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
现在当你们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应该正好在法国的巴黎。
上次去北京参加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感到很充实，所以回来之后，很希望跟听众分享一下，作了一个“北京随想”。我希望这次从巴黎回来之后也能感到同样的充实，也能跟听众们介绍一下我这次的欧洲之行。
法国跟我很有点缘，这留待以后再说。现在还是继续上个星期的北京随想，就让我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说起吧。
那是5月4日，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也是“五四”纪念日。我们同内地以外的，包括香港的、台湾的，还有外国的一些大学校长，以及其他的来宾，被邀请到主席台上去参加庆典。出来的时候，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是法国驻中国的大使毛磊（Morel）先生。他跟我在香港见过一次面，吃过一顿饭。其实这次我去法国就是由法国驻香港的总领事代表法国外交部邀请的。毛磊大使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素养、非常有风度的外交官，所以跟他交往是很愉快的。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很快就能够建立起一种相互间的良好气氛，至少是两人都觉得很谈得来。他问我法文是怎么学的，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他了。我现在也想趁这个机会跟各位听众交代一下我是怎么学法文的。
我念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公民课，老师要我们假装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些代表，假装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老师好像也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挑选就指派我做“法国代表”，要我做一个有关法国的报告。于是，两个礼拜之后，我就在课堂的模拟安理会上，穿了一件我母亲为我准备的小西装—就是我父亲的旧西装，把它改小一点，袖子缩短一截—假装是法国大使，介绍起法国来啦！那时我大概是十一岁，小学五年级。从那以后，我就对法国的东西好像特别感兴趣。所以说，有时偶然的因素也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以后在念中学的时候，每次在报上看到什么地方有介绍法国的讲座我就去听。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次有位法国专家介绍法国的电气铁路。当时是1950年代，台湾的铁路还是烧煤的，坐完两个钟头的火车，衣领上都是黑的，鼻孔更是黑的。知道法国有电气铁路自然很高兴了。那时台湾有一种风气，功课好的中学男生大都是要学工，台湾正在大兴水利，修水库，所以土木系特别吃香。我还特别查问了一下，铁路是不是属于土木系。人家说是，我就暗地里欢喜，将来说不定我能参加修电气铁路，可以到法国去学一学。之所以有那么一点幼稚的幻想，是因为当时台湾到海外留学的风气已经开始了，虽然高中还没毕业，还没有进大学，已经有了去法国留学的念头。后来读大学时有选修课，我就把所有的自由选修学分一股脑儿都选修了法文，四学期一共有16个学分。我的法文根基就是那时候奠定的。后来去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基尔大学教书，在那里住了八年。这当然对我的法文大有帮助，是进步最主要的原因。
各位听众可能都知道，加拿大四分之一的人口是法裔的，主要集中在魁北克省。魁北克最主要的城市是蒙特利尔，我住在蒙特利尔，不可能不接触到我所喜欢的法国文化和法国语言。麦基尔大学其实是加拿大最古老的一所大学，它虽坐落在法语地区，却是一所英语大学。当然，魁北克跟法国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它们之间有很多奖励交流计划，彼此有科学、文化人员的交流。我当时申请了一项跟巴黎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合作计划，我们有几年的时间彼此合作。那段时间，我每年有三四次到法国巴黎大学那位法国教授的实验室里工作一至两个星期，他也可以到蒙特利尔我的实验室来。那几年时间，我不但对法国的科学技术了解了不少，而且对法国的人情世故、社会风貌也了解得更深入了，这就是后来我跟很多法国人结下深厚友谊的原因。
话说回来，法国驻华大使毛磊先生这位文质彬彬、很有文化素养的外交官，跟我第一次见面时也喜出望外，因为他来香港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够跟一些高等教育的负责人，谈谈如何促进法国和香港的文化教育和科技的交流。他没想到，面对的是一个能够用法文跟他交谈，还对法国有了解、对法国文化很喜爱的一个人。这些是闲话，暂且表过不提。现在我请大家先听一段18世纪的意大利作曲家克莱门蒂写的三重奏，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的三重奏。
刚才我说到，我要再讲讲本月初我在北京的情况。除了5月4日参加了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外，在头两天也参加了一个由北京大学主办的校长论坛，题目是“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大概有几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校长参加。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我讲的题目是：“教育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当然，我在这里不准备把我那次发言重复一遍。总之，那个发言是比较文绉绉的，用英文写的，现在即使我想讲出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翻译过来的。但是，为什么我要提呢？因为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就对东、西文化交流很感兴趣，不论是东方文化（主要是中国的文化）对西欧的影响，或者是更能让我们经常感受到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因此，我在那个发言里，特别提出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自从西方人开始大量到亚洲来以后，尤其是从17世纪起，航运也通了，贸易更发达了，西方国家在亚洲开始有了殖民地，也有很多贸易据点和很多传教或文化教育事业的据点，所以亚洲社会有被西方社会操控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亚洲社会，尤其是文化历史比较悠久的，比如中国、日本、韩国，还有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它们都感觉到，要想让自己的文明和生活方式继续保存下去，使它们今后和西方社会共存，甚至进一步和它们争一日之短长的话，他们必须要实行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内容，第一步就是向欧洲学习。因为不可否认，欧洲人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开创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先进的文明、最齐备的法典制度、最发达的科学技术。中国人最先看到的西方的东西当然是军舰和洋枪洋炮，但是也有人看到洋枪洋炮后面有一套社会制度，有一套思想体系。总之，现代化的初步要求就是西化。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大，我在发言里不能都一一谈到。说起来，一般使用“现代化”这个名词的社会，其实都不是那么现代化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现代化的方法之一，就是把很多学生送到欧洲（后来也送到美洲）去受教育。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19世纪，他们送了很多人去欧洲学习，尤其是去英国，所以19世纪中期才有明治维新。在亚洲学生大批到达欧洲之后，同时也经过一些到过亚洲的欧洲人回去传扬，欧洲也受到亚洲文明的一些影响，对亚洲的文明有一些憧憬，或者有人说是美丽的误解，但也有很多时候是真正接触到亚洲文明的精髓，并受到影响。所以文化的影响是双向流的。欧洲人或者美国人，尤其是20世纪末期以来，感觉到从五湖四海来的学生和移民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知识，丰富了他们本身的文化。因此，为了面对全球化的经济以及为了增加多元性，他们认识到，一定要国际化。
在现阶段，提倡国际化的，多半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学。在今天20世纪末来讲，几乎没有哪一个发达国家的大学不是提倡并且致力于国际化的。国际化的一个好处就是让他们本地的学生能够跟外国的学生多交往、多交流，同时也是扩大他们本身文化的影响力。你想想看，如果有大批的学生到西欧国家去留学，这些学生将来回到他们本国之后，在思想上、文化上或经济来往上，都会跟那个国家发生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国际化对他们是有利的。但是，说到底，假如影响是相互的话，大家都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国际化跟现代化到最后，等到亚洲社会跟欧美社会发展得相接近的时候，现代化就是大家共同的收获了。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双赢了。
然而，亚洲社会发展到某个程度之后，就不能完全以模仿西方为自己的目标了，而要创造自己的风格，根据自己的历史、社会条件来创造自己新的文明，这个文明当然一部分是从西方学来的，更有一部分应该是奠基于自己的传统与现实。这就是我那个发言的大致内容。
讲到文化交流的双向流，我这次在北京特别高兴，偶然知道了我所心仪很久并且可以说是崇仰的一位欧洲人士—16世纪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的会士利玛窦，他的墓仍然保存在北京。
我从十几岁开始，就对东西文明的交往有兴趣。虽然我的工作主要是做生物医学工程的教学与研究，可是我的嗜好，或者现在可以说，副业，就是研究及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利玛窦这个人，的确是一个相当值得我们了解并且钦佩的人。他的墓在北京哪里，我还不太清楚，我下次去北京，如果能挤出点时间，我就想去查一查，找一下。
利玛窦是早期来华的天主教士。那时候是16世纪末叶，西方在中国的据点就是葡萄牙人所占领的澳门。所以利玛窦很自然地在1583年先到澳门。他充分认识到，中国已经有一个固有的、相当完善、相当发达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所以，他不是以君临的姿态，好像说“我们欧洲人非常优越，我来这里就是给你们这些没有教化的人传达我们的福音、我们的真理”。相反，他首先是学习汉语，学习中国文字，学习中国的古典文学，穿上当时明朝的儒生的服装，然后才去传他的教理。他跟当时中国几个大臣，特别有名的一个是徐光启，结交成好朋友。徐光启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士大夫，两人成为好朋友之后，接受了天主教。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在时下通用的中文里面有天主教与基督教之分，一个指旧教，一个指新教，我觉得我们应该像欧美人那样，一般可以使用广义的基督教这个词，就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宗教组织都叫基督教，包括新教、天主教及东正教在内—那么，利玛窦做了一个什么重大的决定呢？本来源自于中东的几个宗教，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坚持上帝的独一性、排他性。除了这个上帝或真主，没有其他值得崇拜的神。十诫中第一条就是说只能崇拜一个真神。但是，利玛窦到了中国以后，容许中国的教徒继续拜祖先，继续祭孔。因为在中国的文化里面，祭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可能不让人祭祖的；同时他也容许教徒祭孔，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都要到孔庙里去拜孔夫子的，考试之前更要去拜。由此可见，他对基督教的上帝的唯一性、排他性作出了某种程度的让步，也因此得到中国士大夫及老百姓的接受。这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开始，也是一个很好的典范。这是互相交流、互相包容、互相渗透、互相接纳的一个结果。
这位利玛窦神父，出身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除了是一位教士、一位语言学家之外，也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家。他曾经与徐光启合作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教授给当时的一些士大夫；他也曾经亲自画过一张当时他所认识的世界地图，把它献给明神宗万历皇帝。经过他的努力，后来陆续有很多教士来到中国，尤其是耶稣会的神父。耶稣会在16、17、18世纪的时候，是天主教中最有活力、知识最丰富的一支队伍。各位听众可能知道，天主教里面有不同的修会，虽然都是遵从罗马教皇的，但它们有不同的风格与各自的会规。从欧洲来的耶稣会的神父，也是如此。这些神父，多半是花了很大工夫学习，精通中国的古典章籍；他们很大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用淡化上帝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的做法，把上帝跟中国古时候的“天”的概念联系起来。大家知道，中国人对“天”或“上帝”是从来没有下过一个很清楚的定义的，隐隐约约知道有这么一个超自然的造物者或者最高的主宰，但是没有说清楚它是什么样子的，不像在基督教里把上帝形容得非常仔细。所以利玛窦与其他耶稣会教士为了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和相信，就把中国典籍里固有的词汇，像“上帝”与“天”和基督教义中的天地创造者和唯一的真神类似等同起来。这造成后来天主教在中国的成功，可是也导致了耶稣会在天主教里受到排斥。这些以后再说。现在先听一下18世纪克莱门蒂的另一段三重奏。
这些早期的传教士，应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绝好桥梁，他们不但是西学东来的传播者，也是东学西去的使者。因为他们很多人最后都退休回到欧洲，许多都写了书，写了回忆录，把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告诉欧洲人。但这还不是欧洲接受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原因。欧洲在18世纪的时候，产生过一个“中国热”（Chinoiserie），至少在法国是如此。等一下有时间再讲它。我现在想说的是，这个“中国热”还有点偶然的因素，这就要从利玛窦等传教士对中国的固有文化采取一些宽容的态度说起。
天主教里另外一些传教士，特别是多明我会士（Dominicans），他们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的。他们认为，应该保持宗教的纯洁性，把教义原原本本、不折不扣地传出去，不能让步。因此，他们跟耶稣会有很多争议。除了信念上、哲理上、教育上的争论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们的门户之见与地盘之争。总之，多明我会的人到罗马天主教廷那里去告了耶稣会一状。因此，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在欧洲的教会里和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论。因为这个争论的缘故，两派的人都要争取支持，所以就写了很多有关中国的文章。欧洲那些没有来过中国的传教士，甚至不想来中国的、跟中国没有关系的人，都有机会看到有关中国的文章。你可以想象，已经学到中国文化的一些耶稣会教士和一些同情他们的人，就会把中国文化写得很美、很好，把中国的一切都捧到很高，让欧洲人对中国产生一种崇尚的心理。至于那些反对的人，就常常把中国文化极力贬低，他们把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譬如说，小孩生下来，因为家里穷，就把他淹死；甚至在灾荒的时候，有吃人肉的情况；一个男人可以纳很多妾，女人缠足，等等—把这些东西，宣扬出去。从某一角度看，是他们在争论如何在中国最有效地传教，但附带着也令欧洲人因此知道了中国的面貌。如果那些欧洲人只看一面的话，可能就对中国想得过于理想，过于美好；只看另外一面的话，又觉得中国可能是过于丑恶和过于落后；把两个加起来的话，他们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完整和全面的对中国的了解。因此，在17、18世纪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跟教会没关的，甚至他们本身是反对宗教的，比如法国的伏尔泰（Voltaire），对中国文化就非常景仰。伏尔泰对中国历史很有研究，还把中国的戏剧《赵氏孤儿》用法文改写，换了一个时间地点，换了差不多一百多年的历史背景，并且在巴黎上演，历久不衰。这也是法国“中国热”的一个表现。
当然，中西文化交流，最早的来往动机是贸易，还不是传教。中西文化的交流可能是贸易的附属品，或者是衍生物。西方人最早是希望得到中国的丝和瓷器。讲到丝，我要随想一下，讲到丝路了。现在我们没有人不知道丝路的，这丝路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应该说是在汉朝。大家知道，中国西汉的时候，张骞通西域，从长安到了今天阿富汗一带，把中国的文化器物带了过去，也从那里带回一些当地的东西，包括骏马等等。有人说，张骞通西域的一个原因是汉武帝想要得到那里的好马。从那以后，中国的一些从春秋时代或是从周朝一开始就有的很好的丝织品渐渐地传到了中亚、西亚，也到了欧洲，就是罗马帝国。正式的丝路的存在，我想是东汉以后。这里要交代一句，我想张骞应该是公元前一百多年左右，班超是公元后七十多年左右，他们两人中间相距了二百年。班超是投笔从戎的一个勇士，带了三十六个人就到西域很多小国去了，征服了很多地方，播扬了大汉的声威。他到的地方最远的是波斯（安息）和可能是今天的叙利亚那一带。他曾经派过一个叫做甘英的部下再往西行。甘英到了一个海边，他想坐船过去，继续往西行。可是当地人告诉他说：这个海，你坐帆船过去，顺风的话，要三个月，不顺风的话要两年才过得去，所以你船上要准备至少两年半到三年的粮食。可是，虽然有粮食，但是时间太长很多人想家想得太难过，都会病死的。甘英给他这么一说就放弃了，没有过这个海。他回来之后叙述了这段故事。现在我们用今天的地理眼光来看，到底那个海是什么海呢？有一派人说，那是波斯湾，因为他经过的地方，到了一个快要到大秦（即罗马帝国）的地方，叫条支，条支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也有人认为大秦就是今天的意大利的罗马，而不是指的罗马帝国东边的领土。假如是指罗马这个城的话，那么他到的海岸就是地中海的东岸，可能就是今天的黎巴嫩一带，又在叙利亚之西了。所以不论怎么说，丝路的开通以及中国人最早到今天的中东去的可能是甘英。张骞没走那么远，张骞只到了中亚细亚就停下来了。
丝路打通后，当然双方都有往还。真正有证明的，真真正正到了地中海的是唐朝的杜环，他回来写了一本书叫《经行记》。他大概是在第8世纪中叶、公元750年左右，跟着唐朝的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和阿拉伯的军队打仗。阿拉伯的军队是非常勇猛的，在中国盛唐的时候，也正好是阿拉伯的新兴伊斯兰教势力最兴旺的时候，把整个的西亚都占领了。阿拉伯向东灭了波斯，向西灭了埃及，征服了整个的北非，接着打到了葡萄牙、西班牙，还到了法国的中南部一带。就在那个时候，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为了当地一个政治情况，跑到今天的波斯一带，跟阿拉伯军队打了一仗，没打赢，这位杜环先生被俘虏了。俘虏之后被带到西边到了大食，就是今天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那一带，从那里他又到了地中海边。然后用十年工夫回到中国。那时阿拉伯人已经向南亚扩张，所以他随阿拉伯人向南航海，沿着红海下来，可能到了也门，从也门那里坐船回到中国广州，写了《经行记》。他说，他在大食看到很多中国人，都是工匠，想来是被俘虏去的。他说那些工匠在大食做了很多工艺品，阿拉伯人可能很愿意有这些人，每次他们抓到俘虏，有本事的人就不杀，带回去派用场。
到了元朝，成吉思汗及拔都西征，把中西的通道都打开了。元朝因为继承了宋朝，它把宋朝时发明的火药、火炮学到了，因此已经开始用枪了。用枪后，元朝的士兵能够轻装前进，可以走得更快更远。所以元朝的蒙古人的军队远征到欧洲，一直打到多瑙河边。从那以后，东西路上交通就通了，也有些欧洲人东来，其中出了名的一个威尼斯人叫马可•波罗（Marco Polo）。现在有人怀疑，究竟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无论他说的是否真实，在元朝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中国跟欧洲交通史上真真正正、有凭有据的：忽必烈在北京或说是大都做皇帝的时候，蒙古已经建立了几个汗国，一个在波斯叫伊儿汗国。1289年伊儿汗国的可汗给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一封信，建议两国同盟。那封信是一半用蒙古文，一半用维吾尔文写的，上面并且盖了方方正正的大印，是从北京皇帝那里得来的玉玺，有“国泰民安”四个字。伊儿汗国的可汗听说法国和欧洲人的十字军正在行军东征，想要往东打到大马士革。在波斯已经建立政权的蒙古人就说，我想跟你合作，我从东边往西去，你从西边往东来，我们一块儿把当时被埃及一个将领占领的大马士革拿下来平分。这封信的原本存在法国的国家档案局，曾经拿到香港来展览过，中法之间最早的交通就是这封信。
上面我讲到利玛窦以及天主教传教的事情，又讲到丝路，从西汉张骞讲到伊儿汗国，都是说明中西交流的一些过程。现在我请各位跟我一起欣赏另外一小段三重奏，也是克莱门蒂写的。
刚才我随想到中国跟欧洲，尤其是跟法国的一些交流。大家知道，文化本来就有精神和物质的两个层面，所以从事交流的人基本上也有两种人：一种是商人，他们贩卖货物，是物质交流；另一种是文化人，思想界或宗教界的人士。两种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刚才特别讲到丝路，中国的丝绸、瓷器，至少是从陆路，也就是丝路到了波斯及阿拉伯，然后再到欧洲。后来海路发现了，当然海路的运输方便得多，货物的流通量就更大了，于是大量的漆器、扇子、茶叶、屏风等很精巧、很细致的中国手工艺品都到了欧洲。所以18世纪欧洲的皇室、贵族、富商等等，他们收藏、彼此送礼，常常都是用这些很精细的中国工艺品。因此，中国文化就越来越传开了。本来法国人就很喜欢艺术，很喜欢精致小巧的艺术品，中国的东西正合了他们的胃口，加上他们从书报上、杂志上了解到中国的社会情况，使他们对中国有一种向往，所以中国文化在法国的确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有些在中国的传教士，他们把中国的庭园建筑介绍给法国，中国的庭园有假山、曲径、小溪和各种各样的亭台楼阁，跟法国公园那些几何图形，显得截然不同。所以很多法国建筑师在他们的设计里都加了一部分，叫“中国角”，甚至一套屋子里也会有个“中国室”，这是“中国热”的一种表现，也叫“汉风”。
中国和法国交流最顺畅的一段时间，刚好是在两个国家都被一个很强的君主统治了六十多年的时候。在法国是路易十四，他曾经说过：“朕即国家。”他是很强的国王，前后在位六十多年。中国清朝的康熙也是在位六十多年，两个人同一个时期统治各自的国家。在历史上巧合的事的确很多。以后到了乾隆，他也很喜欢西方文化，他请了一个意大利人叫郎世宁（Castiglione）和一个法国人叫蒋友仁（Benoist），在圆明园内加建了一座西式的宫殿和西式花园。现在圆明园还能参观，可是已经是断垣残壁，被火烧得面目全非了。听众们可能已经知道，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掠劫一空，把圆明园里的东西都抢走了。为了掩饰他们的罪证，那些军人丧心病狂地把中西文化的结晶、乾隆皇帝心爱的圆明园，一把火烧掉了。这把火，象征着欧洲到了19世纪中叶，已经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它的文化虽然发达，它的科技虽然进步，但它是侵略性的，是掠夺性的；也说明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已经处在一个停顿落后的挨打局面。所以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一百年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对等的。到了20世纪末期，我想，在中国和法国之间的交流，应该是比较趋向对等、公平和互惠的了，也正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情，我欣然接受了法国政府的邀请，带领我们城市大学的几位同事访问法国一个星期。我们希望，香港的文化科技事业，特别是城市大学的科研事业跟法国的一些高等教育学府，有一个交流的机会，这就是今天你们听收音机的时候我正在法国的原因。
各位听众，两个星期以后，也许我们可以谈一谈我在法国的这次访问。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