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像小商人

  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出现了一个多产小说作家,《良友》、《新月》、《春潮》、《小说月报》等杂志都先后发表了他不少的作品,这个著名多产天才作家就是沈从文。那时他在吴淞中国公学当讲师,后来又兼了暨大学院的几点钟功课,讲授“中国小说史”。他虽然发表了不少的小说,陆续出版了好几种小说集,但是,说来惭愧,我却没有注意到这个作家的作品,常常忽视了他的小说。记得那年夏天,学校放了暑假,我假期无事,天天躲在图书馆里,饥不择食地滥读名家小说。有一次,我在暨大门前一家书店买到沈从文的短篇小说集《老实人》,一个同学见了对我说:“这个人的小说你怎好买来读,他的小说句子和语法都很不易读,你不相信,且读读看,看你读不读得下去?”为了好奇,我索性把他所有的集子都全买了来,甚至连刊载着他的作品杂志,都一一寻到买下了,预备一口气把它有系统地读完。因为我当时听了那位同学的批评,觉得毫无道理,一个编辑可能疏忽地登载了一篇文句不易读的小说,难道所有刊载他的作品的杂志编辑都一样疏忽么?可见这自然是那位同学的偏见了。可是当我第一次读了他在《小说月报》发表的那篇《菜园》之后,我觉得我是喜欢这位作家的,对于自己以前的忽视他的作品,感到了很大的懊悔;于是一篇一篇地读下去,愈读愈爱,愈爱愈不忍释手。非但我自己在狂读着,还介绍同学读,觉得不读这种小说,真有点辜负作者!这一个暑假,我就消磨在阅读小说上,尤其是大部分时间花在阅读沈从文的小说上。

  秋季开学以后,我选读的课程也全选定了,后来才听得同学说,沈从文到我们的学校来当讲师。他上课的课室,刚巧就在我住的寝室前面那一间只容计多个同学的小教室。我住的那座宿舍,分上下两层,一共有四十二间房子;楼下一排是二十一间房子,楼上一排也是二十一间房子。每排房子的前座则全是教室,楼上是五间大教室,一间小教室,楼下前座也是一样,只是宿舍和教室中间隔了一条很宽阔的长廊。每间房子可供四名学生住宿。我住的那个房子很小,原来是二个服侍我们茶水和打扫的茶房住的,后来茶房因为在工作上感到不方便,便搬到楼下的一个小房子去。我却和一个同学住那间四十二号的小房子。我的房子对面,就是那一座小教室,供中国文学系的学生上课。那些同学多数穿蓝布长衫上课,看起来简直像一群酸气很重的秀才,跟西装笔挺的或校服烫得发亮的西洋文学系同学,倒成了很强烈的 对照。甚至连那些教授也是那样的装束。譬如那个有名的同家龙沐勋、陆侃如、陈柱尊等都是在那个小教室进进出出的。

  那时西洋文学系主任是叶公超,他当时叫叶崇智,“公超”是写文章用的笔名,现在晓得“叶崇智”这个名字的人恐怕不多了。因此新月社的许多作家都在暨大当教授,如梁实秋、罗隆基、潘光旦、卫聚贤、梁遇春和沈从文等都是。在文学教授和讲师当中,我相信沈从文和已故的梁遇春最年轻,大概那时还未到而立之年。我当时很懊悔没有选读沈从文的“中国小说史”,但是因为近水楼台的缘故,在没有功课的时候,我便经常跑到对面的小教室去旁听他的功课。

  沈从文的“中国小说史”,每周只有两节。我当时之所以要去旁听,老实说,无非是为了读了他的小说,想瞻仰其人的言论风采罢了。谁知一听,竟认真地听下去了。他的讲义编写得又非常精细,足与鲁迅后来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媲美。听了半年的课,讲义居然积成了足足一大厚册。这本讲义,可惜已毁于日军南侵的炮火中了。

  这位农村作家现在还在我的记忆中保留着的印象,便是他的样子是那么朴实,不肥不瘦的中等身材老是穿一件阴丹布长袍,或深蓝哗叽长衫,西装裤,黑皮鞋,提着一个大布包袱,匆匆地显得很忙碌,看起来倒有点像收账的小商人,或是出堂的理发师。他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两只大眼透露着深远的智慧和恰然自得的光芒。当他和你说话时,白白的面孔上,不时地泛出安详的微笑。那时他大约是二十八九岁的样子。据他说,他在二十岁以前,曾投身军旅,当过司书和屠宰税的收税员。二十岁时才开始写作,他的文章最初是在北京的《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上发表的,虽然稿酬不丰,但他却发生了很浓厚的兴趣。他说:“这种新的希望使我有了生气。”

  据他的妹妹沈岳萌的《沈从文——我的二哥》文中说:“我们姊妹一共有九个,我是最小的,二哥是第四。因为把姊妹除外,单算哥哥,二哥在第二。我们皆生长湖南边境,一个约有三千人家的小城里。那是一个野蛮的地方,山是高山,水是深水,草木都会螫人。一到了夜里,狼就从城墙缺口处爬进来吃小猪,各处都可以遇到蜈蚣和蛇。地方是雍正时去开辟的,名凤凰府,别名缜篁城,到民国以后,现在名凤凰县。因地方为前清屯戍之处,经营制度,所有居民,除少数绅士与江西卖布人以外,其他每户皆有子弟人兵籍。”

  沈从文的文章轻易不用“的”字。诚如萧乾所说,这个“的”字照文法家说,是应该放在形容字下面,但文法是给守法不甚严谨的人预备的那阶段我们皆须经过,这个“的”字往往成为欧化文中句的致命伤,在流畅的行文中简直像一粒粒搅在米饭里的沙粒,破坏了文章的流畅。他的文字之所以会那么有光彩富血肉, 就是爬在那个上面。他的风格,行文那么奇突,那么诡谲,用语又是那么高雅,那么典丽。简练处,表现了谨严;精密处,显示出繁 丰。像橄榄那样耐人咀嚼,耐人寻味。
他曾与胡也频丁、玲在上海创办“红黑出版部”,出版了几科小书,创刊了《红黑月刊》,可惜出不到三期,结果还是关了门。他的作品结集计有《鸭子》、《十四夜间》、《蜜柑》、《老实人》、《入伍后》、《不死日记》、《雨后》、《神巫之爱》、《一个天才的通信》、《石子船》、《旅店及其他》、《主妇集》、《阿黑小史》、《从文甲集》、《从文子集》、《记胡也频》、《呆官日记》、《沈从文习作选》、《边城》、《八骏图》、《黑风集》、《记丁玲》、《春灯》、《湘西》、《湘行散记》、《月下小景》、《从文自传》、《长河》、《阿金》、《昆明冬景》、《黑夜》、《新与旧》,以及和萧乾合著的《废邮存底》等八十多种。七七事变以前,他担任北京大学教授,还替天津《大公报》编辑《文艺》副刊,因为他当时提出了文坛上的京派和海派问题,惹起了一场热烈的笔战,轰动一时。抗战后,他自武汉辗转而至昆明,由昆明而至重庆,致力于抗战建国的文化工作。复员后,他重返北平,就又开始著作生活,但是作品写得很少。这时期他只写了《主妇》、《虹桥》、《左江熊公馆》、《忆北平》《忆昆明》、《论现代诗》、《从现实学习》等篇。这些作品都未曾结集出版。他的作品充满了自由思想,尤其是他那篇脸炙人口的《从现实学习》,后来所引起的是非,也是那么脸炙人口!他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据他自己说无非是试疏理个人游离于杨墨以外种种,写了一个小文章,用作对于一切陌生访问和通讯寄托的责备与希望回答。不过他这篇文章对于一个志在文艺的年青读者,多少有点研益,那是应毋庸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