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占斌是我招收博士生以来第一个外籍考生。2006年第一次见面时，我内心不是没有犹豫： 一个厦门大学统计学专业本科生，此后成为加拿大著名左翼教授门下的社会学硕士，现在又是一个在外企工作多年的企业家，他在我这里能学到什么？然而，他入学以后做第一次seminar主题报告，拿着投影仪向大家汇报家乡、家谱以及那个华北小村的完整村史，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这个从加拿大回来的“海归”，是在胶东半岛的马家村挖掘了一口深井，他是抱着家乡土地下挖掘出的富矿，来与我们分享的——所有那些电子资料如果还原为纸质原材，可堆满眼前的会议桌，足有三麻袋之多！
此后的七年，自然成为我们分享那些史料的七年，也是他不断提炼那些原矿石的七年。我所记得的seminar有关马家村问题的主题，由他来做报告的就有四次以上。每一次讨论之前，他都是驱车千里回家乡，在那里沉潜数旬乃至数月，挖掘出新的矿藏，兴冲冲带回上海与我们分享。今日能与读者见面的这部著作，得益于他的双重幸运： 马家村是今日华北平原上所剩无几的那一类乡村——百年村史有文字记载，历经战乱，居然没有中断，此其一；其二，他自己的家族恰好是那个村庄里的望族，家史即村史，从前清、民国的村、保长，到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会计，也没有中断。有一次我们讨论乡村社会的税赋，他是拿着从叔父手里取回的20世纪50至60年代马家村收支账目参与讨论的。他将那些已经发黄的粗陋纸片在会议桌上一一排开，所有参加讨论的同学面对这些原生态史料，大开眼界，不得不再次称奇。
与马占斌相处的七年，也成为我教学相长，收益较多的七年。20世纪70年代，我曾在华北农村插队落户两年多，深知主流意识形态官方话语与民间生活的关系，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一经历让我从直觉上判断马占斌的田野调查极具价值，值得开掘。但真正帮助我对华北农村百年变迁形成系统了解，却是在指导他撰写这篇论文的七年间。有意思的是，此前他曾师从马尔库塞嫡传弟子、加拿大Herbert Gamberg 教授，马占斌在他指导下完成的硕士论文，也是以马家村为田野调查基地的，该论文名为Social Problems and Crime in Rural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al Period and Reform Period (《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及犯罪： 改革前后的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改革使得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泛滥，犯罪增加。但他自己感觉不对劲，下决心回国再读博士，写出目前这样的成果。同一个学生，以同一个村落为田野基地，为什么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一篇学术论文的好题目。令人欣慰的是，马占斌在上海大学就读期间，曾邀请Gamberg 教授夫妇来这里访问，我与Gamberg教授在学术领域内各有立场，但我们坦诚相见，各自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也积极支持马占斌的这一选题方向。事实证明，分歧并不可怕，只要治学认真，待人坦诚，学者之间完全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建立很好的私人友谊。
我还想说的是，即便有上述两层幸运，马占斌本人的努力并未因此松懈，甚至付出数倍于常人的辛苦。博士生们做论文，通常都苦于第一手史料难以寻觅，马占斌的辛苦在于他挖掘的田野史料实在太多，横看成岭侧成峰，以至于多次推倒重写。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商议大纲，为寻找更为准确的切入角度，不止一次从头再来。起初曾提炼了一位马姓士绅参加20世纪的共产革命，不幸成为革命之献祭的一生遭遇，波澜起伏，大起大落，几乎可以写成一部学术版《白鹿原》，比小说更为真实，但嫌过于“微观”，毅然放弃。此后调整为统计马家村从清末至改革开放的税收变化，以此勾勒百年乡村的社会冲突，其实就是一部官民博弈史，同样精彩，但又嫌过于“宏观”，还是放弃；最后才调整为目前这一“形而中”角度——从马家村近百年292个媳妇的来源，探索乡村社会如何以婚姻圈的盈缩收放，来消化吸收外来政治的嵌入式冲击。
我们得出的初步结论分为两层： 乡村社会有其内生结构，面对外来政治冲击与嵌入，自有其有效应对——如有机体一般收放盈缩，竟能将横暴而入的政治侵入消化于无形；这一内生结构如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天敌”，并不是人们习惯想象的外来政治，而是无声无息的市场内卷——正是民国时期的商品经济大潮，以及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卷土重来，曾经并正在将乡村社会消失于无形。
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马占斌付出了更多心血，也收获了不同凡响的双倍成果。乡村社会如何在市场经济下解体，他出版了史料专集《村逝——胶东马家村史料及解读（明初至2012年）》；而乡村社会如何收放盈缩，有效化解外部嵌入的横暴，则正是这本奉献给读者朋友的著作的正文——《内宗外姻： 从胶东马家村姻亲网络看清末以来乡村社会的嬗变》。前者为史学，后者为社会学，两者可谓姊妹篇，互为佐证。
如果真有所谓“历史与逻辑的一致”，马占斌七年心血凝结而成的这一双重成果，或许能提供一份小小的例证？七年间，作为指导教师的体会也在此。三十五年前我初入学界，即为追寻这一境界而来，无论是马克思这一名言，还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两者不仅相通，而且也可以并应该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田野交接处得到检验。
朱学勤
2014年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