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社会自我管理，还是社会“被”管理，都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多人把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在对立的意义上，就会产生两个极端： 要么就是只有政府，没有社会；要么就是只有社会，没有政府。两者似乎都是零和游戏。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就是一个只有政府，没有社会的典型。当时人们在理论上视国家和社会关系为一体，在实践上，基本上不存在任何社会，所有社会个人都被“原子化”，通过各种人身限制，依附于国家和政府。另一个极端是只有社会，没有政府。这个极端的典型，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无政府状态，不过，从历史上看，完全自治的无政府社会无论中外都没有出现过。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政府，不管政府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郑永年，2011）
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社会如果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什么都必须依赖政府，政府什么都管的话，必然超出其能力，而且抑制了民间力量的发展空间，客观上造成了各阶层对政府的依附性，政府永远是超负荷地运行，政府做得好，人民自然感谢，而一旦国家有难，没有自立条件也没有自立能力的人民不可能整合起力量来帮助政府，而政府只能成为人民全部怨恨的唯一对象。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刚性的垂直管理系统，认为一切问题只能自上而下的解决，而不会去想通过民间力量自己解决，或协同和推动政府去解决。要社会形成自我管理，必须赋予社会足够的空间。这就要求政府放权给社会。政府应该把那些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领域开放给社会本身。此外，政府也应当把那些自己管理不好的领域让渡给社会。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没有形成民间自下而上的主体力量，政府充当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而现代化后发逻辑又要求政府主动地培育和塑造一个具有自觉能力的社会，这内在地构成一个现实悖论。而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的分离是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现实境况，强有力的政府行为是现代化得以顺利推进的保证性条件，政府主导的方略不能削弱。中产阶层的出现往往作为中国独立民间力量兴起的标志，在这一力量兴起的同时，各种现代化的倾向也在阶层内部得到发展，形成比较自主的现代化取向。这种现代化取向作为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将有效实现政府主导与民间主导相结合的推进方式，也将由国家塑造一个新的社会。这种主导力量，表现为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是民间力量的社会实践形式。
人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基本单位，成为现代化这一宏观过程的微观载体，为之提供持久的动力。人的现代化是全面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无论在现代社会还是后现代社会或者所谓的知识社会，知识已作为一个新的原则，知识作为生产工具具有生产社会行为的能力。某种意义上，知识构成社会行为扩大的潜能，成为延伸和扩展的条件。中间阶层作为现代化的前沿力量，是现代性的拥有者，又是现代化的实际承担者和现代化因素的拓展者。中产阶层自身的现代化，是建立在掌握现代知识和充分发育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实践上并不容易处理。政府干预太多了不行，不能像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用包办一切的方式来管理社会事务；但政府做少了也不行，这等于没有负起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对于中间阶层，不应是如何管理的问题，而应是中间阶层的自我治理，是中间阶层参与社会管理。国家应该做的是通过支持社会的方式，实施一定的社会政策，达到中间阶层的自我治理。如何比较恰当地构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挥中间阶层的积极功能，使中间阶层既能发育壮大，同时又能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中间阶层不是群体，更不是组织，他就是社会，就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的自我管理需要中间阶层的参与。相比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群体，中间阶层具有的技术特长、专业知识以及与社会技术进步相关联的特征，中间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还具有管理方面的优势，此外，中间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具有广泛的联系，通过这些联系，可以发挥中间阶层在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的“缓冲带”的作用。中间阶层是参与社会管理、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的主要社会群体。
中间阶层参与社会管理，一方面是服务社会，协助政府、协助其他社会团体管理社会，协助管理那些社会能够自我管理的领域，管理那些政府不易管理的领域，成为一支国家可以掌控的、能够依靠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也是中间阶层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既是自助也是互助；既化解矛盾、调解纠纷，又了解民情民意，“转送”利益诉求，协调和缓冲社会各种矛盾。
中间阶层参与社会管理的形式是多样的，最主要的形式就是社会组织。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参与可以更好地服务社会，发挥中间阶层的积极功能。这种组织应是同中间阶层的职业特点、技术特点相关的，应是同个体的兴趣爱好相结合的，应是针对社会所需要的领域的。除了服务社会外，这种组织对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还具有以下一些功能。
——第十二章 中间阶层的自我治理与制度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