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印象

  记得是在一九二九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我为了《槟榔月刊》的编辑工作,致时常在上海四马路北新书局后面的一条短弄里的现代书局编辑所进出。在那条短短的不满百码的短弄里,时常总不免会碰到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汉子,头戴一顶陈旧的阔边毡帽,那顶毡帽低低地几乎压近眉棱上,他的面目虽然还相当清秀,两只眼睛却炯炯有光,老对着向他迎面而来的人,放着警戒性的光芒。他的两手,分插在大学的两只袋里。那件大学跟他的帽子一样陈旧,不但陈旧,而且似乎有些地方还发着油光的样子,显然是有些地方的绒毛早已脱剥落了。但是他那副神气,却带着浓重的绅士气派。因为彼此互相照面的次数多了,有时,不知不觉地,自自然然地无意识地点点头,打了招呼。老实说,我几次想向编辑所里的人探问一下,却老是为了一些琐屑的事,而往往把疑问忘得一干二净了。那时现代书局编辑所里的人,彼此能有碰面的机会的实在不多,而最常看到的,便是后来到北平调查业务死在那里的老板洪雪帆先生和经理卢芳先生,画封面的画家郑人民兄,有时也偶然会碰见了郁达夫和满脸都是胡须根的杨部人。有一次,我又照例送稿到现代书局编辑所,正要告辞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常碰面而不相识的人,居然进到编辑所的二楼来了。

  他一进来,对什么人也不打招呼,似乎是对于所内的任何一个人都很熟悉似的,东站站西站站,有时凝然地听着人家在谈话。从那神气看来,似乎是看到我这个陌生人,便装着不说话的 神气。我仿佛觉得他的锐利的眼光不时在打量我,仿佛要想了解我到底是什么人,大概因为我当时的衣着相当的整齐和讲究,完全不像那些不修边幅的文艺青年的缘故。那天他始终没有跟我搭讪,他匆匆地从一张堆满了校样的桌子上寻出了一束校样,看了看,便塞进大学的袋子里,昂然地离开了编辑所。

  他走了以后,我私下里向正在画着封面画的人民兄打听他是谁。人民兄却一壁画画,一壁放低了声音告诉我,他是《新流》月刊的编者。他还告诉我说,这人脾气古怪,不大爱理会别人,常常来了话也不说一句,拿了《新流》的一部分校样便寂然地走了。有时他碰到老板,才会跟老板搭讪几句,否则他可坐上老半天,默然地不说一句话的。

  他说完了,还问我要不要跟他认识,他愿意给我介绍。当时我支吾地没有表示。其实,哑子吃汤圆,自己肚子里有数。原来这位《新流》月刊的编辑就是蒋光慈。当他脱离了创造社和钱杏邨等几个文艺青年组织太阳社,在北四路创办太阳书店的时候,刊行了《太阳月刊》,猛力地提倡大众文学,语丝社的朋友就曾和蒋光慈这一伙人,开了不小的玩笑。记得当时还是钱杏邨开的衅,他那时也不过是十八九岁的青年,写了一篇批评,题目是“死去的阿Q时代”,把鲁迅攻击得体无完肤。语丝社的一批朋友,那时正跟创造社开火,后来才转到太阳社这一批作家的身上。尤其是那时又碰巧蒋光慈改了名字,由蒋光赤改成了蒋光慈,《语丝》上的大大小小的文章,也就毫不容情地,对这位畏首畏尾的作家施予猛烈的反击。那时我还未见过蒋光慈,但对于喝“上海咖啡”而提倡大众文学的创造社诸公,对于描写无知无识的人,而满口都是大学教授的文绉绉语气的小说,实在看不入眼,于是也就在《语丝》上参加了笔战。因此,郑人仄兄的答允介绍,我始终支吾地没有什么表示,也就是这个缘故。

  我对于蒋光慈的小说的注意,说起来,还是一九。六年春刚在广州读了他在《创造月刊》上发表的那篇力作《鸭绿江上》才开。始注意起来的。接着先后便搜读了他的《少年飘泊者》、《纪念碑》、《野祭》等书。到后来,读到《菊芬》,便大失所望了,从此也就不再购读他的小说。等到他后来发表的那些《最后的微笑》、《丽莎的哀怨》,简直有鼓不起兴趣阅读的感觉。等到我和他见面的时候,也就已经完全失去了一个读者对作家应有的那份仰慕和尊敬的心情。虽然那时他出版的小说竟致一年内重版了六七次,而我却连看一看的兴趣都没有。

  后来,我听到人仄兄说,他上日本去了,他和吴似鸿结婚了。于是再也不会在那条短弄里见到他,上不会在现代书局的编辑所楼上碰到他了。

  有一次,当我到现代书局编辑所去交涉一部稿子的出版的时候,光慈出于大家意料之外地飘然地来了。这次他那张瘦长的脸上,那只大鼻子的鼻梁上,戴上了一副细边的近视眼镜,我才知道他原来是近视的,而出外却老是将眼镜收藏起来。

  这天他似乎很高兴,说的话也很多。他把挟带了的一部稿子放在桌上,封面写着那矫健的钢笔字:“异邦与故国”。他说他上日本去,才产生了这一部日记。洪雪帆还为我们介绍认识了。

  “我们从前是时常碰面的,”他用着那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坦然地说,“只是不相识罢了。”

  “我早就久仰了,我读过你的鹏绿江上》、《少年飘泊者》,印象都很好。只是后来读到你的《菊芬》和《丽莎的哀怨》,却把我的好印象粉碎了。”

  “你喜欢读普希金么?”他说。

  “他的《甲必丹之女》我读过的,”我说,“他的几篇短篇小说也读过的。”

  “普希金,生前人家对他不了解。”他慨叹地说,“他死后,读者才了解他呢。我想我的命运也是跟普希金一样的!”

  他的口气倒不小,我心里这么想,他不自负为莎士比亚,或者巴尔扎克、左拉,总算是客气的吧?

  “我从前跟你开过玩笑的哩。”我说。

  “在什么地方?”他焦急地说。

  “《语丝》上的那位辛木就是我。”我坦然地告诉他。“说起来,真是抱歉!”

  “我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呢。”他勉强地笑着说,“老实说,你的文章虽然抓到我的痒处,但是还不过瘾。”

  从他的那种不逊的口气,实在使我觉得有点那个。虽说那天还谈了不少闲话,但我对他那种空想的不切实的大众生活的描写,实在不敢恭维。虽则那时他刚在北新书局出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正是一纸风行的时候,我却没有细读。因此当他问我有没有读到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也不逊地说:“对不起!我还没有读这部书的心情。”

  从那次以后,我和他也就不再会面了。这期间他编辑杂志,出版了不少的译著,但都吸引不了我的注意。后来,直到我看到《大风》杂志上吴似鸿写的一篇文章,才知道蒋光慈已于一九三一年五月进上海同仁医院治肠结核,六月三十日逝世了,享年才三十岁。

  据吴似鸿的文章有这么一段描写:“光慈的为人,和他的思想完全相反,是很守旧的。他的理想中的女性,是一个具有良妻贤母的资格、能料理家务、终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闺房里伴他著书的女性。这,我却办不到,因此在他的晚年,每有和我意见相左的地方。”从这一段简单的描写,也不难想像蒋光慈的为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