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对出版商，就跟面包对人的肚子一样重要。在古老的俄国，图书是一件稀有的珍贵物品，而图书市场上用的纸也全部是进口的。即使是到了上一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里，当纸的需求已经增长到空前未有的程度时，俄国的造纸业并没有跟出版业齐步前进，一直是落在它后面的。我们仍旧由国外输人纸张，我国造纸厂出产的纸根本比不上国外的产品。

　　更奇怪的是：俄国造纸业虽然是这样落后，但天然条件却充分地具备大规模发展这项事业的一切优点。极好的森林，浮运木材的深水大河，水力强大的急流，低廉的人工——这一切都说明了造纸业在俄国是应当发达的，俄国是可以把它出产的纸大量倾销到国外市场上去的。

　　然而，由于俄国资本家怀着因循的心理，并且对“新鲜”事物抱有一种原始的恐怖，结果是我们都守着自己的森林、急流和大河，就像狗坐在于草堆上一样，同时，在纸张方面，虽然照说是我们应当能够供应整个的欧洲，但实际上我们却仰仗于小小的芬兰。

　　我们还常常缺纸，闹严重的纸荒，结果是纸的问题成了俄国出版商最担心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他们经常烦恼的事情。

　　后来我也亲自体验到这一类烦恼的事，因为当时我们的出版业开始发展了，我们的公司每天已经需要用7000普特的纸了（3000普特用在莫斯科方面，4000普特用在彼得堡方面）。

　　我们怎样才能满足这种对纸张日益增加的需要呢？怎样才能不再依赖外国产品呢？

　　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既然没有真正的大造纸厂，那么就得由我们来建立一个。或者，至少是在现有的纸厂里找出一家合适的，把它的产量扩大到需要的程度。

　　然而，当时俄国只有几家实力很弱、还是在农奴时代用强迫劳动办法开办的小厂，以及一些后来的厂主们创办的企业。但它们都是产量很小、规模不大的，与其说是像欧洲各国所说的“工厂”，还不如说是小企业主的手工业作坊。所有的这些厂，合起来甚至还不能够供应我们一个公司所需要的纸，因为当时每天出产2000普特纸的俄国纸厂已经被认为是大工厂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考虑到怎样在俄国首创一个新型的大纸厂，于是我就投入了这项工作。俄国的森林和急流非常多，而所有的急流又都是没有被占用的，因为在老早以前，沙皇政府不准许急流被利用在工业方面，甚至没有规定一个价钱来利用这种“白色的煤”。这样，就大约有七处没有被占用的急流可以供我使用，于是我选择了凯米河上凯米城附近一个最合适的急流，有2万马力，离海不远。就在这个地区里展开了一望无际的公家的森林，它们是完全可以让我们去开发利用的。

　　我第一步委托了一位管理水道的官员（一位观测急流的专家），去详细研究上述的急流。官员每月领1000卢布津贴，在那地方工作了两年，把这件事办得非常好。他研究了全部的水利资源，勘测和绘画了所有的水流情况，工厂建筑和设备方面的筹备工作可以说是都完成了。我们此外只要去找一个投资合伙人，就可以进行施工了。于是我带了测绘和施工的图去柏林，请史邓尼斯先生考虑我的计划。他觉得租让的办法非常好。我们所希望的一切，这里都已具备：水力强大的急流，采用不尽的森林，可以浮运木材的河流，离开海口不远的位置，还有现成的市场。

　　史邓尼斯先生对这一件事极感兴趣。初步估计下来，纸在当地的成本是80戈比1普特，而在市场上的售价则是3卢布回普特。企业家只要投资900万卢布的本钱，工厂就可以每年获得300万卢布的纯利。

　　然而，这样一件大有可为的事业，这样一件具有充分理由可以实现、具有一切机会可以成功的事业，结果竟然没有能够实现，我们只制定了一套计划，进行了一些筹备工作。看起来，我是命里注定了不会当厂主的，在我从事出版业的整个一生中，我始终只是一个消费者，没有做过生产者。

　　我们的公司是一家芬兰造纸厂的大主顾。这家厂的设备令人赞美不已，而它的管理人也都是富有精力和精通业务的，后来他们不但做了我们的纸张供应者，并且成为我们的真挚友人。我常常到厂里去看他们，而他们总是高兴和乐意地让我看他们的精美产品。我就是受到了这个厂的鼓舞，才考虑到要自己造纸的。说也奇怪，不但这个芬兰造纸厂的位置跟我给俄国造纸厂在凯米河上所选的位置极其相似，连那急流也是活脱一样。

　　那时候，我每天要向芬兰人买5000普特的纸，再勉勉强强在俄国各造纸厂里凑2000普特的纸。这些纸是这样分配的：每天给《俄国言论报》2000普特，给莫斯科出版的图书和杂志2000普特，给彼得堡出版的《田地》杂志1500普特。其余的1500普特纸则用来出版其他的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