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拥抱一切的诗歌
［俄］叶夫图申科]
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
——孔子[ 孔子此语之俄译与原文有出入，俄译为“每一种死亡皆为投向生活的谴责”。
]
只有一位非凡的作家方能写得如此明晰和朴实[ “明晰和朴实”是俄国人对普希金诗歌风格的总结归纳。
]。
甚或，只有一位背靠汉语格言警句之长城的中国作家方能如此写作，这道城墙并未使汉语格言警句与人类的其他区域相隔绝，反而将中国哲学与整个世界的哲学峰峦完满地联结为一个整体。我为之作序的这些格言警句的作者，就是无所畏惧的吉狄马加。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一句话完全适用于他：“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他的诗歌将世界历史的所有时代、将世界诗歌的各种语言联结为一个整体，犹如一道人类智慧的彩虹。吉卜林说过一句名言：“东方即东方，西方即西方，它们都无法挪动地方。”可是，这句话对于马加来说却是陈腐之词。俄国与中国已完全恢复兄弟般的关系，我因此对中国充满感激。中国有许多可供学习之处，其中就包括其政治克制。中国的经济比许多欧洲中等国家都更文明，更强大。美国负债于中国。一切都在相互交替，一切都在相互交结。阿拉伯国家的大量移民涌入欧洲，这使得之前的所有预言皆成虚妄，他们完全不愿心悦诚服地被欧化，反而对好客的接纳者展开恐怖活动……圣诞节期间，六百五十辆法国汽车被焚毁，一位突尼斯裔司机驾驶大卡车碾压那些给了他工作机会的法国人。是世界末日？一切归根结底都取决于我们自身的随机应变。孔子曾嘲笑那些只会因为“怎么办”而伤透脑筋的人，他认为重要的是去做。去做自己，则更好。请你们想一想美国哲学家爱默生，他有一句格言常能让我步出困境：“每一堵墙都是门。”伟大的阿尔及利亚人加缪[ 法国作家加缪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成长于阿尔及利亚贝尔库的平民区，后在阿尔及尔读中学和大学，当过阿尔及利亚竞技大学队足球队门将，曾在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
]在为一部法文书籍作序时引用过这句话，当时，即便在最可怕的噩梦中也很难预见如今的局面。
出路总是有的。应当将世上的所有智慧融为一体，所有的宗教无论如何都不该相互争吵，所有的“主义”也当如此。应当淡忘所有的相互猜疑，以拯救人类。在马加看来，世界哲学的所有峰峦上均留有先人遗迹的神奇一环，那些人的确视人类为一个大家庭，他们在这个家庭中寻求共同出路，那里有他们留给我们的召唤的遗迹，以使我们大家不再无动于衷，共同加入这样的追寻。马加是一位实践的理想主义者，当下需要这类理想主义者。我与马加仅有过一个晚上的交往，但他令人难忘。他身上充盈着对人类的爱，足够与我们大家分享。这是一位中国的惠特曼。他的身材并不魁梧，他的手也不算大，可他的身与手却足以使他拥抱整个地球。他的诗歌也是这样，是拥抱一切的。马加呼应着当年还相当年轻的叶夫图申科：
我喜爱一切都相互交替，
一切都在我身上相互交结，
从西方到东方，
从嫉妒到喜悦。
边界妨碍我……我会不好意思，
如果不知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纽约……[ 这是叶夫图申科《序言》（1955）一诗中的诗句。
]
又如：
当边界尚在，我们只是史前人。
历史开始时，便再无边界。[ 这是叶夫图申科的长诗《禁忌》（1963—1985）中的诗句。
]
马加拥有的这种智慧和胸怀，在任何一种边界之内都会感觉逼仄，因为对他而言，这些边界只是战争在我们地球母亲身上划出的道道伤痕。真正的边界实际上不存在于国与国之间，而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马加的诗歌是一幅由世界上许多优秀诗人的创作构成的镶嵌画，这里有匈牙利的自由歌手尤诺夫，有俄国未来派首领马雅可夫斯基，有西班牙反法西斯主义者洛尔迦，有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有智利人聂鲁达，有被苏联时期的刽子手活埋的格鲁吉亚诗人塔比泽。马加是由所有这些诗人构成的。
他甚至是由那种注定能使人不朽的死亡构成的。
并非每个人都敢于与死亡结盟，以便谴责生活对于人所持的犯罪性的无人性态度，当生活允许人们在童年甚至婴儿时就被战争、疾病、经常性的营养不良和饥饿所杀害，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该遭受这些不幸。我记得，很多人曾感觉萨哈罗夫院士很天真，他作为氢弹的发明人曾试图征集签名，认为一切战争均属非法，因为战争的大多数牺牲者都是无辜的。他和许多核物理学家一样都成了和平主义者，因为他们最早意识到在核战争中没有赢家，尽管直到如今，他们仍无法说服世界上的当权者宣布一切战争非法，因为若停止一切武器生产和武器改进，数百万人便会失去工作。不应忘记，同样不愿看到又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许多美国人在其潜意识中既无关于美国境内战争深刻记忆，也不像欧洲人那样对外国占领者建立的集中营刻骨铭心，可他们记得，正是世界大战和军事工业的发展帮助他们走出了经济大萧条。因此，“战争”一词对于他们而言并不像对于欧洲人那样令人恐怖。于是，一种悖论便持续下来，即被送上法庭的只有被抓获的个人杀人犯，而参与大规模屠杀的战争罪犯却不承担任何责任，甚至还不时获奖受勋。在战后的美国曾涌现出一批经历战争的杰出的反法西斯作家与和平主义者，如海明威、冯内古特、斯泰伦、金斯堡、鲍勃·迪伦等，他们勇敢地谴责越战。这些作家中的许多人都成了我的生活导师，他们长眠在如今对我而言已不陌生的美国土地。谢天谢地，如今许多美国人前往越南和广岛旅游，他们会在留言簿上写道：“永不再战！”可遗憾的是，在电影课上观看我那部描述我这一代人在“二战”期间经历的影片《幼儿园》之后，一位可爱的美国农场主之女却在作业中写道：“尽管俄国在‘二战’期间曾与希特勒狼狈为奸，我仍对叶夫图申科先生充满感激，因为他向我们展示，某些俄国人也很善良可爱。”呜呼，某些美国中小学教师正是这样教授历史的，他们甚至不会提及，如果俄国人没有在斯大林格勒打败希特勒，我们的美国盟友就无法于1944年在诺曼底登陆。我感到幸运的是，中国的大学生们拥有吉狄马加这样的老师，他汲取了整个地球及其众多杰出人物的历史经验。在政治家中间，他选中了我最亲近的人之一——纳尔逊·曼德拉，这个坐牢近三十年的人只需一声召唤，便可让占南非人口大多数的黑人消灭占人口少数的白人，可他却对反向的种族主义坚定地说“不”，并向他的白人政敌德克勒克伸出手去。众人心怀感激地涌向他，全世界最好看的衬衫拥抱着他，因为他有一颗诗人的心灵。曼德拉在阅读孔子和甘地的著作之后，以他不愿为旧冤而复仇的胸襟，把一个没有人性的种族主义国家变成了人道的国度，用这位中国先哲的比喻来说就是：“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1972年，我应美国二十七所大学邀请为大学生读诗，也在麦迪逊花园为人数甚多的听众朗诵。在此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邀我前往他位于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说他想了解我的看法，即他如果为修复中美关系而先去北京，俄国人是否会感到不悦。遗憾的是，当时中苏之间爆发了珍宝岛冲突，但我回答说，这对于国际局势而言将非常有益，如果之后能对中苏关系产生正面影响则更加有益。结果果然如此，我也因此而十分高兴。顺便提一句，当时我写过一首关于珍宝岛冲突的诗，“文革”结束后不久我访问了中国，我很快意识到我那首诗是错误的，置身于那些冲突，最正确的事情就是避免作出单方面的结论。在这之后，我曾在越南见到一位中国水兵，他正在船舷旁洗涤海魂衫，他知道我是俄国人，他有些担心地环顾四周，见无一人，便兄弟般地冲我挤了挤眼，我也冲他挤了挤眼。于是，我写下这样一首诗：
谢谢你，瘦小的水兵，
谢你提心吊胆的挤眼，
谢你用睫毛抛弃谎言，
即便有些担心，即便一瞬之间。
无人能消灭人民。
人民终将醒来，
只要有人依然能够
富有人情味地挤眼。
1985年，我作为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委在威尼斯与当时担任主席的一位中国著名女影星结下友谊，她允诺完成一项友谊的使命，即把我的一首新诗转交给中国的翻译家们。[ 此处作者记忆或有误，当年系汉学家李福清捎来此诗。——译者注
]该诗就是献给他们的，尽管红卫兵们曾试图禁止他们工作，禁止他们将全世界的一切文学译成中文。后来我得知，我的这首诗由中国俄语学者刘文飞译成汉语，我和译者也因此成了朋友。
我一直存有一个希望，希望我的预见能够实现，即将来在北京建造一座中国无名翻译家纪念碑，它的基座上或可刻上我诗句的译文：
伟大的译文就像是预言。
被翻译的细语也会成为喊声。
要为中国无名翻译家立一座纪念碑，
可敬的基座就用译著垒成！
这些勇敢的人在最为艰难的流放中翻译我的诗句，我也成了第一个获得中国文学奖的俄国人，我因此而充满感激，我希望我能完成在全中国的诗歌朗诵之旅。
吉狄马加教导我们：不要忘记，人类就是一个大家庭，该为全世界诗歌的共同荣光树立一座座共同的纪念碑了。
（刘文飞 译）
序二
吉狄马加的诗：世界多元文化的结晶
［立陶宛］托马斯·温茨洛瓦[ 托马斯·温茨洛瓦（Tomas Venclova，1937—），立陶宛著名诗人、学者和翻译家。现为耶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他的诗歌已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也因此收获了诸多文学奖项和世界性声誉。与米沃什、布罗茨基并列“东欧文学三杰”，被称为“欧洲最伟大的在世诗人之一”
]
千百年来，中国文学一直以十分独特的方式发展，几乎完全隔绝于西方的传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有空间上的隔绝（长城是这种隔绝的标志），也有独特的社会结构的原因，以及很可能是首要的原因：象形文字的独特之处。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对其他远东文化有重要影响，而且经常是决定性的影响。中国文学发展孕育出的美妙果实就是发源于古代典籍的古代抒情诗。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诗人，如屈原、陶渊明、李白和杜甫，在世界文化之中的地位可与荷马、贺拉斯、彼得拉克相提并论。17世纪以前，中国古典文学对于西方来说完全是陌生的。
到了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东西方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对外开放：欧洲和美洲对中国兴趣浓厚，反之亦然。远东地区的诗歌开始影响世界现代文学，而西欧、美国、俄罗斯甚至波兰的诗歌新潮流也渗透进中国文化，尽管这一过程总会带有不小的延迟。扰乱这一进程的不仅是文化之间巨大的差异，还有中国所经历的和在新时代正在经历的极其复杂、艰难的发展道路。今天我们仍然荡舟于相互渗透的激流之中，吉狄马加的创作就证明了这一点。他是最著名的中国当代诗人之一，也是中国文化中辨识度最高的人物之一。
吉狄马加的诗与众不同，尽管它同时也是新时代世界文化的特色产物。他用中文创作，但却属于聚居在离越南和泰国不远的山区，人口八百万左右的彝族，或称诺苏族。这样一来，可以说，诗人又离我们的文化远了一层，但对欧洲读者来说他的诗却很容易理解。
彝族使用的语言属于藏缅语族，有着独立的文字系统，文化中保留着许多与万物有灵信仰有关的古老元素。直到现在彝族人都尊崇萨满（毕摩），他们负责主持出生、婚礼和葬礼等仪式。他们崇拜山神、树神和石神，以及四大元素之神，即火、水、土和气。
吉狄马加的导师是中国著名诗人艾青（曾在“反右”和“文革”时遭到迫害）。他早年熟读中国古典和二十世纪文学，还有西方文学。然而他始终心系自己民族——彝族的文化及其原始迷人的、对世界各大洲人民来说全新的世界观的传承。他深切同情每一个命途多舛的民族，这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说非常亲切。他的诗极具表现力，自由奔放，充满比喻，时常夸张化处理，属于后现代浪潮的“寻根文学”。吉狄马加在对民间艺术的痴迷中接近魔幻现实主义。他在作品中经常涉及欧洲、非洲以及美国诗歌。读者很容易就能注意到作者的修辞风格与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奥克塔维奥·帕斯，以及“黑人精神”学派的关联性。在那里我们还能找到与多位中东欧诗人，从切斯瓦夫·米沃什到戴珊卡·马克西莫维奇的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诗人将这些与中国和远东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尤其与彝族远古神话传说相结合，得到了奇妙和出人意料的效果。
想努力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能够在吉狄马加的诗中找到许多值得思考、能引起共鸣的东西。
（刘文飞 译）
序三
吉狄马加本质上是一位国际主义者
［美］杰克·赫希曼[ 杰克·赫希曼，1933年生于纽约，美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出版过上百部诗集，其代表作是诗集《神秘》，多次当选旧金山市桂冠诗人，也是建立于2011年的世界诗歌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此文是作者为长江文艺出版社和美国Kallatumba（阿尔巴尼亚语：倾倒）出版社同时出版的吉狄马加诗集《从雪豹到马雅可夫斯基》所撰写的序言。
]
这本书是中国杰出诗人吉狄马加的主要诗歌作品的合集，也收录了一些他的获奖辞，以及在全球文化领域发表的致敬感言和文化宣言。
为了更好地理解在阅读《从雪豹到马雅可夫斯基》时所要经历的冒险旅程，读者有必要知道这一点：吉狄马加本质上是一位国际主义者。
他的诗是用中文写的，由美国诗人梅丹理出色地翻译成英文。原文与译文都非常优美。
吉狄马加是彝族的一员，是该民族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彝族是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一，有八百多万人口。记住这个民族的情况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吉狄马加既在中国作家协会身居要职，也是中国现有民族结构里，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文学领域的主导者。他为自己是彝族人的孩子这一出身而深感自豪，彝族人民特殊的维度深刻地体现在了这本书的许多诗作里。的确，在本书两首长诗之一《我，雪豹……》中，那些形象充满全中国的，尤其是西南大山里彝族人的精神与心灵。
读者同样有必要知道，彝族人有多个分支。吉狄马加属于诺苏支系，或称“黑色之彝”（“诺”在彝语中意为黑色），他的诗《河流》表达了中国西南部那条深黑色的大河从心灵深处唤起的崇敬，正是在那片土地上，他作为一名青年诗人而声名鹊起。
尽管黑色在这里并不代表种族色彩，但事实的另一面也是真的。从青年时代起，受到毛泽东反殖民文化政治思想的影响，加上自身热衷于阅读非洲和加勒比地区诗人的作品，非洲在吉狄马加心目中有着强有力的含义，他将这种含义在散文《一个中国诗人的非洲情结》中做了阐明，该文也收录在本书里；他与非洲充满热情的联系是如此深厚，他甚至将献给纳尔逊·曼德拉的优秀赞美诗命名为《我们的父亲》。这位吉狄马加所歌咏的神奇南非人，他所达到的知觉层次甚至可以宽恕囚禁自己的人，但曼德拉并非唯一一个受到吉狄马加褒奖的人物：伟大的匈牙利诗人尤若夫·阿蒂拉，西班牙的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德国的摄影师安德烈斯·古斯基——他们都在本书的诗中受到了礼赞。
本书的另一首长诗，划时代的《致马雅可夫斯基》，是一首六十年来当代诗歌一直都在等待书写的诗。现在，睁大眼睛看吧，它终于奇迹般地出现了！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还有欧洲人、非洲人、亚洲人来说，提到中国，就会出现一个相同的亚洲民族的形象。所以我才要写吉狄马加的双重角色，既是诗人，又是文化工作者；既在中国政府内工作，又是彝族人的一员。
这些并不矛盾。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并非无足轻重。他们有成百上千万人，构成中国社会巨大的多样性，这对于每个来到中国而不走马观花的人来讲都是显而易见的。彝族人都说汉语，也说彝语，本书的诗歌确乎唤起了彝族的诸多历史和他们对自然的亲近。正如我们在当代中国的民族情形上视野狭窄一样，我们对于中国诗歌也是目光短浅的。
举例来说，如今许多人的头脑里都有根深蒂固的观念，以为有一种所谓中国诗歌的“中式”写法。看似如此如此，闻若这般这般，换言之，这是中文：这便是中国诗了。吉狄马加的诗与此大异其趣。依照梅丹理的译文，他的诗歌感植根于命名产自河流与山川的自然万物，这些自然体是他申明人类境况和个中英雄的关键。他史诗般的风格将中国传统诗歌同西方诗歌相互衔接，激发了西方诗歌的国际主义维度。吉狄马加作品中的这些现象，有两大主要原因——
第一，诗意是吉狄马加生命的主宰，是他在诗歌、永远激情澎湃的宣言和散文式的演讲中所作声明的存在——是的，在共产主义和宇宙双重意义上的存在——之根：树便是树，山便是山；但以真挚的感情和富有想象力的精神在一首诗中为它们命名，在吉狄马加心中，乃是精神本身的巅峰。因为彝人之所以闻名，最主要的方面在于他们痴迷于自然万物的起源（他们的《彝族源流》中对此有所表达），正如中原的老子与庄子。所以读者应当知道，吉狄马加的诗源自彝人萨满教式的通神传统，也源自中国现代诗——这个时代伟大而繁复的事物之一。
第二，吉狄马加不仅是一位正在写作的诗人，还是其中十分优秀的一位。诗人不仅将生命精华和激情奉献给诗歌创作，还积极组织国际诗歌节活动——例如在青海湖或成都，以及中国的其他地方。吉狄马加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宣言》——如同本书中的散文作品——由黄少政译成英文，也由克劳迪娅·科特译成德文，由拉斐尔·帕蒂尼奥·戈埃斯译成西班牙文，由弗朗索瓦丝·罗伊译成法文，由罗莎·隆巴尔迪翻译成意大利文，这是绝好的多重证据，证明了吉狄马加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所具备的深厚的国际主义背景。
确实，他在演说中向世界最大诗歌节之一——哥伦比亚麦德林诗歌节的长期组织者、哥伦比亚诗人费尔南多·伦东及其他文化工作者致敬。伦东通过组织麦德林诗歌节这一年度活动，抹去了毒品带给麦德林的污点，帮助这个国家终结了长达五十年的内战，他藉此在数年前的瑞典获得了“另类”诺贝尔奖。
在阅读吉狄马加关于伦东那美好而精练的演讲时，我满心喜悦，因为我曾在麦德林诗歌节上朗诵过（有五千人到场，无一人离席，即使下着瓢泼大雨）。我同费尔南多和另外来自世界各地的三十五位诗人及文化工作者一起，周围是在2011年创立了世界诗歌运动的人们，这场运动的参与者每三周左右就会通过电脑相互来一次全球聊天，费尔南多负责掌舵。
2015年8月，我同吉狄马加在他与同仁们几年前创办的青海湖诗歌节上见面，我和我妻子、生于瑞典的诗人昂内塔·法尔克受邀朗诵我们的诗作。我很骄傲地说，从那以来，我就借由诗歌墙确信（诗歌墙包括巴勃罗·聂鲁达、兰斯顿·休斯、杜甫、奈莉·萨克斯、保罗·策兰和其他许多同类诗人的形象，还有诗歌广场的二十四座雕像，雕刻的是世界最伟大的史诗的作者或主人公，包括《吉尔伽美什》《贝奥武甫》《罗兰之歌》、但丁、沃尔特·惠特曼等）——这一切都令我确信，吉狄马加不仅是一位卓越的诗人，还是一股借传播诗歌艺术而变革世界的文化力量，如果有哪位作家配得上诺贝尔文学奖，那便是他了。在我所到过并朗诵过作品的国家里，我从未见过比中国通过吉狄马加的能量所展示出来的更灿烂的对于诗歌的崇敬。
他的长诗《致马雅可夫斯基》，是对20世纪首位流浪诗人、百年前首位全心全意拥抱共产主义革命的诗人最好的描画。我为了读到这首百年一见的、兼具救赎与复生的诗等待了六十余年，它就在这里，带着形象、韵律和呼吸的庄严，我确信它们将以继续反抗昔日曾威胁全体真正人类的种族主义和社团主义的巨大力量，去填补读者的想象。
正当我们需要马雅可夫斯基的时刻，吉狄马加令他苏醒了。马雅可夫斯基唇边的光荣是诗歌的荣耀，是吉狄马加唇边的革命，带给我们通向未来的诗性力量！
2017年1月于旧金山
（胡伟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