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学生的汉语学习（代序）
江 莉
一、英国在华殖民与外交活动和翻译学生制度的确立
1842年，英国通过《南京条约》获得了在香港进行殖民统治和在沿海五个通商口岸设领馆的权利。
香港殖民地的居民组成成分复杂，包括外国人和说不同方言的中国居民。殖民政府在进行统治和管理的过程中，语言不通成了最大的问题。由于政府工作人员中精通汉语的人寥寥无几，政府的各项律令、公告得不到正确的传达和有效的贯彻执行，治安和司法部门处理各类纠纷时无法顺利展开工作。
领馆的情况大致相同。各领馆并不直接与英国外交部联系，而是要通过一名领馆事务总管。这名总管常驻香港，有时候由香港总督兼任。如香港第一任总督璞鼎查（H.Pottinger）就身兼二职。虽然主管名义上只是在驻华各领馆和外交部之间起上传下达的联络作用，但是由于英国本土与中国相隔甚远，不少事务实际由主管决定。这其中包括领馆人员的任用。香港殖民政府在汉语人才原本稀缺的情况下，要为领馆选派译员绝非易事。璞鼎查只能竭尽所能，在一些出于兴趣或家庭背景而学过汉语的年轻人中选择，其中包括密迪乐（T.T. Meadows）、威妥玛（T.F. Wade）和麦都思（W. H. Medhurst）。
汉语人才缺乏带来的种种不便使得历任总督开始注意到语言培训的问题。1844年德庇时（J. F. Davis）宣称以语言能力作为英驻华外交人员晋升的重要指标，1846年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Balfour）和他的继任者阿礼国（R. Alcock）也提出了确立奖励机制促进汉语学习的建议。英国外交部对于这些建议表示肯定，对初级职员提出了学习汉语的要求，并规定以汉语语言能力作为晋升的衡量标准。但这些规定并未能落到实处。究其原因，除汉语难学外，师资、教材的缺乏，远离北京、地处各方言区的通商口岸没有学习官话的良好环境是使领馆人员面临的实际困难，此外，外交部也并未采取具体的措施为使领馆人员的汉语学习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和时间上的保证。使领馆新录用的初级职员虽然被称为“翻译学生”（student interpreters），但实际上终日忙于抄录文书整理报表等杂务。
为使领馆人员汉语培训制度打下切实基础的是威妥玛。威妥玛1842年鸦片战争时来华，由于其出色的翻译能力，1846年被英国外交部任命为香港殖民政府的专职译员。1852年任上海副领事，后又在英、法、美联合接管上海海关时任海关税务司。1855年任香港总督包令（J. Bowring）的中文秘书。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军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的中文秘书。英国公使团进驻北京后，威妥玛任中文秘书，1869年任驻北京公使。
身为外交官的威妥玛一生对汉语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和热情，对驻华外交人员学习汉语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包令治下任中文秘书期间，他说服英国外交部，新录用的外交人员——“翻译学生”的首要任务不是抄录文书，而是学习汉语。英外交部最终明确了“翻译学生”入职后接受为期两年的汉语培训的做法，由威妥玛负责教学和管理工作，并从1859年起，每年补贴给他250英镑，作为这一项额外工作的津贴，从而表示了对其所做工作的肯定 。
1859年，罗便臣（H. Robinson）任香港总督。针对香港殖民政府翻译人员严重缺乏的状况，罗便臣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了“翻译学生计划”（Student-Interpreters’ Scheme），建议在英国国内通过考试竞争选拔出翻译学生，前往香港学习两年汉语，然后分派到香港殖民政府各职能部门任翻译，三年之后，如果工作能力得到肯定，即被晋升为高级官员。1861年，罗便臣的提案得到英国外交部批准。第一批派往香港殖民政府的翻译学生共6人，以学习广东方言和汉语书面语为主 。1861年英国公使团正式进驻北京后，驻华使领馆的翻译学生以北京公使馆为培训驻地，培训结束后被派往各领馆。驻北京使馆的翻译学生培训历史很长，直到1928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府，英国驻华大使随之迁往南方，原北京公使馆成为领馆，翻译学生的培训仍然在那里进行。
二、翻译学生的选拔与培训
（一）选拔
19世纪50年代，英国外交部驻华领馆人员大多数从伦敦国王学院汉语班的学生中选拔，这是当时唯一一所开设汉语课程的学院。当时任汉语课程教职的传教士詹姆斯•苏谋斯（J. Summers）只会讲广东方言和上海方言，并以《圣经新约》的汉文译本为教材。从这些新录用人员到华后的工作情况来看，汉语班的教学效果并不令人满意。香港总督包令抱怨说，苏谋斯的学生到香港之后，说的汉语没人听得懂，并且由于苏谋斯本人知识的局限，学生们对中国政治状况一无所知 。
19世纪60年代开始，香港殖民政府官员及驻华使领馆外交人员通过竞争的方式选拔。考试的内容以考察应试者的总体素质、接受的通识教育是否全面为主要目的，并未特别偏重汉语能力，另外应试者的性格、处事方式、身体健康状况等也考虑在内 。这种办法似乎没能为驻华使领馆招募到更令人满意的译员。威妥玛就曾于1874年对选拔考试提出过批评，认为这种考试无法考查出应试者学习语言的能力 。
（二）培训
1.学制
驻华使领馆的翻译学生培训在北京公使馆进行，为期两年。培训结束后再被分派往各领馆任职。翻译学生实为新招录的使领馆工作人员，因此每届人数随使领馆的人事状况而变化。19世纪末的几年，翻译学生人数从十几人到二十几人不等 。
2.教学与考试
（1）以《语言自迩集》为主要教材
虽然作为驻华使领馆新录职员的翻译学生们最终要被派往处于不同方言区的各领馆，但他们在北京的汉语学习仍然专注于北京话。这显然是由北京作为帝国中心的地位决定的。
对汉语兴趣浓厚的威托玛，一直致力于汉语培训工作。一位使馆翻译生的日记写道，性格急躁的威妥玛，常常为了编纂新的词汇表、研究新的语言学习方法等问题而焦虑不安 。1867年，被后人誉为19世纪北京官话研究最高成就的《语言自迩集》出版，威妥玛在序言中表明，这本书的编写目的主要是为使领馆新录人员的汉语学习打基础 。此后，此书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经典教材。
在《语言自迩集》的学习之外，没有任何指定的必读课外读物，但学员们都会在课外从翻译学生的图书馆借阅《京报》（Peking Gazette）或一些中文小说来增加对中国的了解。
（2）教学方式和课程安排
使馆翻译学生的汉语学习采用师生一对一的个别教学方式。使馆为每一个学生安排一位中国老师，指导学生完成指定的学习内容 。
师资的选拔曾让威妥玛大伤脑筋。在北京公使馆正式成立之前，英国人无法在北京雇佣员工，威妥玛只得从香港聘请老师，带到北京。在当时的香港，要请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合格的老师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实际情况如此，也只能勉强凑合。北京公使团成立之后，这一问题得以解决 。受雇于英国公使馆的中国教师，大多是科举考试失意的读书人，其中有的是旗人，有的是小手工业者，还有的来自在耶稣会士影响下皈依罗马天主教的家庭，略通拉丁文 。
在汉语学习的初级阶段，由于师生语言的不通，这样的方式无疑会遇到一些困难：
入门阶段大家无一例外地都要学习语初级课本。老师们不会说英语，于是，我们很快明白了‘就像’、‘比方说’等说法是多么重要…
一旦找到了交流与沟通的办法，一对一的授课方式便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师生之间的充分交流，使学生们既锻炼了语言表达与交际能力，也从老师那儿了解到了中国的风俗传统，社会文化。虽然师生之间个性的不同、文化的差异也会导致一些分歧和矛盾，但通过彼此不断适应，学习大都能顺利进行下去。务谨顺（W. H. Wilkinson）在他对翻译学生生活的回忆中是这样描述他和他的老师“松先生”的相处的：
我渐渐开始喜欢松老师了。他非常有责任感，对工作从不马虎，也不允许我对学习掉以轻心。虽然一开始，他对我的态度就像政府机构中的官员对待手下的见习生，总希望我言听计从，但这种态度后来也慢慢改变了。
虽然采用一对一单独授课的方式，但翻译学生们的课程安排，仍然受使馆统一的指导和监管。在新来的翻译学生开始学习前，使馆中文秘书助理会跟他们单独谈话，针对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为他们分别制订学习计划，并给每个学生一份课程表，对接下来几个月的学习进行具体的安排。务谨顺1880年作为翻译学生进入公使馆时得到的课程表大致是这样的：
10:00——10:30 声调练习
10:30——11:00 跟老师阅读
11:00——11:30 学习新课
11:30——11:45 写汉字
11:45——12:00 汉字卡片
下午两个小时的安排与上午相同
在常规授课时间之外，有的学员若感觉进度跟不上，还另外请辅导老师在早餐前或晚餐后进行个别辅导。
（3）考试
作为使馆新录用的工作人员，考试的成绩决定学生们学习结束后职位的高低，因而极受重视。我们尚未掌握揭示考试具体内容的资料，可以明确的是翻译学生们在两年的学程中一共要参加两次考试，一次在第一年的年末，只考口语，一次在第二年学习结束时，这场考试书面语所占比重大。
正是由于考试与职位直接相关带来的压力，学员们之间竞争激烈，学习气氛浓厚。务谨顺的记录虽然描述了翻译学生们不少日常娱乐，但仍然可以看出学习汉语是他们生活中绝对的重心。汉语之难迫使学员们想出各种办法，利用一切时间来学习。以汉字的学习为例，为了记忆汉字，“汉字卡片”（Character Slips）被学员们广泛采用。即在小纸片的一面写上汉字、另一面写上读音、声调和意义，随意抽取纸片，检查对所学汉字的识记情况。学员们有的把卡片随身携带，有的把卡片放在早餐桌上，一边吃早餐一边记忆，更有甚者在卧室里横七竖八地拉绳子，把汉字写在大张的纸上挂在房间里，随时都可以抬头看到，“不知情的人乍一看以为来到了晾衣场”。 即使是酷暑季节学员们被安排到北京西山避暑的日子里，汉语学习仍然是每天不可免除的要务。
三、翻译学生制度的影响
英国公使馆的翻译学生制度培养出了大批汉语人才，其中有不少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如禧在明（W. C. Hillier）、翟理斯（H. A. Giles）、庄延龄（E. H. Parker）、梅辉立（W. F. Mayers）等。
（一）标志着西方人汉语学习从私塾式教学到制度化培训的转变
由传教士开始的西方人汉语学习，由于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在很长时间里采取了类似中国传统私塾教学方的式：延请中国人作为私人教师，没有固定的教材，以传教士们编纂的字典为依据，以阅读中国传统经典著作为主要教学内容。
19世纪随着西方各国在中国政治势力的扩大，政策上的障碍消失了，学汉语的需求激增，出现了海关汉语教学和使馆翻译生汉语教学两种规模化、制度化的教学模式。这样的汉语教学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的，更加注重教学成果、学习效率，对学制学时、教材、教学方法、课程安排、考试评估机制等方面都开始了思考和探索，力争使教学更加具有科学性、系统性。
（二）进一步推进对汉语学习方法的思考
从使馆翻译生使用的主要教材《语言自迩集》，可以看到其汉语教学采用的是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威妥玛在第一版序言中说“本书的教导原则，尤其第三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安（Ahn）和奥林多夫（Ollendorff）在欧洲已推广的方法。” 语法翻译法重视语法知识的传授，主张教学中母语和目的语并用，通过大量的翻译练习巩固所学的语法规则，教学过程大致遵循着“字母的发音和书写——语法知识和练习——经典原著阅读”的顺序。这些特点在《语言自迩集》中都明显体现了出来。
语法翻译法的语言学基础是历史比较语言学，认为所有语言同出一源，不同语言的语法规则也是共同的，差别只是在于发音和书写形式的不同而已。在教学时先讲词法再讲句法，力图通过两种语言的互译和语法关系的替换掌握另一种语言。这样的理念如果生硬地套用于汉语语法，显然无法获得对汉语的正确认识。威妥玛在借鉴语法翻译法在语言教学上的方法与手段的同时，也突破了其语言学基础带来的先入之见，指出“任何把（汉语）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我们语言中的‘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欧洲的课程是从冠词开始，继之以名词词尾变化，再列举动词的词形变化，等等。……汉语无词形变化的机制，可以尽早进入短语的学习” 。虽然最后一章《词类章》看似也是以词类为纲对汉语语法进行分析，但是威妥玛在序言中明确表示，这样做只是为了说明“在所有别的语言中用曲折变化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汉语通过词语的句法处理，几乎达到了这些现存的限定所能实现的一切” 。而语法翻译法的优越之处——强调学习中的理性因素，重视通过例句的学习掌握语法规则——使得《语言自迩集》深受学习者欢迎，尤其是第三章“四十练习”（The Forty Exercises），为学习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了适应使馆翻译生汉语学习对于交际能力的特殊需求，《语言自迩集》也注意克服语法翻译法重读、写，轻听、说的缺陷，设有专章学习会话。
《语言自迩集》要求口语与书面语兼顾，要求既能迅速培养初步的交际能力又能全面系统地掌握汉语的语法规则。而从其影响上来看，它对语言教学各要素的阐释超越前人，注意口语句式的选择与运用（介绍语法知识时，也采用了两人或多人对话讨论与法问题的形式），提供丰富的练习，成为相当长时间内被广泛使用的权威教材。
但权威并不是无懈可击，在备受推崇的同时，《语言自迩集》体现的教学方法也受到了学习者的质疑。翟理斯也许是质疑最强烈的一个。翟理斯1867年成为使馆翻译学生。由于他进使馆之时《语言自迩集》还没出版，只能以马礼逊（R. Morrison ）的字典为学习材料，所以，最初接触《语言自迩集》时，翟理斯非常惊喜，认为“曾经摆在翻译学生面前的一些障碍被永远地扫清了，盲目的摸索也被系统的学习所取代，曾经模棱两可的东西现在变得非常清晰” 。但是，随着学习的进行，他很快感觉到了枯燥，认为一开始长时间的语音和部首的学习，不接触任何有实际交流意义的内容，完全是浪费时间。所以他跳过前面的章节，直接看后面的章节，之后就将此书弃置不用了，而是开始对照英文译文读《三字经》和其他中文书籍，自学汉语。1872年，翟理斯出版了汉语教材《汉语无师自明》（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与《语言自迩集》相比，《汉语无师自明》体现出了简明实用教材的特点。全书大致根据语言交际的情景分单元，每单元收入相关话题的常用句子；不解释词语，不讲句法；用英语给汉语注音，不求精准，但求能让学习者尽快掌握。可以看出，《汉语无师自明》以实用为导向，课文的编排体现了以功能意念为纲的思想，注重学习者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此书多次再版，受到意欲在短时间内掌握汉语日常会话的人的青睐。
接受过使馆翻译生汉语培训的人中，编写简明汉语教材的并非翟理斯一人。与翟理斯同时来华任使馆翻译生，参与《语言自迩集》第二版修订工作并深受威妥玛肯定，于1908年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汉文教授的禧在明，1907年出版了为汉语入门教材《华英文义津逮》（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华英文义津逮》不求对汉语语法进行详尽描述，对汉语知识的介绍但求浅显易懂，甚至不惜将汉英句法结构进行牵强比附以便于读者理解。此书曾作为国王学院汉语课课本使用，多次再版。虽然禧在明在书中处处表示出对威妥玛的敬意，表示自己的教材可作为学习《语言自迩集》之前的“热身”，但是也可以推测，他或许正是意识到威妥玛的著作对于初学者来说或嫌艰深，才有此著书之举。
使馆翻译生出身的汉学家编写的这些教材并未动摇《语言自迩集》在使馆汉语教学中的权威地位。但是这些著述及其表达的观点，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人们对于汉语教学方法的思考。从不分对象巨细无遗地传授语法知识、强调经典阅读和翻译练习，到根据学习者的水平和学习目的来安排教学内容和方法，这种思考无疑推动了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认识。
四、结语
使馆翻译学生制度是为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英国在中国的殖民和外交活动服务的，但在外国人汉语学习与教学的历史过程中，它可以说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之一。来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由早期的私人聘请教师、私塾式学习的时代进入了成规模的、体制化的汉语培训时代，我们从中看到了学生选拔、教材编纂、教学法选择、水平测试等现代对外汉语教学活动的组成要素。与之同时和之后，还有赫德创办的海关汉语培训制度以及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创办的语言学校等汉语教学机构。成规模的教学使得统一的教学管理、统一的教材和适当的教学方法、科学的考试与评价机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问题。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在西方第二语言教学经验积累和对汉语的认识日趋深入的背景下，来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与教学越来越具有科学性和方法意识，开始向现代形态的汉语教学转变。
参考文献
[1]William Henry Wilkinson，Where Chineses Drive, London: W. H. Allen & CO., 1885
[2]H. A. Giles, 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 Shanghai: A. H. de Carvalhor, Printer & Stationer, 1872
[3]W. C. Hillie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21
[4]P. D. Coates,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5]E. J. Eitel, Chinese Studies and Offici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lony of Hongkong, The China Review, vol. 6, 1877
[6]H. A. Giles, The Tzu Erh Chi: Past and Present, The China Review, vol. 16, 1888
[7]J. L. Cranmer-Byng, The Old British Legation at Peking: 1860—1959，Th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 1963
[8][英]威妥玛著，张卫东译：《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王绍祥：《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