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巴赫金所起到的作用绝非仅仅是“断裂式”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程度对当事者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否则，他们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断裂的存在。这似乎是历史的吊诡，但却是历史的事实）是一种“延续式”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接受者在接受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时。有意进行了一种理论的嫁接，努力将之纳入当时主流的阐释框架，突出其“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从而，在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阐释和运用中，出现了多种异质性话语之间的纠缠。“复调”在此也获得了它的“复调性”。这种“延续式接受”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其一，努力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到整个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历史链条中加以理解。从夏仲翼开始，中国的接受者就对巴赫金所概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的三个特点特别关注，多方引用。夏仲翼直接引用了巴赫金的原话并未对此进行任何说明；钱中文在引用了同样的话之后，一反巴赫金对第三点的强调，而把论述的重心转到了前两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关系的探讨成为新的热门话题。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同时被作为陀思妥耶大斯基继承现实主义、超越现实主义、具有现代精神而被广泛征引，这也不能不归于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极强的兼容性。继承论者如夏仲翼，认为“这不是主观的文学，这是现实主义的文学”；超越论者如刘文孝，认为“他的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寻找人’，把握人的灵魂、人的精神世界，不妨称之为精神世界的现实主义，以别于那些重心在物质世界的现实主义”，是一种象征性的现实主义。在西方的现代派思想被中国接受之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主义、现代性关系的探讨进而取代了超越论。现代论者在随后的陀氏研究中逐渐占据显著的地位。如王圣思的《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代性》，在此复调小说又被作为陀氏与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传统独白小说不同的具有现代性的小说类型来看待了。

　　其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被放到整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史中加以观照，强调他的继承的一面，而对其具有颠覆性的“发展”的一面，则多有争议。比如说，他们接受了巴赫金所提出来的陀氏作品中的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但拒绝承认主人公与作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接受了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艺术特征的技术分析，但不满意巴赫金将之仅仅限定在“诗学”即形式范围之内；他们接受了巴赫金关于“对话”的理论，但不同意巴赫金将这种对话局限于文本之内的分析，更要求“作者与时代与读者的对话”。这种争议正是接受者在将巴赫金置于陀氏研究史中，多种声音并存、异质性话语间展开对话时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早期对巴赫金理论的接受中，存在着一处明显的误读。这种误读是从钱中文开始的。钱中文在《“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中写道：“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中，苏联老一辈的研究家如什克洛夫斯基、格罗斯曼、吉尔波金等人，已经提出了‘复调’、‘多声部’现象，并有所阐发。巴赫金可以说总其大成，并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复调小说’理论。”何茂正亦在文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现象，并不是巴赫金首次发现的，苏联老一辈研究家什克洛夫斯基、格罗斯曼、吉尔波金等人也曾提到过这种现象，并作过闸说。巴赫金的贡献在于总其大成，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两处论述几乎完全一样，何文明显参考了钱文。但钱文的这种判断是否就正确呢？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写就，60年代修订再版，再版中，对20世纪“多声部”现象的忽视或者说将之“独白化”，钱中文以及后来的接受者一度以为巴赫金所引述的陀氏研究都在巴赫金提出复调小说之前。中国的接受者并不缺乏俄苏文学的背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一时的疏忽。

　　第三，巴赫金关于“作者与主人公关系”的思想被整合进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使之成为“作者的倾向性”的另一表述。如夏仲翼认为的“作家描述它而尽量不显露出自己的好恶”、何茂正所认为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表面上作者是完全隐去了……只不过他总是把自己思想的各个侧面巧妙地装进主人公的口中，不直接说出来罢了。……作者的思想、观点和立场是通过人物之口，在巧妙的流露、说明、评价中表现出来的”，并认为“巴赫金后来修改自己的著作时，走到了极端，把主人公的‘自由和独立性’绝对化起来，无限夸大了主人公的主体性”。很显然，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在此几乎成了“作家的倾向性越隐蔽越好”的同义语。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被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这种有意的误读，虽然对更好地理解巴赫金益处不大，但作为中国恢复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精神、重建中国的现实主义诗学的努力的需要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从接受的角度来讲，这种“延续性接受”的确是一种误读、一种变形。正如“一切阅读都是一种误读”一样。一切接受都意味着一种变形。在此不是变下变形、误不误读的问题，而是在承认变形、误读的前提下，分析变形的原因、研究误读的意义。巴赫金作为陀思妥耶夫斯里研究专家是中国接受巴赫会的第一站，由于现实主义期待视野的强大惯性力量的支配。中国的早期接受者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延续性接受”的方式，但是，这种“延续性”必然会受到巴赫金独创性思想的挑战的，必然会因之而促使传统的阐释框架进行修正，甚至改变。早期的接受者尚没有这方面的自觉，因此，在他们的话语中，“异质性话语的纠缠”无时不在，并不时流露出“转变的痛苦”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