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未来的世界充满了一些陌生的旋律
当未来的世界充满了一些陌生的旋律
你或许会想起现在这首古老的歌曲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日，罗大佑在小巨蛋舞台上奋力唱出这首他二十九岁写的歌。当年那帧唱片封面，一身黑的罗大佑孤傲地站在夜色之中，几乎与背景的暗夜融为一体。你再怎样逼视他的脸，都永远望不穿那副墨镜后面的眼神—彼时他不分昼夜永远戴一副墨镜，得再过好几年，我们才等到他摘下墨镜，露出灼灼的双眼。我们觉得他酷毙了，罗大佑后来却告诉我：戴墨镜是因为他怕羞，不习惯和众人目光交接。
一九八三，那确实是一个已然十分遥远的时代：麦当劳还没登陆台湾，李登辉还没被蒋经国提拔成“副总统”，“江南案”、金融弊案“十信案”、扫荡黑道的“一清专案”都还没发生，美丽岛事件刚过三年，民进党则还有三年才要成立。唱片行犹摆着一排排的黑胶唱片，我们都还不知道卡拉OK是什么东西。这片岛屿刚刚历经七○年代的一连串颠簸，正摇摇晃晃迎向一波波更为激烈的大浪。许多人殷切等待足以描述、解释这一切的全新语言，于是一首歌也可以是启蒙的神谕，一张唱片也可以是一桩文化事件。一个音乐人不但可以是艺术家，更可以是革命家、思想家。
罗大佑自己未必乐意被贴上那么多的标签，他曾对我说他希望自己墓碑上的头衔是“作曲家”。论思想，罗大佑从来不是一个激进者，他更从未打算当什么革命家。当年国民党查禁他许多歌，“党外”又嫌他不够激进。大佑回顾旧事，只淡淡地说：歌从来都不是反革命的武器，枪炮才是。
小巨蛋的舞台上，五十七岁的罗大佑唱了三个多小时、三十几首歌，直到最后一秒都元气饱满，而且坚持不用“提词机”—他对我说：人在舞台上，得把“安全网”撤掉，把自己抛进那带着几分危险的状态，才能保持警醒。这话说得分量不轻：我们都知道，大佑奇崛曲折、意象绵密的歌词，恐怕是中文流行乐史上最难熟背的一批文本。他的确唱错了几处，然而谁忍心苛责呢？对一个愿意拆去安全网的走索者，我们都不该吝惜掌声与敬畏。
一九八四年，我是见证历史的幸运者：八三、八四年的除夕夜，罗大佑连续两年在南京东路中华体育馆办跨年演出，成为台湾第一个办个人摇滚演唱会的歌手。那枚淡青色美术纸精印的票根就像圣地朝拜迎回的灵符，被我妥帖收藏至今，那年我十三岁。我记得一身黑的大佑踩着那双白灿灿的阿迪达斯球鞋，记得他一曲唱罢顺手把铃鼓远远抛向观众席，引爆满场欢呼，记得全场大合唱《未来的主人翁》，那时这首歌还不满两岁，上万观众跟着他合唱“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那两场演唱会后来辑录成实况专辑《青春舞曲》，当年销售不佳，也不怎么受史家青睐，却是我大学时代反复聆听的究极爱碟。我曾在随身的笔记扉页抄录其中的警句：
有人因为失去了生命而得到了不灭的永恒
有人为了生存而出卖了他们可贵的灵魂
心中深处的天平上，你的欲望与真理在斗争
曾经一度自许聪明的你，是个迷惑的人
——这是《盲聋》，大佑在舞台上把它改编成壮烈无匹的重摇滚。短短几行，镶满深奥沉重的名词，如今还有谁敢把生命、永恒、灵魂、欲望与真理写进同一段歌词呢？大佑迷惑的剖白，却在我脑中推开了一扇门，门外世界七彩纷呈，二元对立的简单信念已不足以支应。就像《我所不能了解的事》唱的：
一阵一阵地飘来是秋天恼人的雨
刷掉多少我青春时期抱紧的真理
如果没有缤纷的色彩只有分明的黑白
这样的事情它应该不应该？
拿一支铅笔，画一个真理
那是个什么样的字？
那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事
我的青春期，正是“后解严”的狂乱时代。大佑这段歌词，曾比任何励志格言都更准确地照亮我年少的凌乱与困惑。大佑歌里常有“青春”两字，多半是过去式，唱的几乎都是一脚踏进“大人世界”的不甘心。然而，无论面对的是“大我”破碎的国族历史抑或“小我”挣扎的苦痛情伤，大佑从来不肯堕入虚无。他太固执、太倔强，宁可遍体鳞伤，也不愿别过脸、转过身，假装一切不曾发生。
那个充满“启蒙焦虑”的时代确实是过去了，而我始终不大确定这究竟算不算一件好事。前不久在一间公立大学的课堂，一位同学很诚恳地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过得太爽、太舒服，都没有可以反叛的东西了。”那天在小巨蛋听着大佑一句句唱出这段歌词，那个大男孩恳切的面孔又浮现脑海：
每一个今天来到世界的婴孩
张大了眼睛摸索着一个真心的关怀
每一个来到世界的生命在期待
因为我们改变的世界将是他们的未来
假如再见到那个男孩，我真想跟他郑重说声对不起。我想让他知道：这种种不堪，我们这辈人其实也有份。我真想让那个孩子听一听这个老歌手在他出生前好几年就写下的歌词，在这已然充满了陌生旋律的世界。我想跟他说：曾经有一个黑衣墨镜的青年，他既不算思想家也不是革命家，然而他确实以警句和寓言描述了那个我们当时还无力描述的世界，也一并预言了我们不忍逼视的未来。
二○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