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喜欢弄菜。在饭馆吃过某种菜，觉得味道不错，妻就常回家凭着印象试验起来，倒并不依仗《菜谱》。妻一方面常对我毫不留余地倾泻她的牢骚：“你就知道吃现成饭！你哪里知道从采购原料到洗刷碗盘这当中有多少辛苦！”这时候我觉得她就是“三闾大夫屈原”。另一方面她又常常一个人在那里琢磨：“这个星期天该弄点什么来吃呢？”我和儿子出自真心地向她表态：“简单点，能填饱肚子就行！”而她却常常令我们惊异地弄出一些似乎只有在饭馆里才能见到的汤菜来——除了中式的，也有西式的；当我和儿子舔唇咂嘴地赞好时，她得意地笑着，这时我又觉得她就是刚填完一阕好词的“易安居士李清照”。当然，太频密是受不了的，但隔两三个月请一些友人来我家，由她精心设计出一桌“中西合璧”的饭菜，享受平凡人的吃喝之乐，亦是她及我们全家的生活兴趣之一。我出差在外，人问我想家不想，我总坦率承认当然是想的，倘再问最想念的是什么，我总答曰：“家中开饭前，厨房里油锅热了，菜叶子猛倒进锅里所发出的那一片响声！”这当然更属琐屑到极点的人生乐趣，然而，如今我不但珍惜，并能比以往更深切地享受。
写了几年小说，挣了一些稿费，因此家中买来了一架钢琴。客人见了总千篇一律地问：“给儿子买的吧？请的哪儿的老师教？”其实，倒并不是冲着儿子买的。妻虽是个平凡到极点的装订工，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她亦绝不例外。美的极致，有人认为一即音乐，一即高等数学。高等数学之美，少有人能领略，音乐之美，却相当普及。妻上小学时，家境不好，而邻居家里，就有钢琴。叮咚琴声，引她遐想，特别是一曲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她在少女时代的梦中，就频有自己竟坐在钢琴前奏出旋律的幻境，因此当我们手头有了买下一架钢琴的钱币时，她一议及，我便呼应，两人兴冲冲地去买来了一架钢琴。钢琴抬进家门时，我俩都已年近四十，然而妻竟在工余饭后，只凭着邻居中一位并不精于琴艺的老合唱队队员的指点，练起了钢琴来，并且不待弹完整本“拜厄”，便尝试起《牧童短笛》。也许是精诚所至吧，一曲连专业钢琴手也认为是难以驾驭的《牧童短笛》，经过一年的努力，硬被她“啃”了下来，后来又练会了《致爱丽丝》《少女的祈祷》等曲目，自此以后，我家的生活乐趣，又大有增添；在妻的鼓励下，我以笨拙的双手，也练会了半阕《致爱丽丝》。当春风透入窗隙，或夏阳铺上键盘，或秋光泻入室中，或窗外雪片纷飞，我和妻抚琴自娱时，真如驾着自在之舟，驶入忘忧之境。我们的儿子反倒并不弹琴。
感谢生活，给了我们一架钢琴。感谢钢琴，使我们能更细腻地品味生活。
如今侨寓美国的小说家钟阿城在一篇纪念其父钟惦棐的文章中回忆说，他18岁那年，父亲坐到他对面，郑重地对他说：“阿城，我们从此是朋友了！”我不记得我父亲是从哪一天里哪一句话开始把我当作平辈朋友的，但“成年父子如兄弟”的人生感受，在我也如钟阿城一般浓酽。记得在“文革”最混乱的岁月里，父亲任教的那所军事院校武斗炽烈，他只好带着母亲弃家逃到我姐姐姐夫家暂住，我那时尚未成家，只是不时地从单位里跑去看望父母，有一天只我和父亲独处时，父亲就同我谈起了他朦胧的初恋，那种绵绵倾吐和絮絮交谈，完全是成人式的，如兄弟，更似朋友。几十年前，父亲还是个翩翩少年郎时，上学放学总要从湖畔走过，临湖的一座房屋，有着一扇矮窗，白天，罩在窗外的遮板向上撑起，晚上，遮板放下，密密掩住全窗；经过得多了，便发现白天那扇玻璃不能推移的窗内，有一娟秀的少女，紧抿着嘴唇，默默地朝外张望；父亲自同她对过一次眼后，便总感觉她是在忧郁地朝他投去渴慕的目光，后来父亲每次走过那扇窗前时，便放慢脚步，而窗内的少女，也便几乎把脸贴到玻璃之上；渐渐地，父亲发现，那少女每看到他时，脸上便现出一个淡淡的然而蜜酿般的微笑，有一回，更把一件刺绣出的东西，向父亲得意地展示……后来呢？父亲没有再详细向我讲述，只交代：后来听说那家的那位少女患有“女儿痨”，并且不久后便去世了。那扇临湖的窗呢？据父亲的印象，是永远罩上了木遮板，连白天也不再撑起——我怀疑那是父亲心灵上的一种回避，而非真实，也许，父亲从此便不再从那窗前走过，而改换了别的行路取向……
对父亲朦胧的初恋，我做儿子的怎能加以评说！然而我很感念父亲，在那“文攻武卫”闹得乱麻麻的世道中，觅一个小小的空隙，向我倾吐这隐秘的情愫，以平衡他那受惊后偏斜的灵魂！
也许，就从那天起，我同父亲成为了挚友。
巴黎啊巴黎。巴黎有街头咖啡座。有街头咖啡座的巴黎，你真有韵味，真让人留恋……那边坐着一位令我双眼一热的顾客。为何双眼一热？他黄皮肤、黑头发……那颧骨，那鼻头，那嘴唇，那表情……不消说，是同种。我们先用眼睛打了个招呼，接着相对微微一笑。
我想了想，便站起来，走了过去，同他坐在同一张圆桌旁。
为什么要想一想？因为在法国，在巴黎，你是不好轻易去同一位不认识的人讲话的——当然，问路除外。
他先用英文问我：“日本人吗？”
不知为什么，在巴黎，我常被人这样询问。人们总是先问我：“日本人吗？”及至我摇头后，才会问：“中国人？”
我也用英文问他：“日本人？”
我们两个都笑了。
“中国人。”
“中国人。”
乡音入耳，两个人都有点“惊呼热中肠”的味道。
侍者走了过来：“先生，要点什么？”
他先说：“一杯‘柯涅克’，不要加冰块。”
显然，他已经并非地道的中国人。地道的中国人在这种场合，是不会只为自己一个人要酒的。
我便说：“一杯香槟，加冰块。”
我们各付各的钱，各喝各的酒，典型的欧美人交友方式。在中国，人们这样相处是要脸红的。但他很坦然，我便也坦然。
“从北京来？”他问我。
我点头。“你呢？”我问他。
他淡淡地一笑：“我在此地定居。从国籍上说，我是法国人。”
原来如此。
我本有好多话要说，他这么一宣布，都挤在喉咙口，出不来了。法国人！对一位已经相识的法国人，你尚且不能向他打听他的历史、他的行踪、他经济状况和家庭状况，更何况是这样一位刚刚开始与之交谈的法国人。
我们沐着秋阳，各啜各的酒，沉默了一阵。
毕竟我们同种，我觉得问一问也无妨：“你过得好吗？”
“很好。”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接着问我：“你对法国印象如何？”
“很好。”我告诉他，“尤其是巴黎，太美了，而且是一种充满文化气氛的艺术美。”
他忽然笑了。他告诉我：“我前几天刚看到一篇小说，中国刊物上的小说。我常到大学图书馆去借看中国时下的刊物，包括文学刊物。那篇小说写的是两个我这样的人，跑到西方来，结果堕落了——女的沦落为娼，男的参加了贩毒集团。真是妙不可言！”
我不知他那“妙不可言”究竟是褒还是贬。
“是有这类的小说，”我说，“我好像也看到过。”
“那其实算不得小说，”他终于表露出他的好恶，“因为那不真实，也完全谈不上浪漫，那只是为了宣传一个干瘪的概念：西方不好。西方的确有说不尽的阴暗面，但是西方不是那位作家讲给读者的那么回事。别那么写东西，那对中国的读者没有好处。”
我只喝酒。我盼他再说。
他果然接着说了下去：“比如法国。一个中国妇女跑到巴黎，要当妓女，你以为容易吗？这里的妓女没有点办法的人是当不上的。你去过‘红灯街’吗？你得知道，妓院都有法律管着，不许随便开业的，妓女……别的且不去说它，光身体检查，就严格得很，一点不合格，就要吊销资格的……而且在许多法国人眼里，当妓女同当公司职员、超级市场售货员、出租车司机……一样，无非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收入相当高的职业，并非就是堕落，能那么容易就让你一个新来乍到的外国妇女当上吗？好笑！……”
我仍旧沉默，姑妄听之。
“……至于贩毒，那就更不是一个新来乍到的外国男子所能荣幸承担得了的！就是一般的法国男子，想‘堕落’到那集团中去，也谈何容易！人家会要我吗？——就算我想加入！那是一桩很大的事业，当然，是黑社会的事业，政府是禁止的，警察天天在跟他们斗法……不过，那位作家真该搞清楚，他笔下那个中国男青年，此地的黑社会是绝对不需要的……”
我啜香槟。我觉得他很滑稽。他似乎有一种优越感。他凭什么感到优越呢？就因为他成了法国人？
“啊，对不起，”他喝了一口“柯涅克”，耸耸肩膀说，“我说得太刺激了吧？”
我笑笑说：“你批评了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我没读过，我无从判断。”
“是的是的，”他忽然又兴奋起来，引出新的话题说，“你坐过此地的地铁吧？”
我告诉他：“自然。这几天我净坐地铁，到巴黎各处去游览。”
他便说：“你对巴黎地铁印象如何？我以为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的那两句诗，最能体现出巴黎地铁的韵味：‘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你我便都曾是那花瓣之一，而且我恐怕还要一再地从那湿漉的黑色枝条上抖落下来……”
我不能共鸣。我说：“我可毫无那样的感觉。我不是幽灵。我眼中的地铁车辆也引不出湿漉漉黑色枝条这类的联想来。”
他苦笑了一下。为什么苦笑，不知道。
“我过得很好。”他玩弄着手中的高脚酒杯，沉吟地说。
“很好吗？”我审视地望着他。
他眼睛朝着街那边，似乎是在凝望一个巨大的灯箱广告，那广告正宣传着某种化妆品。“是的。我会法语。我英语也不错。我能干。我有固定的职业。我收入颇丰。我有比中国副部长更好的住宅，有私人汽车。花店一周给我送两次鲜花。我订的是郁金香，真正荷兰种的郁金香。夏天我去西班牙巴塞罗那海滩度假，冬天我去北非。我有妻子，也有情妇。我习惯这里的生活方式。我既去罗丹博物馆看高雅的雕塑，也去‘红磨坊’和‘丽多’那样的夜总会看袒胸舞、脱衣舞。我爱喝这‘柯涅克’白兰地，但我一般并不加冰块喝。我有怪癖，爱听砸玻璃的声音。我这种癖好在这里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说着，他似乎便要把手中的玻璃杯朝地上掷去，但终于还是没有掷，只是把杯中的残酒泼掉了。
我不理解他。他是怎么跑到这个地方，当了外国人的？他要不说，我也不便问。他接着往下说：“别那么样地看着我。用你们习惯的语言说——我不是坏人。我是根据中国的政策，合理合法地到这里来的。我当过十五年的华侨。我出席每一次华侨总会组织的活动。我和你一样爱国，爱中国。可是在这里当华侨是很难的，除非很有钱，否则，就是入法国籍。因为不入法国籍，当侨民，要受许多限制，有的职业你就谋不上。当然入法国籍也不容易。好多北非人、阿尔及利亚人，就那么个悲惨处境，当侨民，人家讨厌，入法国籍，人家不要。有一种舆论，要把他们遣返回去，就是轰回去。有的华侨，穷的，处境也有点尴尬。我不尴尬。我成了法国人了，更不尴尬。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信吗？每一次中国的球队来此间比赛，我总是买票去捧场；每一个中国的艺术团体来此间演出，我总去看，还往后台送花篮……”我不得不问他了：“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呢？我并没有怀疑你，认为你不爱中国……”
他又要了一杯“柯涅克”边喝边说：“我们还是来谈小说。像那位作家，他如果想写得深刻他就该来了解我，写我……”
“你不是在此地生活得很好吗？”我问他，“人家是要揭露这里的问题，唤起中国读者的爱国之心；写你，说你在这里生活得很好，怎么能完成他的主题呢？”
“能，”他肯定地说，“能够的。”
我有点吃惊，他是什么意思呢？
“是的，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但是我很苦闷。”
“为什么呢？法国人歧视你吗？——当然，你现在也是法国人，我的意思——”
“你不用解释，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问这里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歧不歧视我？法国很少有种族歧视。我没遇到过因为我的种族、肤色、长相歧视我的事情。这里的知识分子歧视没有文化教养的人，一般市民歧视没有钱的穷人，而我呢，应当说文化教养和金钱地位都不欠缺，因此也没遭过这样的白眼……”
“那么，你苦闷，是纯属私生活当中的因素了？”
“不，我的私生活大体上也不错，挺有滋味。”
“那么，我弄不懂了……”
“你们永远弄不懂，除非你亲自来试一试！”
“试一试？”
“对，来体验体验这种滋味。没有堕落，既没有当妓女，也没有当黑手党。没有对不起祖国的言论和行为，因此当然也没有相应的心理负担。没有受歧视，也没有贫困和沦落。总之，一切都挺好……”
“挺好，干吗还苦闷呢？”
“这种苦闷是无法排遣的。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无论如何是不能彻底溶解到这个世界里来的。人家并不一定歧视我，可是我抬眼望去，满眼是不同种的人。你是来访问，你只觉得有趣。可你倒试试看——在这里生活10年，15年，25年，一辈子！你穿得跟人家一样，你话讲得跟人家一样，你派头也跟人家一样，人家对你也挺好，可你还是你那个种。一个人生活在不同种的人的包围里，再怎么也是苦闷的。不信你试试！试试！”
我望着他。我可怜他。
“这还只是表面的一层。你抬脚走来走去，凯旋门，很雄伟，很美，但跟凯旋门相联系的一切，比如，那个赫赫有名的拿破仑，是人家那个种族的……你来参观，来游览，你当然兴致勃勃，异国风光嘛！可是我是法国人，我在此地定居，而我脚下的地面，这地面上的一切，却是人家那个种族长久享用的创造的，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凡尔赛宫的喷泉，塞纳河的桨声灯影……对我来说永远只是一种血肉之外的东西。我现在所享受的一切，不是我自己的祖先创造的，它的历史与我的存在无关！这里再好，人们对我再客气，我也总还是一个异物，一个异类！啊，你要是能理解我的话就好了！……”
我理解。不过，我也不理解——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回咱们中国去呢？”
他沉默了。隔了一阵，他干了杯，用一方手帕仔细地揩了嘴，所答非所问地说：“我并不是后悔。凡我做过的事，我从不后悔。”
他看了看表，立刻站起来，把小费掷到桌上，有绅士风度地向我告别说：“谢谢你同我交谈。我走了。”
我便也笑着说：“也谢谢你同我交谈。我还要略坐一坐。”
他走后，我略坐了一坐，也便离去。我顺着那条街往下走，一路上都是街头咖啡座。巴黎真美。街头咖啡座真妙。我一点也不苦闷。我知道这一切美的事物都是法兰西民族创造的。我是他们的客人。我愿常来做客。
可是我这次的访问就要结束了。我依依不舍，但又归心似箭。我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来，朝香榭丽舍的民航办事处走去。我要去办OK手续。我脑海中不知为什么浮现出了北京故宫的筒子河，以及紫禁城的那锯齿形城堞，还有城堞拐角处的角楼。
我幸福地微笑着。
你的生活中自然会有树，什么树？就是你院中的树，或窗外的树，或你每天路过的街道上的树，或公园绿地的树，或田野山林中的树……大树，小树，古树，新树，落叶树，常青树，开花的树，无花的树，枝繁叶茂的树，瘦骨嶙峋的树，青春焕发的树，半枯发蔫的树，姿态优美的树，蠢然丑陋的树……是的，同你每天有意无意总要与这个那个人接触一样，你每天一定会接触到一棵以上的树。在你所接触的人里，有你的朋友吧？那么，在你接触的树里有你的朋友吗？
我的邻居老佟，有一天，我偶然看见他站在楼下绿地一隅，面对一株小叶枫，神态很特别，嘴唇蠕动着，我就过去招呼他：“您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自言自语啊？”
他回过神来，见是我，便对我说：“怎么是一个人？我这不是在跟他说话吗？”他？他是谁？原来，老佟说的“他”，便是那株小叶枫。开头，我觉得老佟这么个行径，有点神经兮兮的，可是听他跟我细讲了讲，我就很服膺他的作为。
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很讲究“天人合一”，西方人，现在也很讲究环境保护，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我们人和自然界，尤其跟动植物都应是一种亲和的关系。老佟说，不要总是麻木地对待我们生活里所见到的这些树，光是笼统地觉得它们好，绿得可爱，也还不够。他说，应当至少从那许多的树里，找出最能与自己心灵相应的一棵来，交一个树友。他就跟这株小叶枫，交上了朋友，常到“他”跟前，与“他”进行动情的交流，诉诉自己的感怀，诵诵古词新诗，而从小叶枫枝丫的摇曳、叶片的光泽、树形的变化、气息的氤氲中，他感到一种丰富的回应……他说，在这样的交往中，不仅身心俱畅，而且，有一种升华融汇于天地万物之中的快感！
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树友。
即使仅仅作为一种小小的生活情趣吧，我也建议读者诸君，都从日常所接触的树木里，找出一株自己最喜欢——起码是最顺眼的，当作朋友，哪怕是仅仅在路过时格外地对“他”多关注几眼，那潜在的好处，也是妙不可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