂志洛杉矶分部的头头杰克·比尔伍德会面时，我真有点战战兢兢、惶惑不安。但他对我说：“如果《生活》杂志社认为你不能胜任此项使命，他们也不会选择你。”尽管如此，在我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个声音在发出自嘲：“OK，能干的家伙，你认为自己的确能干好它吗？”

　　直到我在上海安顿下来之后我才弄清楚，我的新闻报道范围不仅包括诸如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溃退之类的中国内战的热点新闻，还包括五六个东南亚国家的起义和暴动。我将与《生活》杂志上海局的负责人、记者罗伊·罗恩共同完成所有这些任务。给予我们鼓舞和动力的，是我们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总在期待一定能报道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新闻故事、一条能引起轰动的好新闻；一定能借此在竞争中打败该地区的所有其他媒体。甚至，我们也许还可以得到更美好的结局——击败《生活》杂志的其他记者，占据更多的版面。正是由于我们俩的完美追求和不懈努力，罗恩和我才能做到在任何一个我们去采访的东南亚国家，都在新闻领域里占据着令人垂涎欲滴的领先地位。

　　50年前的中国真是个不好采访的地方，尤其当你是个不懂汉语的外国人时。电话很不好使，好不容易拨通之后，你却往往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我们与所有人的沟通都必须通过翻译来进行，而他们有时会自作主张地随意更改问者的问题和答者的回答。无论他们曾受过多么良好的教育，处于多么真诚的善意，这些翻译对于什么是新闻，以及美国人会有何种反应，是毫无概念，一窍不通的。他们也根本不懂处理突发新闻的紧迫性。但不管怎么说，这种种困难、时刻都会面临的各种危险，以及与妻子和我第一个儿子的分离，统统都让位给用采访到的纪实材料编制成各种新闻时，所获得的振奋及愉悦。

　　日子漫长而难熬，我们从日出干到午夜。交通也很困难，我们只能依赖美国空军战争公积金项目提供的运输机飞行。驾驶它们的则是些“老油条”，他们开起飞机来随心所欲，经常出现一些把人吓得毛骨悚然的险情。有一个家伙吹牛说，他醉的时候开飞机比清醒的时候开得好。所以，他经常在飞行前喝得醉醺醺的。运输机其实就是空中货车，我们只能坐在一袋袋面粉、邮包或者装着上千余30毫米口径机关枪子弹带的木箱上。尽管如此，我们在旅途中付出的种种艰辛还是很值得的。在1948和1919这两年，伯恩斯和罗恩小组在《生活》杂志上一直保持着版面占有率的最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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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中有大部分照片并不属于指定要我拍摄的范围，它们也从未获得刊登的机会。《生活》杂志的编辑们将它们弃之不用，也从不说明原因。而在我来说，我自己的目的只不过是客观地记录下一个饱尝战争之苦的民族，记录他们极度艰难的日常生活。从1900年义和团起义到1947年的国内战争，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已被战争煎熬了将近半个世纪。然而这些记录日常生活的照片却被认为毫无新闻价值。对于它们的不获出版，我懊恼万分。但我很清楚，处在洛克菲勒中心的人们与处在上海的我，二者的观点是不可能一致的。这毕竟是他们的杂志，不是我的。我只管拍我的照片，而他们则只管作他们的选择。

　　在我和罗伊·罗恩所作的现场采访中，有过关于一群悲惨而顽强的穷人在上海沿河的码头区偷抢棉花的事件。这是一群从郊区逃到上海找工作的、一贫如洗、从没受过教育的难民。我亲眼看到这群人，男女老少大约40多个，突然冲上一艘大货船。那上面装载着价值2000万美元的棉花，这是联合国为了让农村的穷人能穿上衣服而捐赠给中国的救援物资。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到船上，扯开包装袋，疯狂地哄抢一簇簇的原棉，然后拿去与棉花贩子换铜板。实际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救援物资能运到内地。我们所拍摄到的是一个板着脸的警察逮住了一个农妇，并对另一个年轻女子进行搜身的过程。诸如此类的照片当然没有反映什么政治事件，只不过记载了一些日常生活的景象而已，杂志社是不会刊登的。

　　一个摄影记者，当他在抓拍照片时，是无法奢望能够表达自己的同情心的。但是，许许多多类似的悲惨画面都深深地烙刻在我心中，令我永志难忘！有一次在我拍摄一个慈善机构到医院和大街上去收集儿童尸体的情境时，我的心头充满了悲哀。还有一次，我拍摄了一场街头行刑的过程。它使我不仅感到愤怒、厌恶，而且还极端恶心。最后，三个被处决的人倒在肮脏的土路上，围观的人群也作鸟兽散。这时，罗恩和我才找到一间小酒吧，每人要了两杯双料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大口大口地牛饮起来。但这反倒使我的胃感到更加难受。

　　还有些时候我是处于恐惧状态的。有一次的经历更令人揪心，说起来都会叫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1949年5月17日凌晨2点39分，那是美军撤退的最后时刻，我登上了上海龙华军用机场里那七架美国货机中的一架。当时，如果共产党军队的机枪手射中领航机，或者直接射到机场跑道的话，毫无疑问我们全都会葬身火海。万幸的是，“红军”尚未带着武器及时赶到。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飞机终于安全起飞了，但这真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离开中国的方式。

　　在一场战争中，通常你只能在敌对的双方中报道一方，但在那段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坦率地说，我只是深深地同情中国的老百姓。在当时我尚未意识到，有朝一日我这些有关中国内战的照片会成为对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真实记载。

　　许多照片从未被披露过，我希望它们能向今天的读者们静静地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