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传播学和音乐传播学的原理、方法来观察广西地区和当代的音乐文化的产业运行，其本质就是思考当代音乐文化的传播发展，是音乐传播学这个新学科的进一步学术展开。

全书分为“广西民间音乐产业基础的个案研究”“广西专业院团演艺产业的个案研究”“现代传媒与中国流行音乐文化市场研究”“音乐文化产业模式之典型案例研究”“区域音乐文化与高校专业应用教学研究”五个部分，为此，此项科学研究就坚实地立足于广西丰厚的音乐文化沃土，扎根于传统的史论调查，覆盖于现实的音乐文化创造实践和传播实践。全书理论与实践并重，实践与人才培养教育并重，层次清晰，布局合理，内容丰硕，有血有肉，行文流畅。它凝聚了一批中青年教授学者的创造性学术劳动，体现出他们别具慧眼的观察角度，独特而紧密联系实际的选题，细致的调查与分析，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

吴霜 苗族，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音乐学院副院长，广西艺术学院“优秀教师”。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员，中国音乐传播学会会员。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培育基地“中国—东盟音乐文化跨界传播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音乐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中国—东盟音乐周学术总监。

马栋梁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音乐文化传播学专业专任教师，中国音乐传播学会会员。主要担任音乐文化传播、音乐社会学、音乐营销学等课程的教学。近年于省级及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在国家级、省级、厅局级各类赛事中获奖十项，是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东盟音乐文化跨界传播研究中心”学术骨干。

杨柳成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传播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音乐欣赏与评论，主要担任西方音乐史、音乐名作欣赏、音乐美学、流行音乐概论等课程的教学。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获“第三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一等奖、“第五届广西音乐金钟奖”理论评论提名奖。主持及参与省级科研、教改项目多项；出版独著《危机时代的自我救赎——勋伯格音乐作品研究》，合著《侗族大歌》。

目 录

广西民间音乐产业基础的个案研究 1

广西少数民族音乐保护与旅游资源开发之应用探析 吴霜 3

广西桂平西山佛教音乐在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应用基础研究 周韵欣 吴霜 7

论大众传媒对当代牛歌戏发展的影响 李宛蔚 马栋梁 21

论当代歌墟文化传播的功能“替代”现象——以广西壮族歌墟为例 马栋梁 37

论社会传统文化对广西藤县当代牛歌戏文化传播的影响 马栋梁 42

广西专业院团演艺产业的个案研究 51

南宁市粤剧团的文化产业发展案例分析 黄云燕 马栋梁 53

论音乐文化生态环境对广西彩调剧团发展的影响——以新版《刘三姐》为例 庞莹 马栋梁 63

桂剧剧目的历史嬗变与广西桂剧的演艺发展 王桢 吴霜 72

现代传媒与中国流行音乐文化市场研究81

论网络流行音乐“海量化”对流行音乐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马栋梁 83

论21世纪中国摇滚乐的发展——以媒体关注度和听众接受度为视角 钟冰琴 杨柳成 90

传媒音乐文化要注重审美品位 王韡116

音乐文化产业模式之典型案例研究 123

论明星导师在《中国好声音》品牌打造中的作用 马栋梁 125

广西南宁市琴行音乐文化产业调查与分析 李奇龙 131

论“刘三姐艺术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吴霜 141

从《印象•刘三姐》到《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

——中国大型山水实景演出的经营创收模式变迁 张文昭 147

音乐传播链条上的音乐文化产业典型案例研究

——《印象•刘三姐》之产品唯一性分析 马栋梁 172

区域音乐文化与高校专业应用教学研究183

音乐传播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以广西艺术学院为例 马栋梁 185

区域音乐史研究与地区高校“音乐史”专业教学的探索与思考

——以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史专业为例 李莉 192

音乐学专业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改革研究

——以文化产业发展背景下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建设为例 吴霜 196

后记 203

序

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南部，是我国唯一与东盟国家海陆相接的省区，也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缘、族缘优势，以及它那山环水绕、碧山秀水、繁花似锦、稻香蔗甜、鸢飞鱼跃的生态环境和勤奋的壮、汉、瑶、苗、侗、京、仫佬、毛南、回、彝、水、仡佬等各民族人民，造就了广西地区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传统。当这个传统来到了当代，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多民族的音乐文化土壤，已经结出了丰富的、富有时代气息的艺术硕果。比如，“刘三姐艺术文化圈”的形成、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当代藤县“牛歌戏”、当代壮族的“歌墟”文化、新版彩调歌舞剧《刘三姐》、广西桂剧《烽火南欧》等一系列的音乐、舞蹈、戏剧的创造和展演，继承了本地区的优秀文化基因，发展了当代的民族音乐艺术，传播了壮观的文化正能量，强化了当代优秀艺术的社会影响并收获了丰硕的旅游经济效益。

学术著作《传播学视阈下区域音乐文化产业系统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本书以传播学，特别是音乐传播学的原理、方法来观察广西地区和当代的音乐文化的产业运行，其本质就是思考当代音乐文化的传播发展，是音乐传播学这个新学科的进一步学术展开。

全书分为“广西民间音乐产业基础的个案研究”“广西专业院团演艺产业的个案研究”“现代传媒与中国流行音乐文化市场研究”“音乐文化产业模式之典型案例研究”“区域音乐文化与高校专业应用教学研究”五个部分，为此，此项科学研究就坚实地立足于广西丰厚的音乐文化沃土，扎根于传统的史论调查，覆盖于现实的音乐文化创造实践和传播实践。全书理论与实践并重，实践与人才培养教育并重，层次清晰，布局合理，内容丰硕，有血有肉，行文流畅。它凝聚了一批中青年教授学者的创造性学术劳动，体现出他们别具慧眼的观察角度，独特而紧密联系实际的选题，细致的调查与分析，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

我们提倡的学术研究，就是要联系现实并关注现实的研究。在音乐文化产业的研究中，同样要遵循这种轨迹。因为，音乐文化产业活动，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而这项实践活动的本质，就是音乐传播活动。研究音乐文化产业，就是研究音乐传播活动的得失利弊: 观察传播活动的成果或后果，究其结果的原因或缘由，思考健全的传播手段，展望未来的希望和发展。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我认为，这就是音乐文化产业的学术型、责任型的思考方法，其中贯穿着对研究对象核心价值观的观察与评价。它要求我们的学者，热情地走向社会，又冷静地坐下来研究和思考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总结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双赢的成果。今天，我们的音乐文化产业研究，绝不是大哄大闹地玩“花拳绣腿”，绝不是去吹捧和欣赏“铜臭气”，绝不是为人“抬花轿”或自我炒作地吹牛皮。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传播学视阈下区域音乐文化产业系统研究》全书充满了对现实良性发展的责任感、事业感和冷静的科学探索精神、民族音乐文化的推动精神。

我们提倡的学术研究，还要在关注现实的空间中体现出批判精神。音乐文化产业的研究，绝对不应排斥对不良音乐文化现象的批评。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既不能忽视和否定这些指标，又不能把这些指标绝对化，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因为，盲目地追求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必然会产生媚俗和低级趣味。音乐文化产业研究，有责任清理和批判这些媚俗和低级趣味，有责任弘扬那些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的作品，有责任点评和抨击那些既无思想、又无艺术而只图经济效应的“作品”。“不破不立”，我们只有破其顽固而庸俗的文化之“茧”，才能立其鲜活精神之艺术生命。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看，我个人又认为，《传播学视阈下区域音乐文化产业系统研究》在这方面也走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比如，论文《论网络流行音乐“海量化”对流行音乐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指出，“正是因为网络对流行音乐的发展带来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造成了网络歌星昙花一现，流行音乐作品风格同质化，作品内容过于苍白无力，刻意追求新、怪，行业竞争环境恶化，欣赏者审美疲劳加速等问题，这对流行音乐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对于众多从事网络流行音乐创作、演唱、传播的人士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警示。”论文《论21世纪中国摇滚乐的发展——以媒体关注度和听众接受度为视角》对中国摇滚乐提出希望，“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内心的执着，真诚与朴实，而不是一种一时兴起的发泄，更不是外表和行为肤浅的模仿，应是反映我们内心世界与文化气息。”论文《传媒音乐文化要注重审美品位》疾呼，“音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商业性的成分是越来越浓，但是我们不能为了这个商业性，丢掉音乐本体的东西，甚至伦理、道德的东西，一味地追求收视率、娱乐化，甚至极端到类似‘伪娘’现象……到如此的程度，那么艺术的重要本质属性——审美本质属性就会丧失殆尽。”

面对当代媒体风靡的“中国好声音”，论文《论明星导师在〈中国好声音〉品牌打造中的作用》客观地认为，“……从实际结果和媒体评论情况来看，该节目存在明显‘做比赛’的嫌疑，节目制作团队为了提高收视率、获得更大商业收益，在比赛的公平、公正性做出了一定的牺牲。这显然不利于该节目对社会民众社会价值观的正确引导。”论文还指出，从“产品创意”角度看，“《中国好声音》这档选秀节目是原版引进荷兰的《The Voice》。从核心创意、赛制到具体机位摆放、后期画面剪辑，几乎都是按照原版设计而执行，《中国好声音》并没有进行有效创新，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文化产业创意是支撑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无疑是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从艺术层面看，《中国好声音》所选拔出来的‘优秀’歌手，存在过于重视演唱技术、炫耀高音的嫌疑。……《中国好声音》这种以克隆国外模式、宣扬歌手演唱技巧博取观众掌声的方式只能是短时的。”

面对中国当代音乐校外培训市场，《广西南宁市琴行音乐文化产业调查与分析》一文也指出，“业余音乐考级制度的蓬勃发展，‘催生出庞大的音乐经济市场。除了乐器市场逐年壮大发展以外，考级教材、培训和家教也非常红火。考级市场繁荣的同时，也是鱼龙混杂，各种考级机构纷纷设立，针对音乐考级的教师教学质量也堪忧，除了艺术院校的教师和社会上一些专业人士作为培训老师以外，主流的还是艺术院校的学生以家教的形式来辅导，另外，考生的学习也不是很专一，不是注重音乐技能和素养的提高，而是以通过考级为目标，存在弄虚作假的现象’。”

以上，我们看到了本书在音乐文化产业研究中所渗透出的科学精神和批判精神，同时，它也向我们的读者发出了另外一个明确而响亮的声音，即高等学校的师生要搞科研，其科研的成果可以充实教学、改进教学、促进教学。在本书的第五部分“区域音乐文化与高校专业应用教学研究”中，我们也体察到了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与成果。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改革研究——以文化产业发展背景下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建设为例》一文中，作者总结、分析了广西艺术学院自2004年设置音乐学专业以来，教师们用紧密贯穿对“艺术价值、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追求为培养文化建设人才的教学目的与核心理念，强调了“实践平台”和“创意空间”的构建应基于深厚的学术理论支撑，使学生在系统地掌握专业知识及较全面了解文化市场发展规律的同时，能通过对专业知识的转换应用来参与和践行文化事业的新发展，而为广西高校培养服务于文化产业建设的专门人才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探索和实践。在《音乐传播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以广西艺术学院为例》一文中，反映出作者根据广西艺术学院实际情况进行学科发展定位，并采取以广西为重，发展广西地域特色的音乐传播学发展之路为基本思路。作者通过以身边的案例为切入点，理论联系实际，提高理论学习的趣味；通过创新思维的培养，加强理论认识的深度等方式，培养和提高学生创新思维方式、团队意识、逻辑调理能力。根据音乐传播学理论与实践并重这一特色，分析社会需求和发展现状，对学生进行各项针对性的应用训练。

总之，作为以音乐文化产业为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本书给我们的读者带来了一种新的启发、希望和期待，这就是，当代的音乐文化产业研究，不是经济学意义的研究，而是文化学意义的研究；不是纯数据的描述和堆砌，而是思想与认识水平的提升；不是空泛的理论口号和晦涩的外来术语炫耀，而是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现实感悟。这种感悟，更要贯穿于当代艺术教育，更要推广于人才的培养。只有这样，音乐文化产业研究，才能用以理服人的论述和合理的数据表述，冲淡和削弱当代“花拳绣腿”的社会思想基础，让我们的学生，远离对“铜臭气”的羡慕，避免“铜臭气”的熏染和诱惑。这样，我们的艺术价值理念就立于其中，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更立于其中。

曾遂今

2015年11月1日于北京

1.本书论点、视角新颖，是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培育基地•中国-东盟音乐文化跨界传播研究中心研究项目，广西区教育厅科研课题；

2.将音乐作为产业进行研究，视野颇大，可给立足个案研究的学者提供借鉴。

广西少数民族音乐保护与旅游资源开发之应用探析

吴霜

旅游产业文化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境内与境外旅游共同促进了我国旅游业的兴盛，特别是1980年以后，参加境内旅游的国民人数和出游次数均得到了迅速增长，这说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日益进步，人们不仅对各自的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追求，而且越来越想了解祖国各地的传统文化，同时，旅游者也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成了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现今，旅游资源开发及其市场发展往往是“旅游与文化联姻，市场与营销结合”的产品，但它所提供的不是具体的物质产品，而常常以地方文化和区域景观为特征性的资源消费，其中主要包括自然景观的四季变化及民俗秩序中的节庆周期。近年，笔者在对广西旅游景点的考察中发现，许多旅游景点在充分展示地方风光的同时，还通过各种地方性或民族性的音乐表演形式，将该地方、民族的传统观念不断地向游客传播。较之过去，广西各地的旅游发展未能集中于少数民族的形象宣传上，而现今在旅游景点的文化表演中已愈加突出少数民族的民族性，并把当地少数民族的歌舞或民俗表演作为主要的观赏或游客互动的内容。因此，当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各个景点逐步变成一种旅游产业后，我们应该利用该产业效益来传承和保护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

旅游景点的文化表演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空间和话语中被构建和生产出来的，它体现了人们对一种民族文化的认同。据旅游研究表明，现代的旅游者们在尽情感受自然景观的同时，其实也在积极关注旅游景点所在地的人文景观，即各种文化展示，如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绘画，因此，这就要求表演者在决定“表演什么”或“展示什么”的过程中扮演主动参与的角色。以往，表演内容的选择与设计多为旅游经营者所把握，因为在决定“表演什么”的时候，他要考虑到诸如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加强民族文化宣传等各种因素，故此，在旅游景点，经营者往往将现代生活的痕迹隐藏起来或局部消除，以满足旅游者通常期望在这里看到的所谓“传统的、原始的”表演及那种富有异域或异族情调的，不同于自己文化的生活形态，而表演者则不得不表演他们认为旅游者所希望看到的那些东西，这种文化表演往往是一种“旅游现实主义”的产物，同时，表演者是被动地参与了这个表演过程。整理自杰西卡•安德森•特纳著，杨利慧译：《旅游景点的文化表演之研究》，载《民族艺术》，2004年第1期。因此，他们的表演内容往往呈现出一种程式化的编排，固定动作或重复场景频频出现，以至于让表演者心存麻木而机械工作。我们要如何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让表演者有意识地选择用什么样的艺术语言来表达他们的真实情感，从而促进民族文化的宣扬和发展。

鉴于此，目前广西区内的一些旅游景点，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由政府机构或民族文化精英，又或文化经济投资者，对当地富有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给予一定的经费投入，组织部分能歌善舞的民族群众，尤以一些土生土长的文化人为核心，从局内人的角度来参与或决定哪些音乐或文化是应该被宣扬的。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银水侗寨”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典型的景点。银水侗寨位于龙胜县郊一个依山傍水的山脚下，由于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传统侗族文化作为人文基础，当地政府及地方人士共同努力在此修建了一个生态景观集中的小型侗寨作为民族风情点，并由当地的侗族文化精英吴某在此负责主要的旅游策划及文化表演。这些表演者一般都有着较好的艺术禀赋和文化基础，受本民族文化的涓涓沁润与集萃滋养而产生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情感眷恋，并自觉肩负责任。因此，作为群体，他们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进行传承，并扩散到全民族去；作为个体，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某些有着特定身份的社会文化角色，其个人的成就可能会大放异彩，体现出民族文化构建中的个人力量，所以，他们对当地民族音乐的保护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均起到重要的作用。“银水侗寨”的旅游特色是将民族风情展示映衬在一个流动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如“芦笙坪上青年男女踏歌起舞；古朴的木楼里，老妇们在悠闲地纺织和刺绣；青山绿水间来往着辛勤劳作的侗民……”整个歌舞表演和风俗展现贯穿其中，它突破了以往依托于表演空间与艺术编排为主导的常规模式，而是将民族内部的民俗特色及文化元素充分融入，形成层次多维的动态景观，使游客犹如情景构成而置身其中，因此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各地游客。

与旅游景点的艺术文化表演相比，民族生态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则是另一种具体的实施方式。民族生态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是对自然、人文环境，对传统艺术等有形和无形民族文化遗产在其原地由原住民进行自发保护，从而较完整地保留其社会自然风貌、民俗形态等文化因素的一种继承理念。整理自施惟达：《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构建》，载《民族艺术》，2004年第4期。民族文化遗产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历史积淀，它蕴含着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延续着形成各民族文化身份的思维方式与审美形态，这种珍贵的文化遗产是靠人们世代相传的民族智慧汇聚而成，因此，它对本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构成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民族音乐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与该民族特定的生态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换言之，不同的生态环境造就了不同的音乐文化。因此，文化艺术的价值，首先是对于社区居民而言的，他们的态度从根本上决定着这些遗产是否被传承或被遗弃。

将生态社区中的民族音乐进行保护是一个动态的传承过程，它的核心因素主要表现为把原生艺术进行时代性的宣扬和发展。目前，在中国一些民族地区已有不少涉及民族音乐遗产保护的社区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云南丽江的纳西古乐。当下，广西各民族县市正在逐步开发以原生民歌、民族器乐、传统戏曲为核心的文化生态旅游，同时，通过展示其自身独有的节庆礼俗，构架起族内外民众共同参与的传承场域与活动空间。历史上，广西少数民族大多居于高地山林之中，且现今仍保留着以“梯田稻作”为中心的农耕色彩以及无本民族通用文字的生存样态。因此，以农耕事项为轴心、人生历程为进序的各种民俗活动，贯穿着整个族群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使族人受到民族信仰的洗礼与传统文化的启迪。对此，广西各地政府文化部门为了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每年积极组织经费，通过各种形式对一些民族地区开展有如传统歌圩（三江“侗族大歌”节）、器乐坡会（融水芦笙坡会）、民族体育竞技（富禄“抢花炮”）等群体活动，以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吸引四方游客前来观看及参与。

除山地少数民族居多之外，广西北部湾区域还生活着一个依海而居，富有浓郁的海洋文化色彩及跨境民族特色的族群，即广西独有的少数民族——京族。京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自越南迁徙至广西东兴市江平镇巫头岛、山心岛、万尾岛（现被称为“京族三岛”）以来，其民族成员在汲取与融入多元文化的同时，积极传承本民族的“独弦琴、哈歌、喃字”等民间艺术，彰显了京族音乐独有的艺术魅力。此外，京族作为中越跨境的同源民族，它在“双边”共处的风俗习惯、语言形态及文化语境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自2014年共建“友谊村”开始，京族“哈节”作为双方重要的民族节日（越南万柱于每年农历六月初一举办，东兴万尾则为每年农历六月初九开展），为中越民间歌手搭建了紧密交流的音乐桥梁，形成了极富跨境民族特色的文化资源，并已逐步成为打造当地旅游文化品牌的重要基础。

小结

概言之，虽然高山大川仿佛天然屏障，致使少数民族的生活区域常年封闭，社会经济发展缓慢，限制了当地民众与外界事象进行交流的可能，这恰好又不自觉地保护了音乐与文化的原生性和地域性，使得不少民族民间音乐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得以保存和延续，进而成为当地旅游宣传中的文化亮点。可见，民族生态社区中既有自己的音乐文化生长点，即一种“原始”的文化存在；又有在外部力量的扶持和引导下被不断构建起来的一种新的“传统文化”。正如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在其《科学场域的特殊性》一文中提出： “整个社会空间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场域（field)，每一个独立的场域都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创设而成的，是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具有作用生成和停止的边界。”从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中可以看出，场域是由社会成员依据内在关联的逻辑关系而组成的统一体，其形成受个人、族群、自然、文化等属性的影响，而同时赋予场域不同的社会功能。因此，场域是各种民间文化和艺术种类繁衍的土壤和温床，它积淀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内部情感。总之，少数民族音乐从一个文化侧面反映了先辈的生活方式，并生动地保留着各民族内部的思想观念，同时也丰富了民族社会的精神内涵，所以世界各国莫不重视对本国民族音乐的保存，并将其常与旅游观光事业相结合，以提升国民生活质量，带动地方繁荣。因此，加强广西少数民族音乐的保护与地方旅游经济建设相结合，愈加凸显其强烈的人文召唤和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