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最后探戈
希腊：失去神祇与法力之后
我们的生活有太多的无奈，
我们无法改变，
也无力去改变，
更糟的是，
我们失去了改变的想法。
——柏拉图
希腊，金融海啸的重灾区。1999年我首次到访，是在科索沃战事过后。
“当我踏进另一方的边界，我的一生将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当年我在马其顿与科索沃接壤的边境采访时，一位前来战火之地寻亲的德籍阿尔巴尼亚裔人这样问。我有点愕然，这不正是希腊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Theodoros Angelopoulos，1937—2012）的“巴尔干半岛三部曲”某个情节吗？
点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尔干半岛，希腊的命运紧系于此。
发生在二十世纪初的多场巴尔干半岛战争，再加上两次大战，希腊从君主制走向共和，但保皇与左翼阵营一直斗得你死我活，保皇派重夺权力，君主复辟，未几发生政变，旋即陷入军人独裁统治。1940年意大利法西斯军队长驱直入希腊境内，希腊虽最终击退法西斯，却又遭德军占领（1941—1944）。占领结束后，希腊却又苦陷内战，军人独裁一再出现。
一路走来，伤痕累累。希腊终于在1974年再现共和。这个民主的发源地，重回民主体制。只可惜，民主徒具外衣。
“每一次在一团模糊的感觉中开始新的冒险，向无法言说的事物发动袭击，去寻找那已经失去的东西，一旦找到又重新失去，循环往复……结束，就是我的开始。”希腊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生前曾这样改写了艾略特的诗句。或许，这就是他那一代希腊人的写照，也是人生的写照。
想不到，我重访希腊的时候，正是她面对历史中另一次悲剧之际，国家债务缠身，濒临破产，千夫所指。在欧元集团的压力下，被迫紧缩财政、变卖国产，人民苦不堪言。
在希腊的迷雾里，我竟然与安哲罗普洛斯相遇，第一次，亦是最后一次。我仅以此书献给这位电影大师，是他启发我踏上巴尔干旅程，并学习以他的方式去凝视世界，直至灵魂最深处。
雅典娜在哪里？
从巴塞罗那飞到雅典只需两个半小时。到雅典已近黄昏，怎知碰上地铁工人大罢工，没有机场地铁，唯有改坐公交车。抵达市中心，才晚上六点多，竟是一片漆黑寂静，与我多年前来到这里的景况大相径庭。
我拖着行李步行去往旅馆，沿路经过不少露天餐厅，空空荡荡，昔日的热闹一去不返。希腊友人克里斯托（Christo）告诉我，以前餐厅一星期七天都挤满人，现在只有周末才见人头涌现，平日则水尽鹅飞。
克里斯托在2011年火热的夏天，曾参与宪法广场的占领行动，后演变成一场“直接民主”运动。他积极参与其中，只因不想坐以待毙。他有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民主在希腊开始，我不想它死在希腊。”
每次见到他，他都累得睁不开眼睛，因为他同时兼两份工。正值经济不景气，他已算幸运，虽然做一天算一天，但又有谁敢奢求？我和他走在市中心的柏迪士安街（Patission Street），这原是一条高档的大街，以前两旁店铺灯火通明，把整条大街装点得五光十色，如今一到晚上只有微弱灯光在暗地晃动，每两间店铺便有一间歇业。
但，萧条的市面原来有另一番风景。希腊有一半人口居住在雅典，这里是人文荟萃之地。事实上，雅典曾是古希腊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古希腊又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
我入住的小旅馆位于雅典市中心蒙纳斯提拉奇（Monastiraki）广场，仰头即可见卫城（Aceopolis），在一座小山顶的台地上，满是历史风霜。卫城是古希腊祀奉雅典守护神雅典娜的地方。追索雅典的神话故事，雅典娜和海神波塞冬两位神祇互相争夺雅典城的所有权。波塞冬在雅典人面前以三叉戟变出海水，雅典娜则变出一棵橄榄树，雅典人对橄榄树心生喜欢，同时也爱上雅典娜，把地方的所有权都归于她，而雅典娜也成为雅典之名的由来，并成为该地的守护神，她代表了智慧与和平、法治与公平，她把这些都传给了希腊人。
如今雅典娜好像早失去了法力，又或已远走他方。没有了守护神的雅典，何去何从？
在蒙纳斯提拉奇广场附近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小巷里有一家书店酒吧，叫Crime and Art Bar（罪恶与艺术酒吧），名字令人奇怪。原来这书店酒吧承包了希腊知名作家佩特罗斯•马卡里斯（Petros Markaris）的所有作品，由于作家擅长书写犯罪，酒吧也因而得名。没想到佩特罗斯也是安哲罗普洛斯的合作伙伴，他们共同编写和创作了多个电影剧本。2011年12月初，我受邀前往“罪恶与艺术酒吧”，准备参加佩特罗斯的新书发布会，一推门便见到星光熠熠，骚人墨客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里外的情景很不一样。就好像伍迪•艾伦（Woody Allen）那部电影《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这次则在雅典上演。
看来，希腊人受危机影响是一回事，但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仍然继续举行。我在雅典期间不停受邀出席音乐会、歌剧、读诗交流、文学研讨等等。希腊人的物质生活受到威胁，精神食粮却不能缺。
参加新书发布会的宾客当中竟还包括安哲罗普洛斯，我与他碰上那一刻，他那锐利深邃的眼神，攫住了我。大家共同跌进静默的空间，一如他的电影镜头。安氏擅用长镜头与空镜，在他所营造出的巨大沉默里，总隐藏着哲学般的天问。他专注讲希腊，却又能触及普世的现象，我不禁好奇，他会怎样看待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和紧缩政策，以及对世界的启示。
大导的英语不太灵光，他的第二语言是法语。幸好他太太菲比（Phoebe Economopoulou）的英语了得，我们就这样站着，一边喝酒一边聊天。透过菲比，我得以闯入一位当代电影大师的世界。
安哲罗普洛斯的遗作《另一片海》，正是要捕捉今日的希腊，在危机下的希腊，那些无日无之的示威、绝望的老百姓、非法移民的困境，人剥削人的丑陋行径等等。某一天，安哲罗普洛斯在取景过后，独自往窗角外凝望他的这个祖国，良久，泪水潸然滚下，哀叹说：“我们现在经历的，不仅是金融危机，这简直是全方位的灾难。”这个影像，深刻印在菲比的脑海里。
“我们先要走进过去，然后再返回现在，才会明白目前所面对的一切，其实是三种危机互相纠缠：经济、政治、社会，如三条木棒压在我们头上，似乎无路可退。”安氏插口说。
安氏形容希腊人正处于一个非常窒息的情况，他们上街抗议，却提不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对于安氏而言，我们不能整天高喊不，不，不，却又没有愿景，以至提不出具体的改革替代方案。他认为走上街头的希腊年轻人，当中有不少仍未弄清问题之所在，因此他们只得个“反”字，无法把反对的姿态转化为有意义的叛逆，针对现实需求，来推动社会革新。特别是年轻人对过去缺乏了解，那就无法批判现在，想象将来。
大家开始意识到希腊教育的问题，不仅不重视历史，反而系统地回避历史中的诸多重要事件。当我探访雅典大学，碰上一些社会科学的学生，也听过类似的诘问。他们说，希腊教育糟糕极了，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是偏颇的、片面的，他们无法有完整而独立的思考，缺乏深刻的提问。
这令我很惊讶，想到之前刚经过雅典大学的图书馆，四周屹立着巨大的古希腊圣哲雕像，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做沉思状。当中的苏格拉底，更被视为西方哲学之父，他对任何事都作出质疑，而他的大哉问对西方文明影响深远。为什么他的后代不再懂发问呢？！在希腊发展过程里，有什么因素引致断层？历史又为什么变得轻如鸿毛？执政者在怕什么？
希腊有太多的历史伤口，这些伤口与外来干预不无关系。例如1946—1949年共产党与保王党之间的残酷内战，这可算纳粹德国占领希腊的后遗症，也是英美介入的结果。希腊在东西方阵营对峙的时期，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英美唯恐希腊落入共产党手中，遂大力支援保王党，而保王党稳固权力后，在1952年推动希腊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从此希腊成为美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屏障，同时亦是冷战时期西方阵营的前沿。在西方一片“恐共”的强烈气氛中，希腊极右集团逐渐凝聚自己的势力。一直到1967年，大选在即，偏左的联合政府正要成立之际，右翼军人在美国协助下发动政变夺权，并开始了七年的独裁统治。
安哲罗普洛斯的父亲于德军占领期间，在雅典外围遭逮捕处决，其后安氏与母亲到处寻找父亲的尸首，对于当时只有九岁的安氏，实在难以承受；六十年代独裁统治正要开展之际，社会动荡。一天，安氏在军民对峙的街头上遭军警袭击，眼镜也被打碎。因此，他看到今日希腊军警对付示威群众时，无法按捺心中的感伤。国家机器要为充满欺诈的官商利益，去镇压反欺诈的受害老百姓，不是很讽刺吗？而他早在年轻时已对国家有很多问号，感到历史的重量在挤压着他。即使他前往巴黎研习，获得发展事业的机会，但最后还是回到希腊，一个他誓言不会离开的地方，他要在祖国土地上寻找答案。
“究竟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但回家却又重新出走，再回家，不断在追寻的旅途上。”
2011年10月，时任希腊总理的帕潘德里欧（George A. Papandreou）提出，为欧盟向希腊抛出的纾困方案举行公投，惹恼德法等欧盟巨头，并引起国际市场很大的震荡。但安氏表示支持公投，他认为希腊人到了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处理自己问题的时候了，并要为此负责。不然，希腊或许在一片惶恐纷乱之中再遭变相（经济）殖民，重复历史的诅咒。
时光微尘
今夜星光无语，我在安氏身旁重拾失落的历史碎片。踏着这些碎片，我又遇上最受欧洲尊重的希腊诗人蒂托斯•帕特里基奥斯（Titos Patrikios），他比安氏还大七岁。原来，除了蓝天白屋、Feta芝士和橄榄油，支撑着希腊这个国家精神的还有电影与诗，一如神庙的圆柱。在雅典接受笔者访问时，蒂托斯就好像从安氏的电影中走了出来，其一生所书写的，正是在安氏的长镜头下，那一页凄迷的希腊历史诗歌。他们分别在诗中怀抱着电影，在电影中怀抱着诗，并在作品里向世人呈现出辽阔的历史、时间与生命。
我折断你的身体像沿着关节一节一节
折断一根甘蔗
我从裂口处畅饮汁液
而你的喷涌总是更加无声
用你簌簌响的叶簇覆盖我
用你沾着海的夜晚气息的新鲜
整个旅途你都陪伴着我
从粗野的动物到人性的生命
—《旅行》
蒂托斯于1959年完成此诗时，希腊正处于社会内战后分崩离析的状态，大量希腊人迁徙海外。而他也因其左翼政见受到打压，被迫流亡到巴黎。
在一个下午，我没有预约便跑到蒂托斯•帕特里基奥斯住所叩他家门。之前我们曾在友人介绍下相互认识，而他对我这位不速之客也没多大惊讶，毕竟在他生命里，曾出现过多少不速之客？！我们一谈便先后谈了两个下午，就在这个纷扰的雅典城。他的家离国会不远，我们还隐约听到反对削减财政赤字的示威声音。
近年，希腊的经济危机同样困扰着希腊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苦苦思量，像欧债和当今出现的危机，在这个时代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正如蒂托斯所说，归根到底，最大的问题乃是人本价值的失落。是的，这是一个有关价值失落的问题。人们失去了心中的价值，追逐自私自利，从政客到市场投机者。蒂托斯对此不无感怀，特别当他追忆过去那个讲求理想而又悲怆的时代，大家休戚与共，相信转变一定会降临，只要用自己双手去推动，便可创造新的未来。就这样，他们赤手空拳，挨过多少个严寒的冬天。
我们梦想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脑海闪过一个美好情景，我们自以为顶着天空，伟大的目标可以与天比高。后来发现历史把我们抛向边沿，成为边沿的故事。
—《时光微尘》（The Dust of Time）
或许有挫折，失败了，至少曾为梦想奋斗过。蒂托斯一边说，一边打开他的旧相簿，我就好像踏进了安氏的《时光微尘》，历史的灰烬从相簿一泻而下，回忆与往事一如电影交相重叠。蒂托斯的父母亲抱着儿子向我挥手，原来他们是知名的舞台剧演员，孩提时候的蒂托斯已经陪同爸妈周游列国演出，这让他学会多国语言，对人世间也多了一份敏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的生活亦跟着突变，随后德军占领希腊，跟着先后发生内战与独裁统治，家人逐步失去演出的舞台。这不期然使我想起安哲罗普洛斯的《流浪艺人》，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最后电影尾段出现一位诗人在朗诵诗作，他无法摆脱内战阴影而发疯了。
幸好蒂托斯没有发疯，他还向我娓娓道来一个惊险的故事。在德国占领希腊时期，年少的蒂托斯加入了左翼抵抗占领运动。一天，他在某街角等候战友时，被德军同谋者截查，他们怀疑他的共党身份，而他则佯装等候小情人。敌人表示如果他所等候的人十五分钟内不出现，又或被证实为反动分子，他们便会就地把他枪毙。结果女战友在十三钟后抵达，远看情况，心知不妙，故自觉扮作情人，向他走来，给了他深情一吻，他们就这样打发了敌人。
内战结束不久他被关进“集中营”，当时右翼政府指控他是希腊共产党的同情者，要他认罪，他受尽酷刑也不招供，成为狱中唯一一个死不肯招供的政治犯。不过，他最后又一次在死神身边经过，顽强生存下来。当中我似乎看到安氏电影的情节。
在集中营的三年岁月里（1950—1953），蒂托斯不停写诗，并在营中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人，他们被释放后还共同创办一份具政治色彩的文学杂志《艺术评论》（Arts Review），蒂托斯的不少诗作都在该杂志刊登。其后他分别出版了三本重要的诗集，以诗反映希腊1943—1973年三段重要的历史和希腊人的生存状态，从中也令人想起安氏电影“希腊近代史三部曲”，在那长镜头下，就让一切静止在安氏的《永恒的一天》（Eternity and A Day）吧！好给我们一个机会，分享着诗中的电影，电影中的诗。
在小屋里／我有一种疯狂的愿望——想看见一棵树／一个活物／对着发霉的墙／我的目光／在令人绝望的诀别中黯淡／一些被枪杀者的／名字／随着墙灰一起塌陷／仿佛在笑声和口琴中被重新扫倒／面具不知道街上发生的一切／我还没有理解这一点：自然从我开始／卫兵们从我这里什么也拿不走。
——《狂欢节之夜》
啊，又是那棵树！安哲罗普洛斯在《雾中风景》这部电影结束时，不也一样在雾中出现一棵树吗？！它代表了希望。然而，欢乐的气氛却又总笼罩着沉重的伤感。这是否代表了希腊人苦乐交杂的人生观，在喜乐逐渐爬上来之际，悲伤却早已在等候？正如安氏爱在电影中让穿婚纱的人哭泣、穿黑衣的人欢欣，而那些拉着乐器的流浪艺人，当彷徨痛苦之际，竟又能在一旁唱歌起舞。
蒂托斯在诗作《爱》里，一样悲喜交缠，幸福无法停留。“爱诞生于爱的体内／在它腹中逐渐膨胀……而一旦它为自己的获取满足／另一个爱又在它腹中诞生／逐渐膨胀／在它的空间蔓延／威胁要将它撕成碎片……但有时爱会停止／以对手的皮肉为食……犹如墓地上敌方领袖们的胸怀。”尽管如此，蒂托斯亦不忘常怀希望，因为他有诗照亮生命。但，什么是诗？“诗不断让你发现一些东西，因为现实比文学更丰富，因此好的文学永远在追寻、在发掘，好令我们看到天外有天。而诗更能一针见血，即使在微小的角落，它都可以察觉到隐藏的现实，帮助诗人抛出更好的问题。”
蒂托斯还打趣说，哲学要去确认一些内在逻辑，诗人则永远只是提问，无法确定，但政客表现得太肯定，对现实却一知半解，结果造成灾难。蒂托斯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及六七十年代在法国期间，认识萨特、波伏娃、福柯等哲学家。一次，萨特访问完中国回巴黎，兴奋地与他们分享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见闻，可是蒂托斯却感到不妥。他说：“他太肯定了，而我不太相信由上而下推展的运动，后来萨特也不得不修正他的看法。”
蒂托斯告诉我，他也曾太执著他的社会主义信仰，因而曾一度放弃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趣的诗，但结果他又回到诗的怀抱。现在，他虽仍抱有信念，但比以前更具批判性，诗让他返回人文的价值，充满创造力。他说，在危机中，诗，令人思考，带出创意，创意与团结正可为危机寻找出路，这正是希腊目前的自我解救之道。
诗人与导演都焦急了。那一棵希望之树在雾中往哪里去了？安氏的长镜头再次出现，天地无语，他走过多少回历史险境，最后竟给一部摩托车撞倒，救护车四十五分钟后才姗姗而来，结果令他错失了黄金救援时间而死亡，传奇一生就这样突然谢幕。想不到沉重的希腊债务危机，不只影响了欧洲金融以至全球经济，连希腊的公务运作体系也严重失衡，迟来的救护车就这样断送了一位大师的宝贵生命，令全球影迷悲伤失落。
就让我们跟随安氏的《尤利西斯的生命之旅》（Ulysses’ Gaze），不断拷问，继续追寻，令旅程伸延至“另一片海”。在国际媒体指责希腊祸延欧洲的一片声浪之中，我们可否发掘出另一个希腊，一个诗与电影共同沉思的角度，并向希腊大师为世人带来的启悟，作最真诚的敬礼。
安氏在蒂托斯的诗中又再向我们挥手：
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一封信
一个重要信息的携带者
发信人和收信人
在逃难者的浪潮中失散了。
然而信还是去了又来
从一个邮局到另一个
没有人打开它
没有人扔掉它
总是被贴上一条“急件”
信封上的姓名变得模糊
只有邮递员念得出
就像只有实验室里的智者
才说得出灭绝物种的名字。
——《一封信》（Une Lettre）
债务危机——谁之过？
“由于过去有太多外来干预而造成历史伤口，希腊人总是带着一种受害人的情结。”本身也是知名社会评论家的犯罪小说家佩特罗斯•马卡里斯如是说。这种情结可有反映在这次债务危机中？而这又是否会导致希腊人缺乏自我反省能力？另一方面，外界对希腊的误解又有多少？
在希腊，我问当地人，他们是否如外界所说，由于好逸恶劳，四十岁就退休、逃税、高福利？我这样一问，他们都瞪大眼睛望着我，如果是学者，他们会搬出很多统计数字去逐一反驳外界的谬误。四十岁退休真是很大的误会。希腊人反问，谁可能四十岁退休呀？他们的退休年龄都在六十五岁，现在政府还要延长至六十七岁。如果公务员要提早退休，必须服务满三十五年才会获得批准。只有军队中的特种部队，才有可能早于五十岁前退休，但那是特别个案，不能混为一谈。
至于希腊人是否好逸恶劳，在飞机上，坐在我身旁的，乃是雅典大学社科院研究员苏仪（Zoi），她告诉我，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调查，希腊人每年工作2017小时，平均工时比德国长40%，即使撇开自雇人士的数据，希腊工时仍较德国长10%。至于福利，调查亦显示希腊不及德国，甚至不及西班牙。事实上，希腊老百姓都希望多做多得，以应付高昂的生活指数，失业是个梦魇，谁想当长期失业者？“每个国家都有懒人，我们国家当然也有懒人，难道这就是债务积缠的原因之一？此观点是否很肤浅？”苏仪挨近我身旁，带点愤怒地说。谈到逃税问题，希腊人更愤怒，因为逃税的都是有钱人，愈有钱愈想逃税，老百姓则要忍受高税率。
我与一群希腊大学生喝咖啡，其中一人拿着餐单对我说：“看！我们这里的销售税是百分之二十三，几乎是全欧洲之冠，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多难过啊！”
在一次反削减赤字大游行中，我遇上一位独居老人，他在政府服务了一辈子，退休后每月获取八百欧元退休金，现在一减就减到五百欧元，几乎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他问，为什么外界总有这样的误会，以为退休者死后的退休金可由亲友继承？可能因有官员贪污，让这样的事发生了，但这是少数而不是普遍现象。老人家也不觉得希腊的福利比西欧好，甚至还不如呢！希腊人认为，有人想找代罪羔羊，把责任推到希腊身上，其实只不过是想转移欧债真正原因。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德国的阴谋。德国虽在1944年结束对希腊的占领，但从未放弃过重新占领希腊的念头，这回则是想以经济手段去实现之。
希腊人拍了一套有关希债的纪录片，叫Debtocracy，该影片有一情节，讲述希腊接受德国金钱援助后，再用来购买德国的武器，而削减赤字迫使希腊政府私有化国有资产套取现金，德国及其他资本由此可平价收购希腊国有资产。片中尽是嘲弄希腊政客怎样成为欧盟的买办，出卖国家，贱售国产，而德国则是最大的得益者，为此有抗争者呼吁杯葛德国。
是这样吗？我带着这个问题，寻找一位当红的雅典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雅尼斯•瓦鲁法科斯（Yanis Varoufakis）。这位教授可真是一位大红人，无论在国内外，媒体和大学都争相找他发表有关欧债的意见，金融机构也一样希望听他一席话。在学校，无论是左中右的学生，都爱上他的课，认为他是经济学系最佳的教授。他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我跟自己说，一定要找到他。找他说易不易，说难也不难。这因为他对记者其实是颇友善的，只不过他到处飞，一时在伦敦、一时在布鲁塞尔、一时在罗马。有趣的是，他经常缺课，由助手代教，但学生并无怨言，只要他能在一个学期里出现三数次便可以了。
我打了几次电话给他，又传了多个短信和电邮，一概石沉大海。我按捺不住，亲访经济学系，向学生查问他的课堂。第二天按着时间找到他上课的课室，怎知他又缺课了。我遂跑到他的办公室，叩了几下门，等一会再叩，没人应门，留下字条，准备要走之际，竟听到房间内有翻阅纸张的声音，感到有人在，再叩门，大门一样紧闭。心想，难道有鬼？我不死心，就在门外等了好一会，结果听到收音机的声音，我终于用力猛拍房门，就好像躲火警一样。哈，教授终于开门了，我一表示是香港来的记者，他便不好意思地说，收到过我的访问要求，请我第二天到他家里谈。（有些年轻记者问我是怎样找人约采访的，我说一定要有恒心，想尽方法，厚着脸皮。尤其是一些红人，不管他是高官或是总统，总之要锲而不舍。）
瓦鲁法科斯的家位于卫城，景色宜人。雅尼斯为什么红透半边天？当然因为他的国家有难，同时他亦是政府经济部门的重要智囊，他看欧债与众不同。他曾是前总理帕潘德里欧的经济顾问。我一见他便打趣问道，为什么他不能及早预测希腊的经济危机。
他耸耸肩反问我：“难道你认为这次欧债真的是由希腊引起的吗？”他以肯定的口吻说，即使没有希腊，欧洲也一样会出现债务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全球性的结构危机问题，欧元区由于缺乏坚固的基础，因此更为脆弱。他还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不少记者涌到欧洲探究影响广泛的欧债。大家可能估计不到，世界下一场战争可能不是源起中东，而是从欧洲开始。
雅尼斯认为，如果欧盟有决心解决欧债，几个小时便可以解决了，就是加强欧元区的经济基础，由欧洲央行集中处理各欧元成员国的债务，推出单一的欧元区债券（Euro Bond），一步步纾缓危机。可是欧元区的大国各有盘算，到最后德国可能与北边的欧洲国家结盟，推出另一种货币，法国则向拉丁语系国家寻找盟友，自立新货币。换言之，欧元区极有可能解体，欧洲出现几个结盟圈，每个结盟圈都会推出自己的货币单位，在这过程中当然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大震荡。但政客一般都是短视的，从一己的利益出发。
雅尼斯又说，欧元区的大国领袖迫使希腊改革，其实是另有谋算。试想，自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以来，希腊已经受压，要大幅度削减赤字，可是这举动并没有换来稳定，反而令希腊更动荡，进一步削减赤字会迈向更多的灾难，政客不是不知道，但为什么仍要强迫执行？对他而言，欧元区大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追逼希腊政府加大削减赤字行动的原因，就是好让希腊的债权人能尽快收回所借出去的款项，并加快私有化，好让希腊套取现金还债，甚至或许以此夺取希腊的经济控制权，进行变相经济殖民。
希腊在德国等欧元区强国的压力下，逐步私有化，即出售国有资产，这包括卖掉国有机场、公路、国营企业、银行、房地产和乐透彩执照、两个最大港口和一家自来水公司等，来满足国际债权人的要求，务求在2015年之前，透过私有化筹措五百亿欧元。甚至那些美丽的小岛，都给拍卖出去了。这几乎是把整个国家出售。
当然，希腊政府亦应负责，他们未能向富有的希腊人追收税款，而是向老百姓开刀，削减养老金，在民生方面大幅提高税率，例如连住宅的电费都新增加了超过20%的税率，令原本生活已吃力的老百姓雪上加霜。最令人情何以堪的是，一般工人不合理地被削工资，欧盟要求希腊政府把二十五岁以下的最低工资削减32%，二十五岁以上则是22%。此外，工时又增加了，还要面对高昂的征税，人们很快便失去了消费能力，到头来导致裁员之声四起，打工仔首当其冲。
大国无视希腊平民百姓之苦，如吸血鬼般把平民的血吸干吸尽。然后说，好了，希腊从无法帮助的乞丐，变成可以帮助的乞丐，政府继续借贷度日，继续打压老百姓，而富有的希腊人和政客则继续“逍遥法外”，继续与欧盟大国狼狈为奸。
雅尼斯表示，暂且不谈公平与否这个问题，仅看削减赤字与加大高息借贷、并美其名为援助的手段，真可以是解决方案吗？当然不，这只会加深债务危机，但无助于清洗银行业界的毒瘤，且把欧元区推入负增长、经济衰退的陷阱。
雅尼斯与另一些希腊经济学家较早前曾共同草拟一份叫“审慎的建议”的纾困方案，并前往欧洲议会解释详细内容。他们的建议之一是建立一个欧元区中央金融制度，但雅尼斯说，各成员国的银行界非常抗拒这一建议，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再为所欲为。银行界是只大老虎，这正是危机难以解决的主因，雅尼斯对前景感到悲观，因为人类不懂得什么叫做团结，而原本怀抱统一梦想的欧洲人，今天只懂互相践踏。
犯罪小说家马卡里斯在其《危机三部曲》的第一部《过期信贷》中，讲述一位连环杀手，专向金融专家下手，而被杀者都是来自那些银行、对冲基金和评级机构等。杀手还到处张贴海报，呼吁民众拒绝付钱，拒绝援助金融界。
马卡里斯在指责金融罪行之余，对希腊政治也不无批判。他说，一个问题体制非一天出现，它是日积月累下来的。这可追溯至1950年代希腊内战之后，那些胜利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包括后来的新民主党，为了报答效忠的战友，让他们成为新政府的主力军，从上至下的政府职位都由他们担任，甚至扩展至公营机构，逐渐形成一个朋党。
不过，左翼的泛社会主义运动党（PASOK）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在1981年第一次上台后，也难敌诱惑，便说希腊过去多年由右翼阵营主政，与自由力量为敌，因此他们必须大换血才能有效执政，结果整个国家机器都安插了其党员，实际与右翼没有分别，一样是朋党互相包庇，私相授受，虚耗国库，并极力用借来的钱去掩饰之，同时亦导致贪腐横行。
有一点值得留意，就是PASOK上台之际，希腊刚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ECC），获得不少信贷补贴优惠。在此，马卡里斯想强调一点，他在1965年定居雅典，当时希腊是穷国，但仍受到一点尊重，直至加入ECC，希腊人面对一大笔信贷补贴，举国上下都不知如何处理是好，之后各届政府都习惯依靠信贷度日，花费愈来愈大。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可以低息举债，自此更无节制，金融界成为大玩家，这令希腊的贪腐政治变本加厉，并改变了社会的面貌，一切都变得虚假。
马卡里斯认为，这次债务危机的不断深化，与金融罪行绝对有密切关系，而希腊所面临的挑战，除了自身的问题外，还有金融罪行。这种罪行已随着东欧共产党倒台，冷战结束，边境开放，得以全球流窜。那些黑钱给漂白后，再投入正规的金融体系。其资金之庞大、犯罪手法之层出不穷，令人目瞪口呆，无法理解，亦不敢去触碰，在此，政府也是共犯吗？一切皆因贪财、贪权？这成为当代欧洲犯罪小说的大题材。马卡里斯担心，小国如希腊，面对这样无边无际的金融罪行，可能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了。
马卡里斯的危机第二部曲Settlement，同样出现一位连环杀手，他自称是全国税收员，专向大批善于逃税的富人狠下毒手，杀个片甲不留，陈尸于雅典的废墟古迹上。但这竟引起大众对杀手泛起一丝同情，马氏不得不在书的封面上刻意加上警告：切勿模仿小说！
我们大伙儿与马卡里斯步出“罪恶与艺术酒吧”，走在深夜的蒙纳斯提拉奇广场，月亮高挂，冷冷清清，大家咔咔的脚步声清晰可听。地铁外的隐秘处，已聚集了一群又一群的无家可归者，他们或无力躺着，或孤独地坐着沉思，又或彷徨无主地狂抽着烟，四周打量，恐怕有警察驱赶。当然，这可能还有其他的勾当，不足为外人道。我当初入住这区时，只有少数的流浪者，但每星期流浪者的数目都以惊人速度增加。一到晚上，这里有说不出的诡秘。
马氏若有所感地说，古代雅典是民主的摇篮，但现代雅典却是丑陋的社会，充满贪腐、欺诈。如你想写一个有关今时希腊政治或社会的作品，很自然会触及犯罪这题材。写希腊，最适合的切入点便是罪恶，因为整个社会俨如一个犯罪集团，人民是最大的牺牲者。他们被迫变成共犯，又或被蚕食掉。
友人基思度告诉我，他有好些自雇朋友，把逃税行为合理化，以此作为每事得向公营机构人员行贿的补偿。据统计，每位希腊人每年花在行贿上的费用，平均为一千欧元。慢慢的，社会伦理往下沉。反之，诚实的公民却受到紧缩政策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