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公司召开的一次董事会议上，我提出了以下的建议：由于有几个历史事件的纪念日即将来临，就其中1911年里将有农奴制废除和农民解放的50周年，1912年里将有卫国战争100年纪念以及其他纪念，我提请董事会出版一些特装图书来庆祝这些历史周年纪念日。

　　董事会接受了我的建议，决定尽可能邀请所有俄国大学里的学者来参加编纂这些不朽的文献。出版的书，不论是在篇幅方面还是在装帧方面，都应当完全无愧于是“特装”的。

　　董事会认为，出这些纪念版图书是为了庆祝俄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所以决定不惜一切的工本，不顾巨大的开销，务必要出版一些完全配得上纪念那些重要事件的书。此外，董事会还建议委派我进行一切筹备，务必要把俄国学术界巨大的力量都吸引来参加这些书的出版工作。

　　我接受了大家这样看得起我的邀请以后，就非常奋发地着手这项工作。我必须把我们祖国中一切优秀的、出色的、著名的人士都吸收来，要使将来出的书也能成为俄国学术界和俄国出版业中不朽的文献。

　　但是，谁能把所有的学者都集合起来呢？应当把这一项编辑多卷集的艰巨工作交托给谁呢？

　　我以为，与其是把它交托给几个人，还不如把它委托给一个组织。

　　《伟大的改革》，这部纪念农民解放的文集，是由俄国技术学会教研组历史委员会负责编辑的。一共有60多位教授、副教授、作家和教育家参加了这项出版工作。书里夹有画像和插图，都是用彩色铜版印在活页上的。全书共6卷（计105印张），售价是24卢布。

　　老实说，我对一般俄国图书的命运，难得像对这部为农民出的纪念版图书的命运那样关心，经过我手里出版的书不下千百种，但是没有一种出版时曾经使我这样激动。我把这些图书看作是自己写的一样，仿佛我就是它们的作者，仿佛我曾经为了每一本书在创作过程中历尽艰辛。很可能，这是由于我出身农民，心灵中留下了那不可磨灭的痛苦和奴役的印象，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希望，经过了这50年，俄国的学者能够更仔细地观察一下俄国农村中的情形，然后总结一下：50年来，我们为农民做出了一些什么，奴役的遗毒是不是已经在俄国人的生活中消除殆尽了。按照我自己的看法，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知道它们并没有被消除殆尽。我的儿子没有资格进波里凡诺夫中学，因为他是农民出身。在展览会上，有一些奖是轮不到我的，因为我过去是农民。农民不能领金质奖章，只能领铜质奖章！

　　一个人口最多的阶级，肩负着国家全部沉重的担子，被诗人称为是我们的“播种者”和“保护人”，甚至在解放后又过了50年，仍然不能获得充分的公民权利。

　　每一个农民都能体验到这种阶层病，因为他无论离开他那应服的劳役和小块的耕地多么远，走到哪里也摆脱不掉不平等的待遇，贵族出身和农民出身的人永远被分别地对待。

　　因此，我要竭尽一切的力量来编一部不朽的文献。我把出版这部书看作是农民绥青的切身的事情，并且认为我的身份使我有义务把这件事情做好。

　　对出版那7卷纪念卫国战争和俄国社会的书，我也怀着同样的热情。

　　然而，这里也可以看出我那农民出身的影响。我想：我国的军队是由各阶层的人组成的，他们都光荣地捍卫着祖国，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每次战争结束后，当俄国的军威传遍了全世界，俄国的沙皇统治了全欧洲的时候，俄国哪一个阶层的人是不会享受到权利的呢？什么人是在论功行赏中被遗忘的呢？庄稼人被遗忘了，士兵被遗忘了。

　　所有其他阶层的人都受到了沙皇的眷顾，只有农民一无所获。把祖国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人，自己并没有被人家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在自由的俄国，只有他们仍旧是奴隶，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又过了半世纪，他们仍旧像牲畜般被人贩卖。这是一件闻所未闻的、忘恩负义的待遇，我希望：将来，哪怕是再过100年，后代的人终于会来到俄国士兵（奴隶士兵）的墓上致敬，永远纪念着他们。

　　纪念版图书都被读者踊跃地购光了，较高的售价一点儿也没有影响它们的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