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事
六十年代中因为偶然的机缘认识了林以亮，应该就是在爱荷华第一年结束的暑假。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三十年间维持着极好，温馨的友谊，虽然只见过少数几次面。我们写了许多信，绕着读书，创作，和翻译之类几样事情谈论着，商量着，偶尔月旦或存或殁的人物，此外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题，但他又时常提到自己怎样就生病住院，甚至开刀服药而终于无碍痊愈了，适可而止，笔锋一转又回到读书，创作，和翻译。
我记得他最初是接受聂华苓的推荐，邀我参与翻译一本书。这本书后来在香港出版了，就是《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译者有林以亮，张爱玲，于梨华，和我。翻译篇数最多的是张爱玲，计有关于小说家的文章三篇和原主编者的序文一篇，其次于梨华和林以亮各一篇，我两篇。张爱玲译的序文，原撰稿者威廉•范•俄康纳是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文笔精锐，剑及履及。记得首页翻开就有一则关系著作者相对于小说主题的论述，被她这样毫无保留地转化呈现了出来：小说家“不应当预先知道他的题材的意义。他必须等待故事开展，逐渐发现他的主题。如果这本书写完以后，主题极清晰地出现，那么作者大概是隐匿了一些证据，写出来的是一套教训或是宣传品”。林以亮指定我译的两篇，一篇关于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另一篇则为拿撒奈•韦斯特（Nathanael West, 1903—1940）；前者原文执笔人也是俄康纳。那暑假我住在柏克莱，每天规规矩矩坐在楼上窗前，设法把严谨的学术论文译成中文，既没有经验，也没有什么参考书。林以亮为早年燕京大学西语系出身，内战末期到香港，主要就是从事西书的翻译和电影编剧，到我们通信的阶段，已经是朋辈中有名的“翻译先生”（Mr. Translation）了。所谓朋辈，就是他有一次忽然在信中对我提到的，“同我差不多年龄的友好，如姚克，张爱玲，乔志高，蔡思果”等四人，都为衣食忙，他说，致未能专心文学，接下去就感慨地讲了些觉得“苍凉”的话。那当然也是长久以前的事，远在我能完全领略其中的感慨之前。此后数十年，他曾经屡次提到些时不我与，深怕理想的工作未能完成等自我警惕的话，都使我矍然心惊，但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原来他的身体情况一直不好，长期带病养生，遂有许多恐惧不安，因此更倾向在信中多谈他写作和编译的计划。在我这方面，林以亮对翻译一事的热衷竟有意无意为我点出了一条值得试探的路，一片学术与创作的新领域，充满了信念，远景。
回想起来，在为林以亮译福克纳和韦斯特两文之前，我可以说从未曾真正尝试过翻译。有则在大学时代私密的练习，而我记得的却是一件颇具野心的计划，和济慈最纯净，透亮，而不减丝毫繁美的神话与诗有关。就是在东海毕业前一年吧，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就动手开始翻译起济慈的长诗《恩迪密昂》。这首诗原文分四卷，全长超过四千行，以英雄双行体为基调，在严谨中赋予浪漫叙事的气息，所以也颇具有一种无韵体的声色，在英诗中亦属源远流长：
美的事务是永恒的欢愉：
其可爱日增，不消逝于
虚幻无影；反而就长久为我们
维持一座静谧的凉亭，为睡梦
……
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 ever:
Its loveliness increases; it will never
Pass into nothingness; but still will keep
A bower quiet for us, and a sleep.
…
我确定至少翻了一千余行才停，手稿还在箧中，包括第一卷全部和第二卷的前七十九行，就在那关口戛然中断，原因不难想象，只是当时已惘然。最后那几行约莫如此：
当微风奏出一支甜蜜的圣歌
去取悦德俄菲的时候，就有雪白轻快的
节奏溶进无声的静寂。他的两脚急促
依然在这轻翼的引路人下飞跑……
济慈二十二岁动笔写此诗，不及一年脱稿，出版时书前印了一自序短文，恳切希望读者谅解其中“可能暴露的生疏，不成熟，和错误”，果然，济慈为了这首少年心血烙印的“诗之传奇”，很快就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我自己也挑了这样一首艰深而不祥的长诗来译，在那青涩的年代。中断的四句如彼，甚至原稿所保存的第一卷开始四句亦复如此：
美的事务是永恒的欢愉，
它的可爱日增，永不消逝；
恒久为我们保有一个
无声宁静的园亭，又像那……
那一年暑假顺利译毕福韦二文，回到爱荷华，冬天开始选译卡缪的札记，取其文学与哲学以及一些关于社会文化的思维，逐日就英译本转译，自以为兴味盎然，例如：
革命，光荣，死亡，爱情。比起我内在那些沉重又真实的东西，这些名词有什么意义？“而那是什么？”“这泪水浩荡的重量，”他说：“便是我所了解的，我所体会的死亡的滋味。”
例外：德国人发明了自鸣钟。这种东西是时间之流的可怕象征物。那宏亮的鸣声在西欧无数大城小镇日以继夜地响着，而且那也许最有力地表现道：“以历史意识面对世界乃是有利于创造的。”
同时，就在那冰雪严封的冬天，我开始以一种责无旁贷的态度埋头翻译西班牙诗人罗尔卡的吉普赛谣曲。所以说翻译的事，真正有个开端的话，痕迹确实在林以亮派给我的那暑期工里，后来才紧跟着做了少许一些零星的事，但还是有限。当时林以亮并不是把我分内的材料指定就罢。我交稿后，他显然很认真地审阅了一遍，提出疑点，以讨论的口气建议我是否修改，怎样修改等等翻译者经常遭遇的问题。他的耐性和细心常使我觉得很感动，写信的时候我就维持着最严谨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如此，称呼他“以亮先生”。一九七三年他和高克毅合办《译丛》半年刊于香港中文大学，那几年我专致于二十世纪初叶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不久就针对周作人和希腊文学的关系在深入阅读着相关的书。林以亮知道我肯把古典希腊和现代汉文学的题目这样连结起来，非常高兴。有一天我收到一大包书，打开一看，才知道是他特别为我从朋友处借出，迢迢自香港航邮寄来的《希腊的神与英雄》，《希腊女诗人萨波》，和他自己收藏的《伊索寓言》，皆周作人五十年代初期所译希腊文学的珍本，竟原书渡海，还附一信云：“书我既已借来，可暂时存兄处，不必影印，俟论文写竟后再寄还不迟。”不久写竟的论文就发表在《译丛》。林以亮那一次提及他同时代的友好共四人，其中高克毅，张爱玲，和蔡思果我前后都见过。但我知道和他年纪相当在海外的友好，至少还有陈世骧和夏志清，没提到是因为后两位都在大学教文学，研究文学，不在他感慨须分心“为稻粱谋”的范围之内。林以亮想起他自己和那四位朋友，颇觉苍凉，似乎夸张，但那可能就是最正确，最保守的两个字。林以亮生前谈到二十世纪的新诗人，必举吴兴华，认为是那一辈中翘楚，其他人都比不上。他考证吴的生卒年代是1921—1966，属“文革”最早被整死的知识分子之列。吴死后，林以亮将他的遗作四处发表，一部分就寄夏济安，登在早期台北的《文学杂志》上；《文学杂志》也刊过一篇《论里尔克的诗》，作者署名邝文德，及若干直接译自德文的里尔克诗选，都是他提供的，而邝文德正是他为吴兴华取的另一笔名。早在抗战时期吴就已经以本名为中德学会译过一册《里尔克诗选》。又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林以亮夫人名邝文美。
张爱玲于六十年代晚期到柏克莱任职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为研究员。研究中心也是大学一部分，其中有一特别单元称为“当代语言计划”，主持人一直是陈世骧，早期独当一面的研究员即夏济安。我初到柏克莱那年暑假，陈先生要我以助理的身份整理夏遗下的卡片箱，就坐在那间老研究室里东翻西翻，其实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过目了许多新中国稀奇古怪的宣传口号和批判语汇之类，一直到秋天开学，就不做了。中心后来正式聘庄信正为计划研究员，越二年庄辞职去洛杉矶就南加大教职，陈先生不声不响请来了一位女士继任这件工作，就是张爱玲。我第一次见到张爱玲的时候，其实从来还不曾读过她的小说，但我读过夏志清的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大半，其中辟有专章研究她，何况我们曾在林以亮的主持下，合译了一本《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
所以就赶快去找她的小说来看。现在想想，那时张爱玲大概也才四十多岁，但几乎所有她到今天还有人读的小说都已经写好了。张穿着很朴素，总是那样安静端庄地坐在那里，不和人家抢话讲，只专心听着，点头，好像没有太多表情，虽然偶尔脸上也露出同意，欣然的笑容。张爱玲记得我为那本美国书翻译的福克纳和韦斯特，很惊讶我原来还是一个刚起步的研究生。有人问她关于《倾城之恋》的事，她支吾不愿意谈；又问七巧，也同样无心深入的样子。那之前，我们来自台湾的同学都读过一本不知道怎么从日本流到北美的打字印刷，非正式出版的《今生今世》。有人于是不怀好意地想试探这个题目，但她把头转到一边，面无表情。我不知道她在中心的工作是否即夏济安一路下来的延续，但那一两年“文革”方炽，我们关心中国现状的人课后常到中心的图书馆看报；我去时通常是下午暮霭迟迟的时候，屡次遇见张爱玲刚进中心大门，互相礼貌地招呼，随即看她安静地穿过长廊，走进她的研究室。照中心惯例，研究员一年须提出一篇具有分量的论文；但那一年度未完，陈先生就去世了，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她的论文怎样。据说那一天晚上陈先生的追思会中，张爱玲其实也是在座的，但我没有注意到；又据说会未终了，她就起身在檐下独立，逡巡，而终于悄悄地走了。
而就在这样一种暗淡，逐渐微弱的光影里，我们的六十年代就几乎无声息地隐入势必的记忆，忽然的和累积的，未竟的音讯，情节，故事，无法重组的美好和不美好，都将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偶然浮现，提醒我们蓄意编织的梦，破碎的梦，消灭虚无的梦，归根究柢终于是真实的，曾经都将在此后局促的岁月里，转化那具象的真实为更高层次的神情体验，在文字的驱遣，复沓，重叠，和离析等等这些大动作里，这些艺术结构的诉求里，找到我们的思维借以诠释的端倪，发现生死归宿何其渺茫：爱若是蜉蝣短暂，恨何尝不是？爱和恨的时代，风云和烟雨的时代，残忍，同情，我们的六十年代，革命和禅修，抗议和出卖，无数影像犹栩栩在记忆里有机地滋生，欲望和仇恨，映向空白的期向，红杉巨木的针叶在窗外摇摆，窥探，古典文本在灯下，猕猴桃在冰箱里，香烟在床头，家国在失眠的晨星一再重复的水瓶，金牛，和处女座，稀薄的音讯里未竟的音讯，失踪，监禁，死亡。何其失望，何其悲伤，何其庄严而浪漫。
七十年代中，有一年端午节我去香港，住在薄扶林道朋友家，才发觉这其中有一种无可抗拒的异国情调，广大深沉的港湾，更远更远异样的水平线，和我从窗口俯视的住民，安静的和熙攘嘈切的人车，使我精神为之摇动。我第一次和林以亮见面时，感到人群中他如何表现出一种对我特别接纳的神色，深怕别人不知道我们通了许多信，在一般的文学修养范围内几乎无事不谈。同时我也感觉到他其实是一个骄傲的人，至少对某些人说来，甚至是不可亲近的。他问我的写作和研究计划，家庭情况等等，又突然问我练过字没有，于是就谈碑帖源流异同，非常深入，许多都是我不见得理解的。后来回到台北，我就接到林以亮寄来的一包书法碑帖，原来他是觉得我的钢笔字显然欠缺了什么规矩之类，必须加以约束，就为我进城去挑选了这些书法范本，要我定下心来拿毛笔勤练习之。我很感动，但练字实非始料之所及，所以又延宕良久，有一天随意在书堆里拿出一本《道因法师碑》跟着写起来，一匝月即止，未再写过。
我听说林以亮和早期香港的电影事业很有关系，曾担任过几个大公司的制片和编剧，而他和张爱玲的交情大半际会于此。六十年代张曾为电懋写剧本，其风格即受林以亮早出的喜剧《南北和》的影响，而且她笔下的粤语对白一向须由林以亮修改才定稿。然而相识那么多年，我并不曾看过他在信里谈及电影这个题目。但我也记得当初他为我译韦斯特一文改稿时，进进出出特别精细准确的是关于韦斯特在好莱坞编剧之始末。他八十年代好像都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校长特别助理；我可以想象他依然故我，爱才不吝施舍，绝无保留，甚至到了护短的程度，但又不愿意含糊以敷衍平庸，也就是说，原来那一份知识之傲气总是不少的，所以我在香港遇见的人当中，对他不以为然或谈起来就咬牙切齿的，似乎比对他倾心致敬的人更多。一九九一年夏天，我到香港参与科技大学创校，那时林以亮已自中大退休，平时在家看书养病，或提供咨询资料给《译丛》编辑同人。秋凉时，经过多次要求，他终于答应让我前去拜访。记得他家在一个叫“嘉多理山嘉多理道”的陂陀多树的社区，甚为幽静。林以亮坐在起居客厅的大椅子上，侃侃而谈，或起立走到书架前取物示我，精神相当不错。告辞出来，回头扬手作别的时候，才感到他那清癯的病容，以及更明显触动我内心的，他多么舍不得我们这样匆匆来去，依依的表情，在南国晚起的秋风里。
林以亮去世时，我已离开香港若干年，而在这之前，因为健康和际遇的关系，他的信也写得少了，来往香港的朋友都不清楚他的情况。等到证实他已溘然长逝，大概就是一九九七年暑假之后了。林以亮身体一向不是最好，长期都在就医服药，甚至屡经外科手术，坚忍养护，还做了许多有功于文化的事。对个人而言，他期许激励于我的正是文学的创作和学术研究，授受之间何等慷慨，大方，且不遗余力，以及我偶尔奋起从事的翻译工作，其实正是他给予我的启发，所以说翻译是我的“香港因缘”的开始。虽然，我还是不免遗憾，当初选译叶慈诗得以成书出版已经是一九九七年了，但早先工作开始的时候我还住在清水湾，竟未能就近让他看到一些稿本；至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想必是他最感兴味的题材，无论就他的家学或人生体验而言都是，但也来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