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姚北古玩城以500元的价格得到了一部清宣统三年（1911）格思堂木活字本《上虞西华顾氏宗谱》，全本应该是三十二卷三十二册，缺了一册卷二十六，只存三十一册。这是我第一次有了全方位的家谱概念，在此之前，只是偶尔听说过家谱，根本就不知道家谱到底长什么模样。意想不到的是，就是这部家谱，成为了我家谱收藏的发轫，并由此改变了人生轨迹。我的生命，竟然会与家谱如此地紧密相联。我，就这样成了“有谱”的人。更有意义的是，从此，再没“离谱”。
有意识并主动在家谱中查找名人，则要从湘乡《筻口黄氏四修族谱》算起。这是一部湖南地区的家谱，民国三十六年（1947）敦本堂木活字本，十二集二十册。就是在这部家谱中，我花费了很多的精力，从里面找到了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到长沙》“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中提到的主人公黄公略。这件事我记在了拙著《中国家谱藏谈》中的“红色名人家谱”系列中：“当时在翻阅陈玉堂先生所著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时，查到黄公略字‘家杞’，结合谱中有‘家’字辈排行，心里就预感这很有可能就是黄公略的家谱，经一番查找，果然在‘亥集上’三十一叶上找到了他的世系。”家谱中记载，他“名础，谱名家杞，字汉魂，号公略，行字六”，后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壬申九月二十一日辰时序殁于军次，葬于江西吉安县之六度亭”。就这几行字，可以修正当下对黄公略的某些记载，比如名、谱名、行、牺牲时间、葬处等等，很有参考价值。
这实实在在地让我感受到了在家谱中找到名人后所带来的无法言语的快感。这是2002年的事，距收藏第一部家谱《上虞西华顾氏宗谱》已经有好多年，对于名人家谱的领悟，似乎有点迟。不过，也并不是不知道名人家谱的珍贵，而是名人家谱太少，太难找。虽然有族必有祠，有祠必有谱，但名人，并不是每一个家族都会有，尤其是那种第一流的名人。家族没出名人，家谱中当然也不会有名人。当然，那类远古的名人不能算，太过虚谬。我曾见过以雷震子、蓝采和、吕洞宾、程咬金为先祖的家谱，还有姓岳的必以岳飞为祖先，姓苏的祖先是苏东坡，好多姓李的家谱中还配有三十六帝像或赞，我认为这些都是难于说得明白的事，所以在我这儿也就不算作名人家谱，尽管当下有很多人特别钟情这一路的。他们兴高采烈，乐此不疲，我既无权干涉，也无多大兴趣提出不同意见，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嘛。我本人所喜的，是近现代出了名人的家族修的家谱，因为相对“靠谱”些。
对于我个人来说，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思绥草堂藏稀见名人家谱汇刊》，把存世量稀少的名人家谱变成人人都有可能查阅得到的大众出版物，便是一件“靠谱”的事。
让我得意的是，这些名人家谱，除了极少数的几部如毛泽东家族的《韶山毛氏族谱》、詹天佑家族的《詹氏宗谱》之外，大部分都是以普通家谱的价格收藏到的。这也是收藏名人家谱的最大魅力之一。在当下，家谱收藏有两大版块最为受到家谱藏家重视，那就是“名人家谱”和“稀姓家谱”。所谓“稀姓”，就是人口稀少的姓氏，这些家族所修的家谱，便是“稀姓家谱”。确定一部家谱是不是稀姓家谱，看家谱的姓氏在平时生活中是不是少见就是了。比如我的“励”姓，《百家姓》中都没有收录，肯定就是稀姓了。我们家族的《姚江励氏宗谱》，就是稀姓家谱，非常直接就能判断。
而名人家谱却并非如此。不花费一番工夫，就很难判断这部家谱里面是不是有名人世系记载。张国焘家谱便是一例。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而家谱却叫做《浏阳张氏族谱》。浏阳在湖南省，张国焘是江西人，如果不细心分析，怎么可能会想到湖南家谱中会有江西人的世系。《浏阳张氏族谱》整部多达八十七册，在里面翻找张国焘的世系记载，工程量特别大，我是花了近十天的工夫，才发现了张国焘世系的记载，说他是“甘宁陕边区政府代理主席”。这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修的家谱，而这个时候，恰恰是张国焘人生最底谷的时候，因为就是从1937年开始，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了大批判。当然，这跟家族修家谱无关。只是从发现这一“秘密”之后，我是见一部收一部，到目前为止，已收藏了六部相同版本的《浏阳张氏族谱》，因为几乎没人知道张国焘就出自这个家族，市场价格自然都不高。
有意思的是，国家图书馆也有一部《浏阳张氏族谱》，仅残存六十五册。当我告诉他们这就是张国焘家谱的时候，他们一时还不相信，来问我张国焘的世系在某卷某页，我提供了相关信息后，他们果然找到了张国焘的记载，自然极为高兴，专门打电话来表示了感谢。张国焘在家谱中并不叫“国焘”，而是“功焘”，如果不细心，谁会想得到。
正因为名人家谱的“隐蔽性”，在我手上，就有很多的复本。比如中共著名烈士杨开慧家谱，有四部。北伐名将赖世璜家谱，民国修本有三部，而递修的同治、光绪各有两部。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柯庆施的家谱，有三部。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好多，因为确实是廉价得到的，也就多多益善了。
收藏界一直在说当下捡漏变得非常难，几乎已不可能。而在名人家谱这一系列中，捡漏却是常态。
遗憾的事，当然也有，比如“被捡漏”。错失马英九家族的《湖田马氏族谱》，完完整整五十四册，是我的一次“败走麦城”，它们反被同道捡了漏去，这也让我变成了“祥林嫂”，一直喋喋不休地诉说了好久。呵呵，现在不能再说了，再说面子里子都没了。
手头上还有很多部名人家族的残谱，因为不完整，甚至正好缺失了名人的世系，而成为一时无法弥补的缺憾。比如像现代著名女作家谢冰莹家族的湖南新化《谢氏通谱》，民国二十六年木活字本，存四十五册，她的父亲谢玉芝还是这部家谱的主修，然而我所藏的这一部恰恰缺了谢冰莹所在的“熹隆户”世系。民国二十一年（1932）木活字本湖南长沙《塘冲周氏谱》仅存前十九册，晚清著名学者周玉麒、周寿昌的世系却均在下半部。江西弋阳《甘棠邵氏传芳谱》收藏了民国时期的两个修本，每一个修本完整都只有两册，偏偏各缺了上册，而邵式平的世系正好在所缺的这一册。曾担任过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校长，有“一代完人”之称的王星拱，他家族的安徽怀宁《王氏宗谱》，是1949年笃本堂铅印本，全三十五册，我所藏的正好缺了有王星拱世系的这一册，存三十四册。类似的例子指不胜屈，真是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
当然，月有缺也有圆，有时候无意或有意中补全，又有一种惊喜叫作喜出望外。清代“首富”江春的《歙东竦源济阳江氏宗谱》，我是先有后面九册残本，后来又配上了第一册，而成完本。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的家谱，是民国十年（1921）庐江堂木活字本湖南宁乡《沩宁何氏续修族谱》，三十三卷首四卷，全本应该是三十八册，缺了其中的五册。尽管知道何叔衡是这部家谱的总纂，但他的世系就是找不到，后来过了近三月，在一位专跑湖南做生意的宁波书商家里，无意中发现了民国十年本的残谱九册，而这九册谱中我所缺的五册竟然全部都在，何叔衡的世系恰恰就在其中，似乎就在那儿等着我来配齐。这事讲起来和听起来都觉得神奇，何况是亲历，实在是神奇得不要不要的。后来我不但有了1949年递修的《沩宁何氏十一修族谱》，还有了何叔衡尚未出世之前所修的同治四年（1865）《宁邑造钟何氏八修族谱》。
还有一种名人家谱，叫做名人的“祖谱”。一般来说，名人尚未出世之前家族修的家谱都应该称为“祖谱”，比如这部同治四年的《宁邑造钟何氏八修族谱》，就是何叔衡的祖谱。祖谱又能分为两种，一种是知道了父亲或者祖父甚至曾祖父的信息，能正确考断出名人出自某房某祖支下，这是相对较好的一种，同治四年《宁邑造钟何氏八修族谱》就是。另一种是能确定就出自这个家族，却无法查知其祖上的线索，这种最令人煎熬。比如道光三十年（1850）庆源堂木活字本湖南衡山《秦氏四修族谱》十卷十册，能确定已故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就出自这个家族，却因为年代相距甚远，不知道他祖父或曾祖父的信息，而无法判断其出自某房。现代著名作家张天翼家族的湖南湘乡《北门张氏族谱》，我藏有咸丰四年（1854）和乾隆四十一年（1776）两个修本，民国时期大汉奸安徽省伪省长罗君强就出自于光绪二年（1876）敦本堂木活字本的湖南邵阳《罗氏四修族谱》，但因为相同的原因，都无法最后确定。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而最“靠谱”的做法是，只有留待以后有机会收藏到续修的家谱或者更详细的资料，才能搞清关系。
说起名人家谱，我总能唠唠叨叨地说好久。从“有谱”，到不“离谱”，做“靠谱”的事。接下来，我认为还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摆谱”。当然不摆别的，就摆摆那些名人家谱。
于是，就有了《名人家谱摭谈》。既是跟师友们共享，也是一次赤裸裸的显摆，很是过瘾。当然，这只是思绥草堂所藏名人家谱很小的一部分，以后还有机会，咱们继续慢慢“摆谱”。
是为序。
励双杰2015年12月25日
