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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许倬云 著
古代中国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近代中国为何丧失弹性和可塑性?
ISBN: 9787549564286

出版时间:2015-05-01

定  价:48.00

责  编:马希哲 莫嘉靖
所属板块: 社科学术出版

图书分类: 历史

读者对象: 大众读者

上架建议: 历史 文化
装帧: 精装

开本: 32

字数: 193 (千字)

页数: 264
图书简介

许倬云教授以系统论的方法,围绕着“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从新石器时代谈起,一直到清朝结束前夜,讲述“华夏/中国”这一个复杂的共同体是如何不断演变的。

本书的结构体例、行文风格,均属于“大历史”的范畴,没有铺陈细节,也没有繁琐的论证,而是选择每个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关键点,以及相互间的互动,来勾勒出各个时代的面貌,其中多有令人击节的真知灼见,也不时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和当代社会的深切关怀。

 本书的起因,乃是有一位朋友提出一个问题:“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解决的。本书的陈述,从新石器文化开始,结束于帝制皇朝退出历史。这漫长的时距,不下于一万年,乃是概括我们这一个复杂文化共同体演变的过程……在这几千年来,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

——许倬云

作者简介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2004年荣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主要作品有《汉代农业》《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我者与他者》,以及《历史大脉络》《从历史看管理》《从历史看时代转移》等。

图书目录

自 序 我们究竟是谁?

绪 论 在全球化的时代审察自己

第一章 新石器时代族群的分合

第二章 夏商周:核心的形成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念

第四章 天下帝国:关键性的秦汉时代

第五章 秦汉时代的扩张

第六章 天下国家模式的衰坏

第七章 隋唐的天下国家

第八章 宋、辽、金和西夏的时代

第九章 金、元时代的外族征服

第十章 明代:专制皇权(上)

第十一章 明代:专制皇权(下)

第十二章 满清时代:最后一个征服王朝(上)

第十三章 满清时代:最后一个征服王朝(下)

第十四章 后论:复杂共同体的形成(上)

第十五章 后论:复杂共同体的形成(下)

附录

《说中国》•解说(葛兆光)

序言/前言/后记

绪 论:在全球化的时代审察自己

  

自序中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什么人?”这个问题,确实有待思量。我们对于自己是谁,常常视为理所当然。用今天社会学、人类学的名词来说,这是一个认同和归属的问题。归属的圈子,并不一定是国界,因为国界经常会变动。也并不一定是族群的理念,因为族群本身毕竟是按照基因区分的,属于生物学上的判断,而且每一代都可能有外来的血统进入这一个群体,究竟我们是按照哪一种标准来传承:父系?母系?

或者按照语言、文化学上的理念来区分?或者根据文化本身的定义,按照我们的生活方式、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念等,作为定义的标尺?而上面这几个参照标准,从语言到价值观念各项,也经常在变动。人群与人群之间会互相学习,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和信仰,包括交谈的工具(语言、文字),两代人之间都未必一样,何况长期的演变更极有可能使得这些因素累积、转变,最终发展出完全不同的一套文化体系。

由此可见,上述的大问题,并不是一言两语可解决。这本书就是为了思考这个问题,描绘出一些关于“我们自己何所归属”这个问题的发展过程。从系统论的观念来看,每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内部各种变量之间不断地互动,互动之后能够得到一个总体相。然而,时间永远在前进,没有任何总体相可以长久不变。任何复杂系统,也都不断地扩大或缩小其涵盖的范围—在某一个时期,在界外的部分忽然进入界内;同样的,本来在界内的部分,可以忽然被排除在界外。中国古代的名学,有“飞鸟无影”“轮不辗地”等观念,意指飞鸟和车轮都是具象的观念,然而,他们留下的痕迹却是不可能被定格的。因此,在本书提出关于我们自己所属的系统,我宁可从过程方面着眼,讨论其变化,而不从“定格”着眼,咬定某一个时期的体相作为归属所在。

任何复杂的系统,无论是宇宙或者是花朵,是世界或者是沙粒,都包含不同的部分,其间又不断因为各自力量强、弱而发生对抗、分合等“函数关系”。在一个大的人群体系之中,我打算以文化理念、政治权力、社会力量和经济制度为研究视角,以这四个方面作为考察的基本变量。中国历史观念中的朝代,毋宁代表的是政治权威;可是,任何政治权威都无法独立运作,政权必须倚仗经济、社会和文化理念三个方向的维系,才能具体地将这一个政权所统治之下的人群结合为一个共同体。

共同体也不是旦夕可以形成。以雨滴或者雪片比喻,水分子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结合的核心,才能扩大成为一个大水滴,其重量才足以降落成为雨滴。大而言之,我们所属的太阳系,也必须有一个太阳作为核心,这一串行星才能构成一个星系。因此,在上述变动的过程之中,我们必须要从“成核”开始。

在本书中,我们从大概一万年前开始讨论。那时候,东亚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群体有比较固定的居住点,这个共同体内,开始出现若干文化圈,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形成中国复杂系统的“颗粒”或“粒子”。考古学上,结合各个新石器时代的地区文化,以及文献传留的传说,二者互相印证以界定这些“粒子”,然后才讨论到由此分合、演化,最后形成的一些较大的地方文化。凡此分合、迎拒的过程,在传说部分,呈现为拟亲属的文化群传承谱系。接下来我会再谈到,为何在今天的黄河流域中游会出现一个核心,以及夏商周的连续融合如何将四周的地方文化吸纳于内。接下去,春秋、战国时期两阶段的演化,将这一核心推展到黄、淮、江、汉,形成中国文化共同体坚实的“核心”,堪称为其本部。

秦汉时代,一个庞大的共同体网络终于形成。这一“天下”格局,以其开放性不断吸收与消化外来的影响。这一共同体,从此长期屹立于东亚。在共同体之内,文化、政治、社会与经济四环互相制衡,具有自我调节的功效。东汉以后,大批外族进入中国,同时中国的主流族群转移于南方。这一调整过程经过上百年,吸收了南、北两方面的新成分,开启第二次具有“天下”格局的隋唐时代。在这一时期,亚洲中部和西部出现强大的游牧文化圈,以及由此孕育的伊斯兰文化。位居东亚主流的中国复杂体系,面对西、北两方压力,收缩到这一共同体的本部。宋代中国虽然仍旧以“天下”自居,其实已经缩小为列国体制中的一个国家。

辽、金、元与最后的满清,几度出现的征服王朝,对中国人的心态产生严重影响。自从秦汉时代以来,中国基本上是编户齐民的社会,没有永久的阶级。征服王朝的主奴区别,改变了统治权力的性质,集权专制的皇权抹杀了儒家人本思想对皇权的约束,也淡化了社会/文化精英的影响力。明代虽是汉人王朝,夹在蒙古和满清之间,但其皇权的专制集权,却与那些征服皇朝的君权并无二致。因此,中国经历了四五个世纪的集权统治,相当程度地丧失了过去政治/社会/文化三环互相制衡的结构。以上各阶段的变化,将在相关各章分别陈述;也将在后论,阐述共同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分、合、消、长。

我不拿族群作为“唯一变数”来考量,因为族群本身是个人的综合体。由于新陈代谢、个别成员的生死,群体内容不断变化;个人是会移动的,个人成群移动,无论移出迁入,都不断引发族群的内涵及主客间关系的变动。如果按照族群某一时空的情形界定该族群,这个复杂的族群系统将很难被观察。因此,讨论认同与归属,不能仅仅从族群下手。

……

在今天东亚的中国地区,长久以来并没有形成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也就是说,政治共同体是一个天下性的大结构,在这个“天下”的下层,才有各种其他的区块。这个区块在没有进入中华圈以前—甚至以后—可能都是以自己的文化作为归属。在中华大圈子之内,所谓“百姓”,这“姓”字其实就相当于英文中的 “nation”,而不是今天的 “surname”。这种基本观念上的差异,使中国人在讨论民族意识时常常有和西文用法不太一致的地方。这是我们这本小书讨论中华民族问题时必须理解的一个大前提。

在下面各章,我们将从新石器时代各个地方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冲突与融合,讨论到文化的扩散和重组,间接也可以反映人类可能因应文化的开展而发生的各种迁徙与混合。然后,我们会在历史时代找出几个关键的时期,针对这些时期的战争与贸易及因此引发的人群迁移和融合,讨论到各地族群之间的混合,以及一些孤立的“口袋地区”所呈现的地方特色。前面我们提到复杂体系的“成核”过程,也意指此处各种移动与混合。

整体言之,中国五六千年的内外变化,犹如各种不同的豆类被倒在一个锅内,不断地搅和成腊八粥;假如把它们磨成浆,则出现的将是混合的豆浆。这种混合,可能就是新加坡学者报告指陈的:现代中国人基因呈现的高度一致性。长期混合的结果,不同于选择刻意保存某种基因的“纯种”。我们必须理解:天下没有真正的“纯种”,跑马场上的纯种马,都是特意保留的单纯基因组合,有其一定的长处,但是也有更多遗传的弱点。人类将来走的道路,也是在不断地交流与融合之后,逐渐构成一个共同的人类种属。其中,个别的人会呈现不同的外表,而他们的基因却是上述“豆浆型”的混合,那才是所谓“现代人类”。

本书的章节也会讨论到“汉人”或是“汉族”这些字眼发生和演变的过程,以及后来例如“秦人”“唐人”“明人”等类似名称,为何都不像“汉人”这个词一样,有如此长期的生命力。这一串名称,如所众知,乃是从皇朝的名称延伸而来。这些名词并不是根据血统或者基因的不同而产生的,而应当是与文化认同关系密切的社会结构及国家性质有关。在下面有关的各章,我们会谈到,为什么“秦人”在西方文字里面会成为“China”,而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汉代”这一皇朝称谓则存在得更持久,代替了“秦人”成为中国的另一名称,甚至于后世的唐、明皇朝竟不能取代“汉人”。

最后,我们也必须要严肃地面对下述问题:为什么过去“中国”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能将许多外围的文化吸入华夏圈内?从另外一方面看,华夏圈又如何保持足够的弹性,吸纳外围的文化与族群?今日,我们要考察的课题正是,为什么到了近代,中国丧失了过去的弹性和可塑性,以至于到今天,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审视本书的主题:中华、华夏和汉人?

世界在改变,中国也在改变。在这几千年来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中国人能如此自我审察,对世界是有益处的;邻近的其他国家,在中国的自我审察过程中,不能责备中国,认为中国是以民族情绪威胁他们;中国也因为对自己有所了解,不至于产生大国沙文主义,也会因此消减四周邻居的敌意。

名家推荐

 本书的起因,乃是有一位朋友提出一个问题:“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解决的。本书的陈述,从新石器文化开始,结束于帝制皇朝退出历史。这漫长的时距,不下于一万年,乃是概括我们这一个复杂文化共同体演变的过程……在这几千年来,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

——许倬云

“华夏/中国”不是缺乏历史,而是历史太多,它不是只有一个历史,而是拥有好多个彼此交错的历史,这个历史再给现在的历史学家出难题。许先生的笔下,是一部大历史,有“截断众流”的大判断。我相信,许先生无疑深感现实世界的刺激,他担心的是,在世界文明存在(Being)和变化(Becoming)之大潮中,中国如何自处。

——葛兆光

复旦大学教授

  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是人们最难回答并答案众多的问题,就像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研究和不同的结论。许先生则从人的种源、文化的建立、社会的结构,最终到国家的概念和形成,从另一个视角提供了一种分析,有助于让我们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之路的指引。

——任志强

著名企业家

  人们常说美国是个大熔炉,许倬云先生的《说中国》告诉我们,其实中国也是一个大熔炉,中华民族是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融合而成的文化共同体。许先生还告诉我们,正是包容、开放,铸成了这个共同体,一旦失去了包容开放的气度和天下的格局,中国就停滞不前。读这本书,有助于我们学会以平常心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破除狭隘的种族偏见,以积极的态度拥抱全球化。

——张维迎

北京大学教授

  我们是谁?一直以来,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看了倬云先生的书,才明白,其实我们基本不太知道。先生行走与书写都不便,却让思考走到最远,穿越了历史与成见。我们的不知道,正是一种对他致敬的方式!

——白岩松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编辑推荐

1、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最近十年最重要的著作。《说中国》是许倬云先生近年来最重要的著作,撰写期间备受中外学者期待。他持续思索中华民族的内涵和外延,在世界文明存在(Being)和变化(Becoming)之大潮中,分析中国应如何自处,也期盼中国能正确认识自己的特性,融入全球化之中。

2、“中华民族”的“化学定性分析”。“中国”的演变过程变化多样,“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也是错综复杂,许倬云教授从政权、经济、社会和文化观念四个关键方面,梳理中国的广土众民如何形成一个坚实的共同体,分析我们为什么会自称“中国人”、“中华民族”,外国人又为何称中国人为“汉人”、“唐人”、“华人”。

3、葛兆光教授撰写万字长文,深入解读。中国这个庞大的共同体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历经两千多年,从未崩溃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谁是中国,谁是中国人?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撰文解说,让我们收获更清晰而深刻的认识。

4、任志强、张维迎、白岩松联合推荐。三位不同领域的佼佼者,跟随许倬云穿越历史与成见,在中国的大熔炉中,提倡包容开放的气度和天下格局,寻找通往光明之路的指引。

精彩预览

第二章 夏商周:核心的形成

在第一章谈到,红山、大汶口、良渚、石家河,这几个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在距今四千多年几乎同时衰落。接续它们的,却是一些不如这些文化的地方文化。

然而,在那个时候,在黄河沿岸却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地方文化,不但没有衰落,而且显示出稳定发展的潜力:从今天关中地带的半坡文化开始,此后一直延伸到今天郑州附近,沿着黄河中游向两岸扩展。究其原因,还得归结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豫东地区的二里头文化。这系列的区域文化,都显示采集和狩猎逐渐减弱,社会稳步走向农业文明的特征。

相对于渤海外围传统中的五帝集团,黄河边上出现的这一个新石器农业文化并没有引人注目的特色:没有红山文化的玉器,没有大汶口文化精致的陶器,也没有巨大的公共建筑和墓葬。这些黄河边上的农人,老老实实地耕种土地,取得足够维生的资源;他们聚族而居,发展为一连串的村落。在沿海区域文化衰落的时候,稳定的黄河地带却是一枝独秀。

从衰落地区外移的人口中,有不少迁徙到了黄河与长江边上,即今天的河南、安徽、湖北等处。例如,“祝融八姓”是一个崇拜高天的族群,与渤海周边的五帝系统有相当大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他们迁移到豫、皖一带,其中的芈姓更南下进入汉水流域,结合原来石家河文化故地的“群蛮”,成为后世楚国的前身。

这个黄河边上的地带在地理学上被称为黄土台塬,累积了千万年来由黄河搬运过来的黄土,土壤深度从数百尺到数十尺不等。但是由于黄土细如粉末,堆积的黄土中有许多细孔,犹如毛细管,可以将地下深处的水分不断吸引到接近地表处,以支撑植物的成长。于是,虽然一样是受到气候寒暖的影响,但黄土高原上的农作物不会真正缺水。在后世,黄河泛滥或是干枯都会造成灾害,是因为人力糟蹋自然环境,毁坏了保持水土的植被。那时,黄土台塬虽然也要承受季节性的泛滥,然而黄土本身犹如海绵,很快就能将过多的水分储蓄在土层下面,不至于造成严重的灾害。在这种天然条件下,人付出一份劳力,就会有一份收获。这一系列的文化,并没有将它的资源浪费在耗时费工的玉件和精美陶器的制作上,也没有劳役大批的人力来建筑土山和大型墓葬;他们的资源只是不断地循环使用,保持稳定的成长。

当渤海外围的许多族群,包括炎黄系统的农耕者和太昊、少昊、颛顼那些崇拜高天的族群,也因为渤海冲积平原气候转变而发生人口外移时,他们首先遭遇到的,就是黄河中游这一大群农人。各处移入的族群带来老家原居地的文化因素,丰富了新居地区的文化内容。于是,在黄河中游的文化,可以找到东、南两面文化的成分,它们都融入“中原”。

在尧、舜、禹的传说时代,也就是所谓禅让的时代,正是那些大型文化衰败的时候,族群的霸权从渤海周围转移到黄河三角洲的顶端。据说尧和舜的活动地点就在今天的山西、河南的角落上;而禹所代表的夏代,到今天还留下一个地名—“夏县”。现代考古学刚刚开始时,徐旭生先生为了追寻夏代的所在,也不断地在豫、晋东面交接处大范围地寻找。在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这是一个属于复杂共同体的都城,城址很大,出土的文物数量众多,而且内容复杂,包括冶铸青铜的遗存和相当数量的小麦残迹。2013年中国考古重大发现之中,有距今四五千年的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它出土了冶铸青铜的炼渣、尚待加工的玉材和不少麦类遗存。考古学家认为,那时的河西走廊已经是东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孔道。这一发现显示,二里头文化已经吸收了中亚、西亚的文化成分,引进两河古代文化培植的麦类,增加了粮食供应的多样性;尤为重要的是,二里头文化还掌握青铜的冶铸技术,这必定提升了这一文化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考古学家们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所在就是夏代的首都。从黄河三角洲的顶端一直到关中,包括山西运城的平原,这一个族群共同体占有的地方不小。这一个地区,就是后世所谓的“中原”。从夏代开始到商、周,这三个复杂共同体的连续发展都以这个地区作为基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核心地带—从“中原”这两个字就可以意识到,从那时以后,这一片平原就是中国的中心。

尧、舜、禹的“禅让”,自古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正统的历史观,认为前一个君主选贤自代,政权被和平地转移;另外一个说法,则是《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这三个君主之间的转让并不是如此和平—舜曾经放逐尧,禹也曾经放逐舜,而禹的儿子启,则是以武力取代了据说本来被禹选作接班人的益。这两个说法都显示:一个大的共同体的领袖权力还并不太稳定—表面上是“禅让”,实际上还是以实力决定谁做领袖。从这三个“圣王”各自有自己的族群渊源来看,这个大型共同体大概是一个部落联盟。中原的部落联合起来,其力量会超过渤海周边的那些群体。所以,中原的领袖可以号召别处的族群领袖,以会盟的方式号令群雄。据说,禹领导会盟,甚至将晚到的部落首长处刑,以彰示自己的威权。

禹所建立的夏后氏,也并非持续不断地执掌霸权,中间也曾经被后羿取代,要等到少康中兴,夏后氏的霸权才稳固下来。根据传统的年历,夏后氏曾经享祚将近二百年。即使中间有过中断,这个霸权的延续也足够建立一个相当稳定的权力中心—这就是核心地区出现的第一阶段。

在古代气候寒冷期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距今三千

七八百年的时代,商人代替了夏后氏,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国。商人的老家应当是在渤海地区,他们大概也是崇拜高天,而且有玄鸟生商的传说,自认为是五帝系统的后代。在不同的传说中,例如《易经》和《楚辞•天问》,都曾经提起过,商代祖先在渤海冲积平原上曾与放牧为生的有易氏有过密切的来往。商人的崛起,是不是也缘于渤海平原受到天气寒冷的影响,他们不得不向中原扩张?

关于商代的前半段历史,我们也只能从传说和考古材料中获得一点模糊的知识:知道他们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拥有战车和马匹;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相当复杂的组织,足以统治广大的地区。在商代的后半段,他们的首都已经搬到今天的安阳。因为殷墟的考古工作,我们掌握了相当清楚的知识,能够重建商王国的情形。

在搬到安阳以前,他们曾经数次迁都。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如此频繁迁都,有人以为是躲避洪水的泛滥,也有人以为是战争的原因。我个人以为,他们迁都的方向是逐渐西移的,也就是说逐渐搬到中原的中段。这样一来,一方面他们可以顾及黄河中下游和淮水流域,另一方面也可以接近陕西的关中,间接联系到西去中亚的通道。在考古发现上,不少地方都有与商代同时而具有商文化特色的据点:北到河北的藁城,南到湖北江陵的盘龙城,都有商人的据点;在东南方面,江西新赣大洋洲遗址的文化内涵具有浓厚的商文化特色。这几个遗址,大概代表了商人在各地扩张的力量所及。在西边的关中,商人的力量足够掌握华山之下的通道,由“崇侯”负责据守。后来替代商的西周,也长期受到商文化的影响,甚至于接受了商王的领导地位。

商王国疆域已经超越了黄河中游,代表了后世“中原”观念的范围。商王国并不是直接治理各地。首都被称为“大邑商”,在首都的外围有许多子姓的王族,即所谓“多子族”,他们拱卫都邑。有的王后自己也率领部下,居住在都城四周的某一处。这种安置,其实和草原上游牧民族—例如蒙古的“斡耳朵”—相当类似。在其四周则有商人的城邑,由王国的使者负责监督;再外面,则是商人友邦;最外圈,是一些称为“方”的族群国家,例如土方、人方等。

这一个同心圆的布局,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一个模式,即所谓“内服”、“外服”、“五服”、“九服”等。商代的一些友邦中,有些在远处遥奉商人的号令。董作宾先生根据商人卜辞资料,重建了商王远征人方的事迹:人方地处今天徐、淮一带,商王曾经率领军队在人方巡视,行程中间没有发生战争,商王处处得到招待—这就是以武力确立自己的霸权。至于鬼方,则经常和商人对抗,鬼方可能是在今天的山西境内。商人抵抗鬼方,每次动员武力,常常以五千人为单位,不断增兵,可见战争规模不算小。远在关中的西周,本来也不过是一个奉商人号令的小国,称商人为“大邦”,足见商王国力量的强大。

从殷商后期首都安阳的遗址中,考古学家找到大量文字记载。这些称为“卜辞”的文字,已是字形、语法都很成熟的书写系统。至今,我们还没有在别的中国古代文化遗址中找到更早的复杂书写系统。仅仅这一成就,就使商人拥有管理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工具,也使商文化具有涵化其他同时代文化的重要资源。后来,西周的力量强大到足够威胁商人。最后,西周集合了商人北面、西面以及西南面的一些部族,形成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势,终于代替殷商成为当时中国的领主。周人之所以能够接续商人成为中原之主,也是因为他们继承了商人拥有的文化资源。

周人本是居住在陕北、晋西的族群,毗邻河套地区。他们原本务农,但在天气寒冷时期,也曾经依靠牧养为生。后来,他们又沿泾水南迁“周原”—后世称为关中的黄土高原地区。姬姓的周人与西邻姜姓族群密切合作,发展为中原以西的一个盛国。周人事商为“大邑商”,自居商王国的附从。西周经过三代的经营,逐渐发展,才具备有挑战商王国的力量,并终于取得中原的主权。在牧野之战后,周人开始考虑建都的地方,除了“大邑商”的观念之外,周人又提出另外一个观念,将嵩山称作“天室”,认定中原为“天地之中”—这是“中原”观念的具体落实。

于是,周人把首都放在自己老家关中,而在殷商地区的雒邑建立了成周,作为统治东方的都邑。宗周和成周两都并立,构成了周人政权椭圆形疆域的双中心,彼此相依,互为唇齿。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当时周邦实质的统治者,就经常带着他的幕僚往返于两地之间。

周人在全国建立了绵密的封建网络,每一个封国不是亲戚就是子弟,而且鼓励周人子弟和外姓通婚,使得所有封君都成为周人的亲属。更重要的是,根据考古发现的宜侯夨簋铭文和《左传》关于分封唐叔于晋的记载,每一个封君前往封地时,必定率领周人的部队和投降的商人部队,加上周人的一些专业工匠和技术人员,共同建国。当地土著居住在城外,那些封君带来的族群则居住在城里,虽然人群分成两种类型,两者却设立了共存的机制。例如,统治者的奉祀处称为“王社”,而当地人也有自己的“社”。武王的弱弟唐叔就分封于山西,建立晋国,接受的指令是:必须尊重当地夏人的文化传统和土著戎人的风俗习惯。周公儿子伯禽分封鲁国,那是奄人的居地。鲁国就有鲁国的“社”,与“奄社”并存。孔子的祖先来自商王国旧地的宋国,迁徙鲁地,所以他就自居为处于“两社之间”。

周封建的诸国都有都邑,居住城内的国人和城外的野人并没有文化的高低,只是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以稍加区别。因此,周人的封建系统等于编织一个庞大的网络,将所有的族群都笼罩在内,并不排斥外人。周人实行外婚制,与外人通婚姻,长期共存,逐渐结合为一体。

周王号令所及的疆域,又大于商代。西边有关中的宗周,王畿之内还有诸侯的封邑,包括同姓与异姓诸侯;另有一些原居族群及陆续从外面渗透进周土的族群。后者颇有自称王号的小国。东方的中原分别分封姬姓和姜姓子弟以建国,在各自的封疆之内,已如前述,为多族群的混合体。

随后,周人又从中原向东扩展,推进到山东半岛,由姜姓首领姜太公(姜尚)的长子建立齐国,负责东进事业。姬姓重臣召公一族,则自此北上,追赶退回渤海故地的商人余部,在今日北京附近建立燕国,负责绥靖北路。沿着太行东麓,又有姬姓的卫、邢诸国,与东都成周四面诸国呼应。沿着黄河两岸,北岸的晋国与南岸的虢国,夹岸拱卫两都之间的通道。

在如此布局中,每一个地处边缘或前哨的封国,无不负有融合异族的任务。晋国奉命安抚夏人和戎族,前已述及。考古发现的燕国遗址,处处显示周文化与当地土著及北方山戎族群的混合。汉水和淮水流域的封国,成串安置在中原的南方前哨。他们分别与当地土著混合,这种不同文化共存的多元性,在考古遗址中也经常有所反映。这些地区里,“祝融八姓”的后裔散据各处。其中最重要的发展,则是芈姓与今日湖北北部的百蛮联合起来,创建楚国,它在日后成为了南方的大国,面对中原,楚文化俨然是南方文化的主流。

东方的齐国地大人众,面对沿海一带的古老族群—夷人,既需安抚,又要防范,不是易事。根据《荀子》和其他先秦古籍记载,到了距今三千年周穆王在位时期,东方的徐王偃居然还能号召二十六“国”,自己称王,挑战周王权威。徐人的这一地区,大约就是前文曾经提过的商代的“人方”,那些族群即是古代环渤海周围的古文化的后裔。

周人以齐国和王室的力量平服了徐国。徐、舒族群遂逐渐分散,迁移到淮水、长江各地。据费孝通和潘光旦的研究,后世带“余”部的姓氏所分迁之处,有诸如徐、舒、畲、畬甚至涂、嵞之名,均可能是那些海滨族群的后代在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等地留下的。

从夏后氏比较笼统的霸权,经过商人同心圆布局的统治机制,最后到西周的封建网络,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促使“中原”成为中央政权的基地,而又以同心圆的方式扩散其势力于各处。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界线,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于是,即使在古代各地的居民原来可能是有不同基因的族群,经过如此布局,实际上所谓的“中原”居民,已经是来源复杂的混合体。“中原”向四周扩散,又不断混合,终于熔铸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

中国古代的这一格局,和欧洲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在欧洲,一批又一批新进入的族群,凌驾在当地人之上成为“贵种”,没有融合各种族群的机制,致使族群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整个欧洲核心不断转移,由爱琴海周边移到地中海的意大利,又移到西欧的法国,又分化为日耳曼的中欧和大西洋上的英伦,最后转移到北美大陆。欧洲的东部从罗马分裂后又自成局面,与西欧、中欧分道扬镳。各个核心之间难以融合,多有抗争。独一真神的信仰又具有强大的排他性,更使得族群之间的冲突至今不能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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