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口述历史
导言
我是学历史的，自小对文学也很有兴趣，记得有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章回小说讨论会上，有一个美国学者列了一堆章回小说书目，大约有四十几部一百多本，他说：“中国作品实在太多了，谁可能把那么多的作品看完呢？”我举手说：“我统统读过了。”他不相信，反问我说：“你怎么可能读那么多书？”我说我在中学读书，没有女同学同我谈恋爱，也没有球可打，更不会滑冰、跳迪斯科，没办法之下，只好看小说了。我对文学大概就止于对这些书的欣赏罢了，所以我只能算是欣赏文学的读者而已，实在不够资格以行家来谈文学，尤其没有资格谈台湾和香港等名作家的作品。我觉得台湾近二十年的文学成就远超过50年代或30年代的作家，可惜我因为太忙，对台湾和香港的大批作家的作品看得太少。
其次说到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是我的本行，也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用来吃饭的工作。
既然我与文学和口述历史都有些关系，现在我就把个人的一点体验与看法报告一下。
首先来谈一谈什么叫口述历史。
什么叫口述历史？
我写过几本口述历史，加起来可能销了一百多万本，而且现在仍继续出版。而什么叫口述历史呢？有人问我：“你的口述历史是不是胡适先生讲，你记，就成了？”“你怎么能记那么多呢？”另外，我写李宗仁的口述历史，他们也说：“你怎么写那么多呢？”我的回答是：“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找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地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而他是大司令官出身，他讲的话习惯上就是命令，有疑问反问他时，他都说：“没错！没错！”我说：“大概有点错吧。”他立刻又说：“没错！没错！”我想我以前在他部下当兵也只是个少尉，而他是上将，以一个少尉来指挥上将是很难的，所以我只好慢慢地想法子说服他，把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反复问他，结果他说：“有书为证，没问题！没问题！”于是拿了一大堆书给我看，结果都是稗官野史一类的书，我说：“你们做司令官的，如果情报不正确的话，像台儿庄等战役就没法打胜仗了；我们搞历史、写文章的也一样，如果情报不正确也会闹出笑话来，您刚刚说的这些‘情报’虽然有书为证，却也可能是假情报。”他说：“有点道理，有点道理。”费了不少工夫，才慢慢地进入状态。不过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所以，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左右。所以若问口述历史与一般史料有何不同，大概可以这样说：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
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世界性的口述历史学部，也有中国的口述历史学部，但在那里正式工作的只有夏连荫小姐和我两个人。夏小姐英文很好，中文不太能写，只有我中英文都写，所以那时我所做的中国口述历史就成了世界最早的中国口述历史。后来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也有口述历史，那是当年我们在美国向胡适之先生建议的。后来胡先生到了台湾，我们给他写了一封信，胡先生回了一封信（见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59年12月5日条），说“台北‘中研院’也成立了口述历史部”。这就是“中研院”口述历史部的由来。所以，“中研院”口述历史是胡先生写了那封信才开始的。
接下来谈谈口述历史的起源，这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伦•芮文斯（Allan Nevins）自夸口述历史的名词是他发明的说起。当时他创出的名词是 Oral History，翻成中文就是“口述历史”，而现在这个名词已经世界通行了，所以这个名词事实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艾伦•芮文斯一个人搞起来的。
口述历史的历史
艾伦•芮文斯提出了Oral History 的名词，但我对他说：“你不是口述历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词的发明人。”在我看来， Oral History 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不过那时不叫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是在中国和外国都有的老传统。我们学历史的人一般分历史为两大部门：一种是未记录的历史，英文叫作Unrecorded History；另一种是有记录的历史，英文叫作Recorded History，我们中国有记录的历史应该从孔子的《春秋》算起，而孔子的《春秋》却断自唐尧虞舜，那么唐尧虞舜的历史都只是传闻，也就是口述历史了。后来的三皇五帝也都是以口述为凭推出来的史前历史。孔子向来自称“述而不作”，所以他的作品如《论语》等也都是由孔子口述，经学生或学生的学生记下来的，自然也是一部有名的口述历史了。孔子另外一部可靠的书《礼记•檀弓》，记载了许多孔子的事，都是孔子口述、弟子所记。诸如此类夫子“述”之、弟子“作”之的作品，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传统，也就是“述而不作”的最典型口述历史。
后来秦始皇焚书，弄得汉初无书可读，于是找一些学界耆宿如伏胜等加以口述，代代相传，成了汉代的今文家，所以在汉朝四百年间，古文家都不被承认，只有口述而成的今文家才受重视（事实上《左传》并非伪书，而是被作伪者刘歆动过手脚。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春秋》是孔子读《鲁史》的笔记—有哲学气味的笔记，也可说是根据儒家思想而整理的笔记。但是《鲁史》是什么样的书？作者又是谁？我大胆假设：《鲁史》的作者就是左丘明，《左传》的原来面目即是《鲁史》，孔子因之作《春秋》，此书失传后，被刘歆在“中秘书”发现，乃改头换面，倒果为因，搞出《左氏传》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口述历史在中国史学上的实例
另外，刘汉以后也有很突出的口述历史，那就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列传七十篇（再大胆假设一下）可能有一半是他道听途说的，要不然就是interview 他人听来的，也就是根据口述史料加以整理编写而成的。最好的例子是《刺客列传》写荆轲刺秦王那一段，他说得很明显，现在抄录下来看看：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从以上所录看来，司马迁认为他的故事比传闻更为正确，因为他是听公孙季功和董生说的。而公孙和董又是直接听夏无且大夫说的，而夏是秦始皇的“私人医生”，当暗杀进行之时，“夏医生”帮着“老板”用“药囊”打过荆轲，其话当然可信。这是一篇极好的文学著作和历史，而司马迁就讲明他所用的是口述史料，其他未讲的正不知有多少。
由此看来，口述历史（也可以说是口述文学）在中国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了。
再看我们安徽出的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年幼时做过叫花子，也当过和尚，他年老时最忌讳这一段，那时有位士子上表歌功颂德，说朱元璋功业蔽天、“光被四表”，谁知马屁拍在马脚上，朱元璋认为“光被四表”是嘲笑他幼年当和尚，和尚头“光被四表”，所以把这马屁精给宰了。可是等到老朱老了，要盖祖庙、修族谱时，对自己的身世总得有个交代啊，但是那些摇笔杆子的什么“大学士”，谁敢执笔呢？他们想来想去，想出个聪明办法来—来搞个“口述历史”，说群臣愚鲁，对圣上祖宗盛德，才难尽述，伏乞圣主略叙列祖列宗之天纵英明事迹，愚臣庶可据以跪录，等等。谁知朱元璋倒也大方，他就真把他过去当和尚、做叫花子的往事，毫无隐讳地全盘托出。这篇文章也是中国口述历史和口述文学上的杰作，没有口述历史这个传统，这篇文章是无法执笔的（原文见《七修类稿》）。
另外如太平天国覆灭时，忠王李秀成的供词（口供）也是我国传统“口述历史”的上品。据说，当忠王李秀成被曾国藩抓了，忠王用广西话招供，曾国藩听不懂，只好叫李秀成自己写，于是李秀成一面讲一面写，完成了这篇至情至性的好文章—《忠王李秀成供状》。
大陆上最好、最出色的一本口述历史的书，应是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他把他一妻一妾装模作样的种种情形写得非常真切动人。
从以上这么多例证我们可以明白，口述历史这个名词还没有到中国之前，我们早就有口述历史的事实了。
西洋传统史学中的口述历史
在西方，从古希腊、古罗马的荷马（Homer，公元前9世纪）和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5世纪）的作品都是第一流的“口述历史”，甚而苏格拉底、释迦、耶稣、摩西等的言论也是口述后记录下来的。荷马是位瞎子，他的史料如“木马兵”等，几乎全是“听”来的。希氏的故事，很多也得自“传闻”—人家告诉他的“口述历史”。然而，西方传统“口述历史”中和我们有直接关系和影响的，那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了，这是一部“口述历史”的千载奇书，我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下。
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意大利威尼斯人，在他十七岁那年（1271），随父亲和一位叔父启程来中国，那是他的处女行，但他父亲和叔父却是第二次来中国。他们循古丝绸之路东行，路经波斯、葱岭，入中国新疆、甘肃，经敦煌过西安（那条唐三藏取经的路），吃尽千辛万苦，历时三年，才到达中国元代的大都（北京），向元世祖忽必烈报到。其后，他们父子叔侄三人，在中国一住十七年，备受宠遇。并以色目要员的身份，由忽必烈差遣，周游中国，并参加火箭攻克襄阳的激战。小马可且自炫曾为扬州太守（位同今日的上海市长）。那时的中国是世界的主宰，生活水平超过欧洲甚多。马可•波罗三人进入中国，直如板儿进入大观园、中国贫农到了巴黎，目不暇接。一住十七年之后，忽必烈年老，马可•波罗等亦倦鸟思归，衣锦还乡。此时正值蒙古帝国钦察汗的可汗（驻波斯）丧偶，北京忽必烈拟送一贵族女子去波斯为钦察汗的可汗续弦，三位波罗乃膺命护送。他们于1292年自北京动身，取水道经泉州、新加坡，穿印度洋，赶往今日炮火连天的伊朗。护卫六百人，巨舶十余艘，在三位波罗率领之下，历时三年，始完成任务。于是顺路还乡，回到威尼斯故里。他们一行离开故乡，前后已二十五年，乡音无改而人事全非，然波罗三人毕竟衣锦荣归，光耀故里。
马可•波罗这趟亚洲之旅，在中古时期是不可思议的；他的故事之能震动人心，自不在话下。意大利那时小城邦林立，人民目光如豆，马可•波罗等自大元帝国归来，自然一开口便以“百万”（million）为单位。百万也就成了马可的诨名。孰知“马百万”还乡不久，就碰上威尼斯和热那亚（Genoa）两个城邦之间的战争。“马百万”那时不过四十开外，一战被俘，便做了热那亚的战俘，囚于战俘营。恰好事有巧合，他同囚难友却有一位知名的作家名叫鲁斯特企罗（Rustichello），一个善吹，一个善写，二人一拍即合，在战俘大牢之内，他俩就拟定一个“口述历史”计划，写起书来。二人所说的都是当时当地通行的意大利法语（France-Italian），书成之后，他们就以“百万”作书名。后来译成其他的语言就改称《马可•波罗游记》了。
《百万》书成于印刷术传入欧洲之前，但初稿方出，立刻便势如野火，传抄、翻译，很快便传遍欧洲，其后各种不同的抄本竟多至一百四十余种。由此可见《马可•波罗游记》实在是我辈搞口述历史这一行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世界名著。事实上，后来名震世界的热那亚晚辈冒险家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到美洲去探险，就是根据马氏游记想到东方寻找中国，结果找错了，反而发现了美洲。“口述历史”意外地发生了这么大的功效，这是马可•波罗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口述历史与文学
我们谈口述历史与文学，应先扩大来谈文学与历史，才能厘清它们两者的关系。我本来学历史，但对文学有兴趣，所以我编了十六字真言来涵盖文学与历史。那就是“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十六个字。
先说“六经皆史”，这是清代章学诚说的（其实西方也有“二经皆史”之说，指《新约全书》《旧约全书》），他认为不只六经，其实诸子百家皆史，我倒认为不只诸子百家皆史，甚至小说如《封神榜》《西游记》《镜花缘》《金瓶梅》皆有其历史价值。其次“诸史皆文”，譬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部文学作品，所谓“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迁的历史散文早被公认是上等的文学作品。我们读西洋史也一样，可以见到许多很好的历史文学，譬如《丘吉尔回忆录》曾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定有它特别好的地方。我读这本书时，看到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有一次丘吉尔与希特勒约期见面，由于丘吉尔讲话不小心，批评了希特勒，希大为生气，取消了约会，从此以后，丘与希再也没有见过面。这件事如果由我们来写，可能秉笔直书写成：“某年某月某日，丘吉尔应与希特勒在某处碰头，后来希特勒取消约会，所以两人一直未曾相见。”但《丘吉尔回忆录》却是这样写的：“希特勒自此以后就失去见到我的机会了！”（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这个事实和“自此以后我们两个都没有见过面”没有两样，但在《丘吉尔回忆录》中的笔调却一直强调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 比一般人的写法精彩多了。这也就是把历史作品的文学性加强以后，可读性增加了。
古代历史中，《后汉书》有十几家，为什么后人独推范晔的《后汉书》，其他都不传？这并不表示其他《后汉书》历史写得不好，而是文章没有范晔的好，所以也可以说百家皆史、良史皆文。
最后说“文史不分”、“史以文传”，从中西古代历史来看，都是因为它是好文学所以才传下来。因为古代没有很好的印刷术，光靠手抄，所以只有好文章才会被抄下来。但是这种“文史不分”、“史以文传”的传统现在已渐渐衰微，就以写中国历史的作品来看，美国人大都老老实实平铺直叙，但英国人写历史就注重文学修养，他们写史的第一条件是要英文写得好，与美国并不要求英文写得好、只要求正确与否不一样。我的同事中英文好的都是英国人。这是欧洲老传统与美国商业社会对历史态度的不同之处。现在美国新历史学家很少有文学气味，所以把他们的东西当历史看可以，当资料看也可以，但是要当文学看就差多了。
现代史学
这种美国式的历史趋势，愈来愈可怕，也就是说历史渐渐被科学所污染。在美国，历史现在叫作 social science approach，完全看成是一种社会科学。如此一来，历史就变成枯燥无味的东西了。例如我执教过的纽约市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就是把历史划入社会科学院和政治学院。我在哥大曾向院长建议，历史应在文学院而不应在社会科学院。像我们中国的各大学，历史系都在文学院的，但我的建议当然不会被采纳。
西方的历史学除了归入社会科学、愈来愈枯燥而外，最糟的是计算机普遍应用以后，历史已被计算机征服……
计算机的应用改变了整个学术界的状况。我在美国三十年来老跟着计算机跑，常有跟不上的感觉。我想，再过一百年，历史研究会变得不可思议。那时，我们回头看胡适、余英时等历史学者，也再看看自己，一个个都会变成不堪一看的冬烘先生。将来什么事都根据计算机，学者的努力将会是白费心机。譬如胡适用了十多年时间研究《水经注》，将来一按电钮，哗啦啦什么都出来了，结果胡适搞了十几年，计算机几秒钟就出来了。这种历史研究趋势，受科技发展的汹汹来势影响，将会一发不可收拾。上次参加在美国举行的“辛亥革命会议”，大陆一个学者写信给我说大陆上看不到台湾地区及日本、美国的资料，问我能否帮他搜集一些辛亥革命的资料。我想我这么忙怎么帮他呢？于是我到图书馆请教管理员，向他要一些辛亥革命的资料，要他告诉我computer怎么做法。他说：“好，你给我一个题目。”于是我给他“中国辛亥革命”。他说“我告诉你怎么做”，首先找到“革命”，一按钮，“革命”的资料哗啦啦立刻就显示出来了；其次“中国”，于是“中国革命”的资料立刻又显示出来；再接1911年，又哒哒哒哒大约三十秒钟就印出了一大堆“中国辛亥革命”的资料。这些资料如果自己来抄，至少要两三个月才能抄完。我日常工作很忙，怎么可能有两三个月的工夫去帮助朋友查抄这些资料呢？但用计算机，我查抄这些资料给他，只花了三十秒钟。所以我说计算机是很可怕的。
在计算机科技的发展下，人的生命将逐渐失去意义。试想三十秒钟可以得到的东西，还要胡适这些大家做什么？我们学历史的还有什么用？学历史的要靠什么吃饭？不过，事实上不必如此悲观，因为历史中还有一部分是可以和科技抗战到底的，有一部分是真金不怕火炼的，那就是历史之中还有文学。
口述历史与文学的展望
历史虽然被科学瓜分了，幸好历史中还有文学的一部分，使我们有饭吃、有兴趣继续搞下去。然而，我并不是说科学不重要。所以历史虽然向科学靠拢，但没有科学也没有历史。而历史如果完全走向科学，那么历史就要自杀了，学历史的人，他的人生也没有意义了。所以现阶段历史中还有口述部分是很有生命的，我写了不少口述历史的东西，尽量把这些书的可读性提高。当年我为顾维钧先生编写回忆录，他与我谈了许多外交上的逸事，我请他尽量详细地讲，尤其他当袁世凯秘书时所见闻的一些逸事。顾先生起先不肯讲，经我再三追问才勉强讲出来，结果后来发现那些都是很有味道的历史文学。这一类的口述历史是保存文学成分较多的历史，不是数字也不是科学，将来可读性之高一定超过一般历史，因为看历史的人并非都是史学专家，多数只为了得一点历史知识而去阅读，如果没有可读性就没有人看了。我想凡是够资格做口述历史的人，都应该有几分文学的素养。而且凡是够资格写的人都会讲，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德就是有技术（写史的技术）。我与胡适先生谈，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可惜我没那么多时间去搞。胡适、顾维钧、黄沈亦云（黄郛夫人）都很会讲，所以他们的回忆录都很有可读性。因此，十几年前我回台湾，想到曾兼任过中央大学校长的“老总统”，如果可以请到他老人家做个口述历史，一定很有意思，可惜没有如愿，“总统”就过世了。我一直很难过，这么好的口述历史竟没有传下来！
如今学历史的人百分之八十会向科技投降，我也投降了百分之七八十，还好有百分之二三十我们可以抗战到底。所以写历史必须用文学来写，并与新闻合作（新闻是当前的历史），才能把未被科学征服的百分之二三十保存下来。现在搞口述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变成刘、关、张三兄弟，就可以写成很好的历史了。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四期
小说和历史
1988年6月7日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讲稿
在这次来台湾之前，我曾在大陆做过短期旅行。在火车上、轮船上常常碰到一群群的“台湾同胞”。他们在大陆上缩短的名词中叫“台胞”。台胞是今日大陆上的贵宾和娇客。我们所谓“美籍华人”，以前在大陆上也曾风光一时，但是近来在大陆上和台胞比起来，那就灰溜溜的了。
我们在大陆上碰到台胞，感到特别亲切；同样的，台胞碰到我们也分外热情。我想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也常去台湾，和台胞有许多“大陆同胞”所不熟悉的“共同语言”好说。
在大陆上和台胞谈话时，我发现他们也很快地就说出许多大陆上所特有的词汇。我自己当然也学了不少。所以今天来台北做点“学术报告”（这也是大陆名词）之前，请诸位原谅我也套点大陆词汇来谢谢主人。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的“邀请单位”和“接待单位”远流出版公司，《时报》“人间”副刊和老友、文化界“大护法”陈宏正先生和其他朋友们……承诸位盛意，把我这位并不会念经的“远地和尚”邀来向诸位念阿弥陀佛。感激之外，我也感觉十分惭愧—但是丑媳妇也得见公婆，既来之，则讲之。浅薄空洞之处，都还希望诸位原谅我这个“丑媳妇”。
我在惭愧之外，也有很大的惶恐。邀请单位诸公要我来讨论“小说和历史”，而今天来领导我们讨论的却是文学界、史学界一身兼两长的泰斗刘绍唐和柏杨两先生。
我第一次知道绍唐兄是三十多年前读到他那本成名的大著。书内那两首妙诗，描写一位女知识青年嫁了一个不识字的人，并在一个月明之夜写了一首诗：“嫁得郎君不解情，竟将明月比烧饼；从今不盼礼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我至今仍能背诵。后来他开办“野史馆”，我又跟“馆长”做了十多年的“野史作家”—大约十年前我就说过，绍唐治史，是“以一人而敌一国”。没有刘绍唐，哪个还能搞什么民国史呢？
我对柏杨先生的钦佩，也是和绍唐一样深刻的。柏老是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和历史学家。我这个自命为史学工作者的人，在治史上比柏老差得太远了，文学就更不用谈了。这绝不是谦辞。做一个治史者，他在史学和史识之外，还肯下苦功。试问，中国史学界，自胡三省而后，有哪个史学家曾把一部《资治通鉴》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过一遍（不要谈翻译和批注了）？这是苦行僧“拜经”的办法，没道行是做不到的。
我自命也读过《通鉴》，其实我哪里是读呢？我当年是个青年在体育场“跳高栏”，看不懂，就一跳而过之—和柏老比起来，惭愧多矣。
所以，有这样两位有真功夫的教师爷在前，我还能打个什么“卖拳”呢？
不过话又说回头，既然做了丑媳妇，也就不要怕出丑，我还得斗胆讲下去吧。
历史学家指的是些什么？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小说和历史”。
我个人数十年来，口口声声说我自己是“搞历史的”。今天我之所以应召来谈这个题目，主要是我的同行所批评我的“不务正业”的原因—我最近忽然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叫《战争与爱情》。
当这部拙著还在报纸上连载期间，便有文学界的朋友笑我“捞过了界”，也有史学家笑我“年老入花丛”。鼓掌的朋友倒也不少；抗战期间打过游击的老兵读一章哭一章的竟也不乏其人，说那些故事也正是他们的过去呢……各方的反应形形色色。段昌国教授的批评也极中肯，他说：“像小说而非小说，像历史而非历史……”
记得以前胡适之先生对我说，律诗是“文字游戏”，但他又说律诗是很高深的“文学”，当我问他“游戏”和“文学”的界限又如何划分时，他老人家也被我这个不肖弟子难着了。
至于“小说”和“历史”的界限（尤其是古人治史）如何划分呢？我想先从“历史”说起。
什么是历史呢？
我们的答案应该是，人类的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在“过去”所发生的现象，都是历史。从抽象的推理来说，时间只有“过去”和“未来”两种。所谓“现在”只是个“0”，它是永远存在也是永远不存在的。古希腊哲人有言：“你不能在同一条河内洗两次脚。”（You can not wash your feet twice in the same river.）正是这个意思。可是“过去”所发生的现象实在太多了。经过历史学家的笔把它“记录”（recorded）下来的
“史实”（factual history），那实在只是亿万分之一了。
但是“史实”并不是历史的全部。要解释明白人类的过去何以发生了这种史实的所谓“释史”（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也应该是历史的一部分。至于用何种“方法”来记录史实和解释史实，这种“方法”（methodology），自然也构成“史学”（historiography）之一部分。
笔者去岁应邀在留美学生史学会演讲，曾把研究中国史的当代史学分成四派（传统、马列、社会科学派、综合派），也就是从方法学着眼的—他们搞的是相同的“史实”，但是对“记录”历史和“解释”历史的“方法”，却各异其趣（见前文《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
小说又是什么东西
以上所说的只是什么是历史。那么，什么又是小说呢？
小说是“文学”之一种，这个回答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要为文学来下定义，对本文来说就是离题万里了，只好不谈。此地我们只可说文学有各种偏向。那些偏向于音乐艺术的便是诗歌戏曲，偏向于哲学和宗教的则是一些散文和现代的朦胧诗。朦胧诗严格地说起来，应该不能叫“诗”—它是运用一种看不懂、念不出的“长短句”来表达一种模糊的哲学心态。至于偏向于历史的文学，甚至搞得和历史难解难分的文学，那就是“小说”了。
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如是则上述有各种偏向的文学形式的作品，无一而非“史”—只是“小说”的“史”的偏向特别明显罢了。其实，我们要想给“小说”下个定义，实在也很难。在中国，“小说”一词首见于《庄子》，而《庄子》所说的小说也非我们今日所说的小说。《庄子》而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列有“小说家”。小说家虽居“十家”之末，它毕竟也是诸子之一。“诸子（如果）出于王官”，那么“小说家”也就有个做官的祖先，叫作“稗官”了。稗官也是政府的“高干”，其工作是访求民隐，专门记录不见经传、为士大夫“臭老九”所不屑一顾的街头巷尾之谈。
中国古代上层阶级的庙堂之议，牛皮夸夸，都成为“政府档案”，也是史学家著史的第一手资料；那闾巷的小民窃窃私议，就只是“小说”或“小道消息”，而算不得“历史”了吗？此吾为平民、愚民不平也。他们在历史上、社会上所占的分量，千万倍于简任以上高官和十三级以上的“高干”，他们的“舆论”（抬轿轿夫所讲的话），就只能算是“小说”了吗？
不过以上所说的只是古代中国的传统解释，到中古时期已有很大的改变。到近代，中国受西方影响，把西方文学中的novel和fiction 翻译成“小说”，则此小说已非彼小说，小说的面向便宽广起来了，地位也陡然提高了。
胡适之先生把中国传统小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叫“历史小说”，这一类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是经过数百年的演变，最后才由罗贯中、施耐庵等加以综合整理作为定型的；另一种叫“创作小说”，这种小说并没有什么历史演变的背景，只是一个作家的灵感“创造”出来的，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皆是也。
鲁迅把小说分类分得更细。但是胡、周二公都是治文化学的学者，发起议论来，总是以文衡文。胡适并说，一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文学方法变迁史。但是文学的方法，尤其是写小说的方法，何以变迁不定呢？他们搞文化史、文学史的人，都只从文化和文学本身去捉摸，他们忘记了或根本没有理解出，文化和文学之后还有个社会—一个不断变动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的变动，只是它们背后那个社会变动的浮标而已。
前几年，我也曾“捞过了界”。因为我自己是搞社会史学的，我不自量力也把社会史上的法则运用到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上去。我斗胆地提出，中国小说形式和方法的变迁，是从“听的小说”逐渐走向现代化“看的小说”上去。何以故呢？那是受市场经济供需律（law of supply and demand）的影响。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由于经济起飞、市场繁荣、中产阶级崛起，对“看的小说”的需求量陡增，所谓“维多利亚作家”的黄金时代才随之而起。
中国在十八九世纪，经济也相当繁荣，城市中产阶级渐起，对读品需求量大，于是大书贾和为书贾服务的金圣叹之流编书和批书的人物才随之而起。不幸的是，我国那时的“经济起飞”还未飞起来就垮下去了。国家强于社会的帝王专制和宗法制度，始终把中产阶级压住。中产阶级抬不起头来，对格调高的作品需要量就不会太大。在曹霑、吴敬梓等高格调作家饿死之后，便后继无人了。何也？供需律使然也！君不见今日台北读者的口味，吊高得吓死人；而“大陆同胞”还在大看其《小五义》！何也？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别也。经济起不来，文学口味也就高不起来也。据老辈沪人告诉我，今日台湾省籍厨师所烧的上海菜，便远高于今日上海籍的上海厨师在上海所烧的上海菜。笔者浪游两岸，知此评不虚也。经济飞不起来，连小菜的口味也提不高，况小说乎？
走笔至此，我对敝老师胡适之先生又要批评一下了。胡老师搞红学，把曹寅所掌管的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等看成为供应宫廷的机关，这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据《江宁府志》，江宁织造盛时有纺机两千七百余架，每日可出缎千匹。江南的“贡缎”销行远及西欧，宫廷哪用掉那么多？
这些“织造”的产品，哪是只为供应宫廷之用的呢？它仍是当时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最进步、也是利润最大的工业。他们赚的钱太多，使政府红了眼，乃“收归国营”，由国家垄断包办罢了。康熙爷这一干法与汉武帝包办盐铁、酒榷，宋王爷包办官窑、汝窑的制瓷工业如出一辙。后来国民政府搞烟酒专卖，还不是如此？中共执掌大陆后，把所有民间企业改为“国营”，而某些负责国营“江宁织造”的经理，又是些像曹寅父子那样的草包官僚。生了些贾琏、贾宝玉一类的败子，把这国营企业一“国营”就是几十年，中国独霸世界的丝绸工业，也就江河日下了。
真实的社会，虚构的人物
以上所讲的是小说的变迁和社会经济变迁的关系。
小说的种类很多，什么社会小说、爱情小说、志异小说、神怪小说、历史演义小说、讽刺小说、笔记小说……鲁迅在六十年前即列举了无数种。现在还有什么科幻小说、心理小说等，那就讲不尽了。
但是不管小说有多少种，它的基本原则则只有一个：它讲的是“人性”—不管这人性是善还是恶。《聊斋》上所讲的狐仙，《西游记》上所讲的猪精、猴精……它们哪里是什么鬼怪呢？他们都是“人”，它们的行为也都是人类的社会行为。猪八戒是一只猪吗？非也！猪八戒是一个可爱的阿Ｑ。阿Ｑ去摸摸小尼姑的头，猪八戒在盘丝洞里也把五位裸体美人的衣服藏起来了；阿Ｑ想发财，猪八戒也在它的耳朵里藏了些银子做“私房钱”。
个人的私见，我觉得吴承恩的猪八戒，实在比鲁迅的阿Ｑ写得更好。猪八戒比阿Ｑ更可爱、更有趣。
这里问题就出来了。阿Ｑ和猪八戒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呢？答案当然是“没有”。根据胡适之先生做考证、写传记的原则，有一分证据只能讲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讲十分话。所以胡适之先生所写而考据十分严谨的《丁文江的传记》里，主人公丁文江就实有其人。他所写传记中一切的故事，都有百分之百的真实性，所以“丁传”便是一本杰出的历史著作。
比他较先执笔的，鲁迅也写了一本《阿Ｑ正传》。阿Ｑ并无其人，阿Ｑ的故事也是百分之百的虚构。如果在某小学的国文班上，有某位小学生答考卷说阿Ｑ姓桂，是实有其人，那他的老师一定把他的考卷打零分—历史上哪有个真阿Ｑ呢？
可是问题又出来了：历史真没有阿Ｑ其人？历史上多的是呢！—至少在讲台上就站着个阿Ｑ，那就是我自己。我就时时在做阿Ｑ，或做具体而微的阿Ｑ。
举一个我个人社会行为的切实例子。
侨居美国四十年，我前二十多年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的。在那第二十三四年时，我在哥大做教中国文史的兼任副教授，并做全任中文图书部主任。据校中当时的洋上司们和学生们的讲评，我的教书成绩和图书管理成绩都还不错，但我那时职位和薪金都很低，仅够养活老婆孩子。我平时也奉公守法，绝没有账目不清或乱搞男女关系，更没有吃喝嫖赌，尤其不够资格纵横捭阖，搞污浊的“校园政治”。
想不到这样一个可怜巴巴、尽忠职守了十多年的中文图书馆小职员，校方的汉学大师们忽然一下便要把我“免职”了。我有个四口之家，孩子幼小，又毫无积蓄，一旦失业，六亲不认，只有坐以待毙—因为那时美国正闹经济恐慌，找事不易，好多博士都在开出租车。
老实说，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当局那时要把我“免职”，我本来没有什么抱怨的，因为我的“汉学造诣”原是不如他们嘛。但是有四口之家的人，业可失不得！我对哥大没功劳，也有点苦劳吧！何况那些汉学大师和我都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有的还误认为我是“高足”呢，到现在我们还是好朋友嘛，何以寡情若此！
在那绝境之下，我想不通这个洋人社会何以没人性至此—那时我想到要跳摩天大楼，又嫌大楼太高；想到跳赫贞江，又嫌其有垃圾污染；想买手枪，又怕有私藏军火之嫌……气愤、绝望、自卑交织于怀，不知如何是好。谁知天无绝人之路，在一个失眠的午夜，我忽然“病关索长街遇石秀”般一下碰到了老朋友阿Ｑ—阿Ｑ的关怀，才又使我打起勇气活了下来。
那时哥大的洋汉学泰斗有好多位，一个个都是学富五车、名满中外的大汉学家，著作等身，偶尔应约光临台湾和大陆开汉学会议，昂视阔步，真是上下交钦。我这位小卒跟他们比起来，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被开除了，何怨何尤呢？
但是我要活命吃饭、养家糊口，又如何是好呢？这一晚我听老友阿Ｑ之言，听了一夜，终于想通了。我想：“哼，汉学！上自文武周公仲尼，下至康梁胡适冯友兰……诗词歌赋、平上去入、经史子集、正草隶篆……上至殷商甲骨，下至中共的简体字……谈现代史论蒋宋孔陈、评马列……写朦胧诗、看现代画……如此这般……这批毛子哪个比得上俺阿Ｑ呢？……他们开除我……哼，他们加在一起再搞十年，也比不了我阿Ｑ一人……奶奶的，老子被儿子开除了……”
做了一夜阿Ｑ，思想搞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禁大乐—问题全部解决，与“赵老太爷”又和好如初。
朋友，你能说阿Ｑ并无此人，只是小说家的虚构，这里分明就有个大阿Ｑ嘛！
那晚我也在苦索丁文江博士，却遍找不着，我那晚如找着了丁文江博士而错过了阿Ｑ先生，我就活不到天亮了。
我们这个荒唐而可爱的世界里，老朋友阿Ｑ实在很多，精明的丁文江博士毕竟太少了，他的社会代表性也太小了。你能说只有“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丁文江的传记》才是历史、才是传记？那“没一分证据，却说十分话”的《阿Ｑ正传》，是虚构、是小说，历史上、社会上，并无阿Ｑ其人？其实它的社会代表性，却远过于丁文江博士呢。
历史和小说的分别
所以，历史和小说的分别则是：历史是根据实人实事所写的社会现象；小说则是根据实有的社会现象而创造出的虚人虚事，二者是一个铜元的两面。
再者，历史对“过去”的社会现象所作的“解释”，和对“未来”的现象所作的“推断”，在传统史学上往往是根据常识、根据传统伦理学或玄学—辩证法其实也是一种接近玄学的推理；现代史学上所作的解释，则应该是根据各项社会科学所研究的成果，近人所谓“社会科学的处理”是也。
写小说与写历史，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只是写历史时对叙事、对说教、对解释、对推断，都是单刀直入的，必要时且来个“太史公曰”、“习凿齿曰”、“臣光曰”、“柏杨曰”等所谓“赞论”。写小说则只让故事自己说话，把说教、解释和推断作一些隐喻式的“艺术处理”—并不违反社会科学的“艺术处理”—罢了，而小说则有其大众化的影响，读历史就多少是专家之事了。
司马迁在写历史、还是在写小说？
其实笔者上述的一些话，都是“小说”被译成novel 以后的话，多少有点“现时观念”（以现代观念解释古典）之嫌。
国人著书立说，写寓言说教辩论，早在孔子之前；而真正写有现代意味的小说实始于西汉之末（鲁迅还否定此说呢），班固所谓“街谈巷说”是也。其实太史公写《史记》也多半是根据“街谈巷说”的。按照胡适之先生的标准，《史记》哪能算历史呢？充其量算是一部历史小说而已。不信，且试举吕不韦的故事为例。
吕不韦的故事，大体是这样的：
吕不韦是赵国的一个大资本家，有了钱就想搞政治。他在赵国都城邯郸结识了秦国的失意王子子楚，子楚在赵国做人质，穷困不堪，又没有老婆。不韦认为子楚“奇货可居”，乃运用子楚的政治背景和他吕家的钱财，搞一手资本官僚主义。
吕不韦耍政治的手腕相当下流—他把自己一个怀了孕的姨太太送给这个可怜的秦国王子做老婆。这位可怜的王子当然求之不得，乃娶了吕不韦的姨太太，并且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所以秦始皇实际上是吕不韦的儿子。这样，吕不韦的政治资本就大了。
既然有了这样的政治资本，吕不韦乃潜入秦国，花大钱，拉裙带关系，大走宫廷后门，居然把失意不堪的秦王子子楚搞回秦国当起太子来—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子楚当了太子不久，父亲就死了，他就即位为王，是为秦庄襄王。庄襄王为感激吕不韦的恩德，就特派吕不韦做秦国的“丞相”。这一下，吕不韦可真的抖起来了。更巧的是，这位庄襄王也是个短命鬼，做了三年秦王就死了。庄襄王一死吕不韦就更是一步登天了—因为继位做小皇帝的正是他的亲生儿子，小皇帝的妈妈老太后又是他以前的姨太太。一手遮天，吕不韦不但当起当时七雄对峙中最强的秦国的“相国”，并在宫廷中被尊称为仲父—仲父就是皇叔，这皇叔事实上是皇帝的爸爸。
这时皇太后新寡，独居寡欢，乃和老情人、也是前夫的吕皇叔重拾旧好，时时私通。所幸儿皇帝年纪尚小，也管不着叔叔和妈妈私通的闲事。
可是这个年轻的小皇帝、将来的秦始皇可不是个省油灯。他年纪渐长、开始抓权时，认为他底下的宰相居然和他妈妈也就是太后私通，也太不像话，他一注意到这件事，吕不韦就有点恐慌了。
吕相国于半夜接到太后的“旨意”，既不敢不去，又怕去多了伤了皇上的面子，而被杀头—那如何是好呢？最后，这位下流惯了的下流宰相，乃想找个替身，半夜里来替代他。
吕不韦这一着十分下流，下流到什么程度呢？且听我们东方三千年来最伟大的史学家太史公司马迁对他的叙述。司马迁写的是文言文，我本想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可是我现在不能翻。不能翻译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在这样一个群贤毕至、仕女如云的庄严场合，我实在不好意思用白话文来说这故事；第二则是不敢班门弄斧，有柏杨先生这样高明的文言翻白话的专家—全中国第一位专家—在场，我来翻译，绝对不会有柏老翻的那样生动逼真。我现在只把《史记》的原文念一遍，以后还是劳动柏老御驾亲征来翻译一下吧。
《史记》上的原文是这样的：
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
这一段文言文我虽不长于翻译，倒不妨讲点大意，以阐述吕不韦这位Prime Minister 是如何的下流。
司马迁说，当秦始皇这位小皇帝逐渐长大的时候，他妈妈的私生活却愈来愈糟。吕不韦怕他和太后私通会闹出纰漏来，乃找了个替身，这替身叫大阴人嫪，并叫嫪做些纽约时报广场式的色情表演，并把这表演的精彩内容透露给太后。太后果然想要嫪做男朋友。吕不韦自己便逃避了太后，不必再去“赴约”了，同时把嫪伪装成太监去侍候太后。太后私下与嫪发生了关系之后，喜欢得不得了，还和嫪生了个儿子。后来嫪恃宠而骄，把大秦帝国闹了个天翻地覆。
司马迁写了这一大段活灵活现的故事，甚至说“使以其阴关桐轮而行（！）”等一些《金瓶梅》上都写不出的话，这位太史公是在写历史呢，还是在写小说呢？司马公这种写法，我们在《史记》上至少可找到数十条，条条可能都是道听途说之言，而太史公却以最生动的小说笔调，把它们写入最庄严的历史—位居“二十五史”之首的历史。无论怎样，任何人也不能说《史记》不是一部好历史啊！
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史固然不分，历史和小说也不太分得出来。小说和历史分家是司马迁以后的事。今日我们写历史，如仿“太史公笔法”，把我们道听途说的事写入历史，那还成什么体统呢？
大人物、大事件和小人物、小事件
所以历史和小说在20世纪的今日是应该分开来写的。
大事件、大人物就应该用“历史”来写；小人物、小事件，甚或大人物、小事件，就应该用“小说笔调”来写。
我个人就用英文写了一本一千多页的《民国史》，写的全是大人物（这部稿子因部头太大，迄未付梓）。我写过抗战期，一小时死伤千人以上的惨烈的“上海之战”；我也曾写过“以白骨铺成”的印缅大撤退。但是我笔下的英雄却都是一批在后方指挥、毫发未损的大将军、大司令，至于浴血于前方、四肢不全、呻吟惨号、血流如注的士兵小卒则只字未提。再拜读拜读其他高手的著作，也只字未提—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史学执笔者，对这千万个卫国英灵，良心上有没有交代呢？我们都是抗战过来人，耳闻目睹，想为后世子孙交代一下，又如何交代起呢？这一点我想只能利用“像小说而非小说、像历史而非历史”的这一种写作模式了。
再举个例子：
我是胡适之先生的学生。目睹当年胡适那一群（尤其是最幸运的第一、二届的庚款留学生）所谓有新思想的新学人，哪一个不在家乡丢掉个“小脚太太”，而在都市另结新欢呢？其中只有一个例外便是圣人胡适。胡适娶了个“小脚太太”，大家为他锦上添花，歌颂了数十年，可是那千百个“斜倚熏栊坐到明”的庚款留学生的“小脚弃妇”，又有谁替她们申过一句冤呢？她们吞金、她们投缳、她们跳井，那一批满口新名词的自私男人，对这批可怜无告的弱女子来说，正是最后一批西装革履的屠夫和刽子手。
就以鲁迅来说吧！鲁迅骂人的尖刻是世无伦比的。他为什么就不能以他骂人的尖刻笔调来骂骂自己呢？他说他在乡下的弃妇是“旧式婚姻”，与他没爱情，所以要丢掉。但是他口口声声却是要济弱扶贫、拯救被压迫阶级的苦难男女！他为什么就不能在他自己家中，先拯救拯救这一个无辜的女人呢？
鲁迅骂尽了敝老师胡适，就凭这一点，我这个胡适的学生就要说：“啐！周树人，你不配！”
这些只是笔者这一辈在诸种不同的社会中（包括袁世凯、蒋中正治下的不同社会和星条旗下的洋社会）所亲见亲闻、而应该记录下来的社会现象。
历史哪里写得了那许多？就只好写写小说了。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请听众贤达、读者贤达，多加指教吧！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三卷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