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抵制古书拍卖到参加拍卖，再到给拍卖会写书评，我已经跟中国的古书拍卖相伴至今。大方曾言：“买书一乐，有新获也；卖书一乐，得钱可以济急也；卖书不售一乐，书仍归我所有也。”我特别赞赏他这种达观的态度，然而我自己的古书参拍史却并不都是“乐”。老子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他老人家的意思是，一切都是相对的，因此有得书的快乐，也同样有失书的苦痛。二十多年来，我所藏古书虽不敢云富，但也得到了一些珍本秘籍，同样有许多得到梦寐以求之书后的大快乐，但细想之下，似乎没有几本书能让自己忆起当年得到时的快乐细节；恰恰相反的是，刻骨铭心、念兹在兹的往事，都是那些没有得到的痛心事。西谚云：幸福的故事基本相似，不幸的事则各有各的不幸。失书的不幸也是同理，我不是个看得开的智者，不能达观到“曾经我眼即我有”的高境界，既然不是达人，那就继续安心做俗人，继续痛并快乐地在患得患失之间藏着自己的古书。
古书进入拍场，在西方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它舶来中国，时至今日还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然而这短短的二十年，却彻底打破了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书籍流通格局，它给爱书人带来了太多的便利，使买家与卖家间不对称的信息得以对接，省却了爱书人访书的劳顿之苦。但古籍拍卖也有一些明显的弊端，其一就是让爱书人失去了捡漏的乐趣，因为拍卖场是“大力者得之”的公开场合，在拍场上捡漏的可能性极其微小，再加上爱书人越来越多，而好的善本越来越少，这种“狼多肉少”的局面，使一场拍卖会中那几部少有的亮点，早已被慧眼识英的方家盯得紧紧的，想捡漏那是难上加难。然在古书走入拍场之前，有眼力兼有财力的爱书人，可以在旧书店和私人手中买到物超所值的善本罕书。
古书走入拍场的第二个弊端，就是让爱书人失去了意外所得的乐趣，不可能再有“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书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外惊喜，也同样失去了“冷摊负手对残书”的悠闲与宁静。虽然如此，古籍拍场却并不以爱书人的意愿有无为转移，它像块巨大的吸金石，把流散于民间的善本珍籍汇聚到拍卖行，然后呈现在公私藏家面前，任由这些爱书人挑肥拣瘦、左右采之。而我正是因为有了古籍拍卖会，才让自己的收藏从封闭状态中走出来，得以扩充眼界。
1949年之后，中国实行了公有制，私藏的古书大多汇入了公共图书馆。一直到近些年，海外回流的整份善本，仍然是以国家优先购买的方式归入公馆。近些年来，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无论是公家还是私人藏家，都从海外买回了许多流失的文物，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古籍。从这个侧面来说，古籍拍卖会的举办，也为古书的回流作出了贡献。大量的古书汇入了公共图书馆，丰富了公馆的馆藏，也提高了公馆在国际图书馆界的地位，但是因为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公共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并不能轻易地看到，除了重大的展览，一般想调看善本原件，还没有那么方便。然而古籍版本鉴定重在经眼，看得越多越广，对古书的认识就越深。古代文物界讲究观风望气，虽然这种方法缺乏科学性，但在实践中确有其道理所在，然而现实是除了大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或学界的相关专家，大多数古籍版本的爱好者并不能广而博地翻看古书原件。但自从有了古籍拍卖会，这种情形大为改观，因为拍卖会的预展有两到三天的公开展期，任何人都可随意翻看拍品，这种做法虽然不是一种公益，其原因本是拍卖公司为了让买家充分认识拍品的价值而作出的必要安排，同时也是让买家对自己的竞买行为负责—我已经给了你充分的时间，让你查看拍品，这件拍品的真伪与瑕疵，你已经看得一清二楚，等你拍得了这件拍品，不要再找任何借口退货和索赔。然而事实上，古籍拍卖会的预展却成了爱书人亲触古书的最好机会，无论你想不想买，或者是否有能力买，都可以在预展期间随意翻看这些古书。这种展览要比公共图书馆举办的古书展真切许多，因为图书馆展出的书只可远观而不可触碰，看展有如隔靴搔痒，远没有在古书预展现场亲手把玩的亲切感，因此，古书拍卖会的预展恰是爱书人提高眼力、交流信息的绝佳之地。
对我来说，两三天的预展难以仔细发现那些古书里的妙处，以我的愚钝，要想跟那么多聪明人在拍场比眼力，必须笨鸟先飞地勤看勤查，才能让自己粗浅的善本观有所提高。每次我都尽可能地在拍前两三个月，就开始细查每件拍品的资料，只有这样，才可能多看几遍拍品，也才能对拍品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中国是人情社会，假如没有关系，想随意到拍卖公司文物库房去随便翻看，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单靠混个脸熟，也没那么容易得逞，但毕竟天不绝我。刘德华等人曾唱过一首歌，名叫“笨小孩”，我很喜欢这首歌，不仅是这首歌的旋律，更因为它的歌词，其落脚语是“老天爱笨小孩”。于是，按照样板戏的说法，我这个“笨小孩”打入敌人内部，分别荣任了中国嘉德等几家拍卖公司的顾问，顾问虽然是虚衔，却可以随便出入拍卖公司，我去库房看书自然也就便利了许多。
与拓晓堂先生的相识，是我死心塌地地跟着拍卖公司买古书的开始。拓兄是在我的古书收藏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几个人物之一，他特殊的经历与非凡的才华有机地结合，使他成为中国古籍拍卖界的领军人物。拓先生进入拍卖界并开创中国古籍拍卖专场的传奇故事，更像一篇小说而非现实，其中的细节、过程，读者大可通过阅读本书，来进行完整的了解。
1994年11月8日，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举办了中国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古籍善本拍卖专场，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书流通的新时代，它使得原以古籍书店和私人买卖为主体的古书流通方式彻底改观，并使得这两种传统的书籍交易方式迅速式微。自此之后，二十年间国内计有五十多家拍卖公司举办过古书专场拍卖会，这应该说都是嘉德公司的带头作用。这二十年来，嘉德公司始终是中国古书拍卖行业的执牛耳者，自嘉德公司开办古籍专场直至今日，拓晓堂先生始终是嘉德公司古籍拍卖部门的掌门人，他的敬业与执着令我深为敬佩。
今年恰逢嘉德公司举办艺术品拍卖会二十周年，也同样是中国古籍拍卖史二十周年，我觉得有必要出一本书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然而，我毕竟不是古籍拍卖公司的从业者，于是，我找到拓晓堂先生，跟他讲出了我的想法，没想到他很是赞赏，愿意跟我共同完成此书。我和拓先生商议了几次，最终定下来写作的方式是对谈。其实所谓的对谈不过是我提起话题，引诱他说出那些以往的秘密，而我自己在这本书中起到的作用很小，可以称之为“诱供人”。而买家与卖家自古至今就是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冤家，我作为买家，很有窥私癖地想知道卖家极力掩饰的故事，因此，访谈前列访谈提纲时，颇费思量。二十年来的交往，一个买方，一个卖方，其中的恩恩怨怨，岂是用几次访谈就能说得清的，几经思量，我提问题的着眼点尽量保持着克制性的公正，尽量向拓先生问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我对他说，我问到的问题可能涉及太多的卖家隐私，而你跟卖家很熟悉，知道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凡是认为不能说的，就可以不回答。拓先生说，美国的绝密文件还有失效的时候，更何况这些事情随着时过境迁，已经没有了保密的必要，也不会对卖方造成什么影响，当然可以说出来，让大家了解真相。他的这个说法让我很是高兴，同时，也预示着这项工作能够顺利地进展下去。
于是我立即展开先期工作，把嘉德公司的古籍图录仔细地翻看一遍，找出其中想知道的故事，再去翻看自己多年来的藏书日志，去寻找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一条条地列成提纲，然后发给拓先生，与之探讨。这个访谈进行了多次，其中有四次都是一整天录音，谈得人口干舌燥。拓先生的口才极佳，他谈问题的方式是发散性的，他能由一个问题一路展延下去，十分钟后早已同我问的问题相去十万八千里，我很无奈，不断地试图用话题把他拽回来。我承认，他扯得越远的问题其实越有趣味性，也正是我和其他爱书人更喜欢听的。但我的心中始终背负着要出这本书的内在心思，不可以将一本书分散出无数个主题，或者把这本书变成了真正的发散式百美图。每次录音之后，我都请同事把它打成文字，这个过程中我颇为痛苦的是，拓先生谈话不顾听众的感觉，他只顾高兴地一直说下去，把录音的同事也当成了能听懂他所说一切的业内人士。真正整理录音时，我只好不断地告知同事所提及的书名、地名、人名，尽管这样，在之后的几次校稿中，仍然有大量的遗漏。
文稿粗整完毕，我曾发给拓先生，请其过目与补充，并且请他提供一些在文章中提到的人物与事件的配图。为了能够体现话题的集中，文章所提到的重点书，我都找到了相关的配图，而其他的非重点所谈者，则付诸阙如。最后这本书呈现出来的时候，并不是按照我原来所列的提纲排序的，因为拓先生经历的故事太多，所讲来的故事也非常密集，前后穿插，最终我把它分类编排，归为七章。这么做的好处，是能够让读者集中地看到同一类话题，但也有弊端，可能在前后文的衔接上不太顺畅，这点请读者谅解。在录音整理为文字的过程中，为了能够显示现场感，太过口语化的语句略有润色，有些对当事人的评价可能会对对方造成不愉快之处，我也进行了必要的修订和替换，这些众所周知的理由和借口，盼读者能够理解。
这项工作所费的气力远比我事先设想的要大得多，好在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书稿中没有涉及，因为我所问的这些话题多是自己所关心的事情，而非这二十年来在古籍拍卖业内所发生的热点。不了解古籍拍卖行业的读者读到这本书时，可能无法把握古籍拍卖的整体概貌，但毕竟这本书是想揭示出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以此为中国的当代藏书史提供一些原始而真实的史料，使今后有志于书写中国当代藏书史的专家们能够从这个访谈中找到一些线索，这就是我的愿望和期待。
韦力序于芷兰斋时二○一四年五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